【新唐人2017年10月24日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新時代」，是近期大陸媒體熱議的話題。中國處於一個怎樣的時代？目前的主要矛盾又是什麼？我們採訪了中國的專家學者，今天來看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先生的觀點。
自從十九大報告中提及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主要矛盾已經變為人民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後，「主要矛盾」和「新時代」就成為這幾天大陸媒體競相宣傳的關鍵詞。
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先生提出了「法治」問題。
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我覺得當前的主要矛盾還是，核心的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問題。如果說最核心的是法治的問題。法治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解決，而是聯繫著叫『制度保障』。我們現在太缺乏這種以法治為核心的制度保障。」
為什麼將法治問題，作為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呢？
趙國君：「可以直接說，就是中國社會出現了矛盾的時候，靠什麼來解決？無論是普通民眾的民事法律關係、行政法、刑事法律，這三大法律意義上的遇到的矛盾，它解決的東西，法治是最主要的制度訴求。」
近年來中國社會頻繁爆發的民間抗爭，中共耗費的鉅額維穩費用，以及十九大前的超強維穩，實質上都顯示出，本應解決社會矛盾的「法治」，實際效果如何。
趙國君：「現在看來，無論是民間的矛盾，還是黨內的危機，都應該理論上是規約於法治，受制於法治。但現在我們很少看到法治的影子不說，即便有法治存在的地方，效果很差。我們甚至可以做出結論說，法治並沒有有效的解決社會矛盾。」
在效果很差的情況下，如何加強法治？趙國君表示，實際上，法治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任何權力濫用、反對特權，因此加強法治，應該回到真正憲政的路上，而執政黨想用強權推動法治，效果不好說。
趙國君：「我們知道，只要是有一個強力，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管黨？誰來管這麼大的權力？這就成了一個悖論式的問題。當然黨會提出來說『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種做法我們也可以理解，但是從歷史和法治的角度來說，一個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一個組織也是這樣。」
趙國君指出，這也就是三權分立的要義，權力要被分散，同時受到監督，才能加強法治，但這又成為一個悖論，沒有民主制度，專制制度下要實現法治就更難。
此前有很多學者不乏擔憂的指出，中國正面臨大變革的時代，而目前黨媒正高調宣傳中國進入「新時代」。如何看待身處的這個時代，趙國君並不樂觀。
趙國君：「我認為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因為這個危機並不是官方媒體的宣傳，是我們能夠作為學者或者專家能更深的看到的東西。這個危機我認為大的方面，無論從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包括經濟、文化、教育，符合人類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制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趙國君分析，在政治制度層面，中共也公開說面臨「嚴峻的挑戰」。從民間來說，缺乏能真正實行自治的「中間體」，來作為官民之間的緩衝。而經濟看似很猛，但真正的市場經濟要求按照市場來資源配置，前提就是法治。同時國企的坐大使得民營和私企發展空間逼仄。另外，文化藝術管控的體制還是蘇聯式的，教育黨化的問題又非常嚴重，這些危機都使他憂心忡忡，期待得到改變。
採訪／秦雪 編輯／尚燕 後製／陳建銘
自從十九大報告中提及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主要矛盾已經變為人民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後，「主要矛盾」和「新時代」就成為這幾天大陸媒體競相宣傳的關鍵詞。
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先生提出了「法治」問題。
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我覺得當前的主要矛盾還是，核心的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問題。如果說最核心的是法治的問題。法治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解決，而是聯繫著叫『制度保障』。我們現在太缺乏這種以法治為核心的制度保障。」
為什麼將法治問題，作為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呢？
趙國君：「可以直接說，就是中國社會出現了矛盾的時候，靠什麼來解決？無論是普通民眾的民事法律關係、行政法、刑事法律，這三大法律意義上的遇到的矛盾，它解決的東西，法治是最主要的制度訴求。」
近年來中國社會頻繁爆發的民間抗爭，中共耗費的鉅額維穩費用，以及十九大前的超強維穩，實質上都顯示出，本應解決社會矛盾的「法治」，實際效果如何。
趙國君：「現在看來，無論是民間的矛盾，還是黨內的危機，都應該理論上是規約於法治，受制於法治。但現在我們很少看到法治的影子不說，即便有法治存在的地方，效果很差。我們甚至可以做出結論說，法治並沒有有效的解決社會矛盾。」
在效果很差的情況下，如何加強法治？趙國君表示，實際上，法治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任何權力濫用、反對特權，因此加強法治，應該回到真正憲政的路上，而執政黨想用強權推動法治，效果不好說。
趙國君：「我們知道，只要是有一個強力，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管黨？誰來管這麼大的權力？這就成了一個悖論式的問題。當然黨會提出來說『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種做法我們也可以理解，但是從歷史和法治的角度來說，一個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一個組織也是這樣。」
趙國君指出，這也就是三權分立的要義，權力要被分散，同時受到監督，才能加強法治，但這又成為一個悖論，沒有民主制度，專制制度下要實現法治就更難。
此前有很多學者不乏擔憂的指出，中國正面臨大變革的時代，而目前黨媒正高調宣傳中國進入「新時代」。如何看待身處的這個時代，趙國君並不樂觀。
趙國君：「我認為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因為這個危機並不是官方媒體的宣傳，是我們能夠作為學者或者專家能更深的看到的東西。這個危機我認為大的方面，無論從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包括經濟、文化、教育，符合人類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制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趙國君分析，在政治制度層面，中共也公開說面臨「嚴峻的挑戰」。從民間來說，缺乏能真正實行自治的「中間體」，來作為官民之間的緩衝。而經濟看似很猛，但真正的市場經濟要求按照市場來資源配置，前提就是法治。同時國企的坐大使得民營和私企發展空間逼仄。另外，文化藝術管控的體制還是蘇聯式的，教育黨化的問題又非常嚴重，這些危機都使他憂心忡忡，期待得到改變。
採訪／秦雪 編輯／尚燕 後製／陳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