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11月13日訊】【編者按】：提起鄧小平，國人了解最多的無非是：劉鄧大軍、三起三落、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六四屠殺。而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近二十年的時間裡，鄧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都做了些什麼？在中共官方的歷史裡基本上是空白。就是在網絡資訊高度發達的今天，網上也幾乎搜不到更多的相關資料。似乎官方不願意談論這一時期的鄧小平。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刻意掩蓋、隱瞞這段歷史呢？是其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情？還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我們從為數不多的歷史資料中尋找答案，試圖告訴人們那段真實的歷史、一個真實的鄧小平，從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閉幕會議上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元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澤東主導改組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改選總書記一人。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黨、政、軍、經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書記處總書記組成政治局常委。此時的書記處權力極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都要接受書記處的領導。毛澤東在1958年6月作過這樣的批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
在毛澤東的着力安排下，鄧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排名在黨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後，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書記處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鄧小平擔任總書記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人員中，鄧小平既是常委，又是書記處總書記，既參與最高決策又負責具體執行，在政治局常委會享有主席級同等地位。鄧通過中央書記處直接參與中央對直屬各部委、政府、軍隊以及地方黨委的領導，位高權重。事實上，中共「文革」前的歷次運動都在鄧的實際領導之下。[2]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鄧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這還要從高崗事件說起。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調各大區書記到中央工作，強化中央權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區政府職權。進京的五大區書記分別是：東北區高崗、中南區鄧子恢、西南區鄧小平、華東區饒漱石、西北區習仲勛。五人中，高崗職位最高，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鄧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當時，一向聽命於毛澤東的劉少奇，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和毛產生了嚴重分歧，矛盾已經公開化了。毛澤東私下多次跟高崗談到這些問題，認為劉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讓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查閱東北敵偽檔案，了解二十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個人歷史問題在中共的內鬥史上歷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是日後毛把劉打成「叛徒、工賊」的依據。高崗對此心領神會，認為毛要打倒劉，便開始四處活動。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領導小組開會，商討毛澤東不在北京時由誰主持工作的問題。散會後，高崗跟鄧小平說：「少奇政治上不穩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還是輪流好。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高崗搞非組織活動，拉攏我。
劉少奇在中共黨內根深葉茂，勢力雄厚。高崗錯估了形勢，低估了劉的影響力。毛澤東想利用高崗給劉少奇「換換位子」的企圖沒有得逞，高崗反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後以自殺告終。
毛澤東看重的高崗倒台後，毛失去了一個可以制衡、替代劉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轉向了鄧小平。在「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中，鄧小平負責調查饒漱石。1954年4月，鄧接管饒漱石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祕書長。
1955年3月，鄧在黨內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鄧小平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筆者註：文革後，中共歷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饒事件」，雖然抹去了「集團」、「聯盟」字樣，但「反黨、篡權」的罪名依然存在，這和鄧不無關係。）
鄧小平一直是毛澤東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鄧小平在瑞金、會昌等地擔任領導時，積極推行毛澤東的「富農路線」，是毛的擁躉者之一，因此成為共產國際派排擠、打擊毛時的「標杆」，被稱為「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毛派頭子」，受到嚴厲批鬥與處分。自此，毛將鄧視為「自己人」。
中共官場歷來講「站隊」，不然，能力再強也枉然，鄧小平站對了隊。隨着毛澤東重新奪回權力，鄧小平開始逐漸復出。至1943年，鄧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此後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鄧小平被打倒時，1967年 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3]可見毛對鄧的看重。
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在具體執行中央的決定中，擁有極大的權力和相當大的操作空間。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大躍進運動中，鄧小平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身分，積極貫徹、執行着毛澤東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祕密報告，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了猛烈的政治震蕩，引發蘇聯國內及其衛星國的一系列騷亂。6月，波蘭爆發大規模罷工、遊行的波茲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發民眾抗議政府導致蘇聯入侵鎮壓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發動了「整風」和「反右運動」。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着重講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
會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常委分頭到外地，積極宣講毛的講話。
4月25日，鄧小平「審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初稿）》」[4]，批示楊尚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自此開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討論整風運動問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44人。會上，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5]
此後，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三十多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專院校座談會，徵求對中共整風的意見。這些發言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刊載，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各地紛紛仿效，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
1957年5月14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出：「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6]
5月15日，毛澤東開始着手撰寫《走向反面（未定稿)》（後又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12日印發黨內。文中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7]
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聲稱：「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
這兩篇都是內部文件，當時並未公開。根據這兩份內部文件，鄧小平於5月18日審改《人民日報》社論稿《繼續爭鳴，結合整風》。同時，鄧小平也開始為開展「反右」鬥爭積極進行準備。
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黨委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着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8]
5月21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報紙宣傳報導問題，指出：「要組織力量搞幾十篇東西，由《人民日報》放出去。現在分門別類作準備，累計素材，有的寫長文，有的寫短文。」並作了具體安排，擬定一批題目和作者，確定審稿人和交稿日期。25日上午，主持書記處召集的各大報紙負責人會議，「研究如何寫文章回答黨外人士的批評問題。」[9]
5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整風鳴放情況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報告。
從鄧小平年譜語焉不詳的記錄中還可以看到，鄧多次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研究部署整風反右工作；聽取各部門、各地關於整風鳴放的彙報；出席中央、地方會議，討論整風反右問題；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闡述整風運動的目的、方針、策略；傳達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
鄧小平將毛澤東「反右運動」的「旨意」戮力落到實處。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
這份黨內指示中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10]
6月9日，鄧小平早就布置好的文章開始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
從6月5日開始，鄧小平穿梭於遼寧、吉林、黑龍江、瀋陽、西安、成都、濟南、上海、南京、廣東等地，聽取東北、西北、西南、華東等地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關於整風、大鳴大放情況的彙報，作報告、檢查、指導反右工作，再回北京將之上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指導中共中央各部門進行「整風」、「反右」運動。7月上、中旬，鄧小平找中高級幹部開會和講話，指揮運動前進，繼續鼓勵「鳴放」，不厭其煩地強調「放長線釣大魚」、「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讓「牛鬼蛇神都現出來」，並指示要再深挖、要加大對右派的輿論轟炸，真正的「大魚」還未出來，「反右」鬥爭必須繼續深入。
在7月8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電話會議和7月12日晚的統戰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整風「反右」報告，說：「對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溫情主義」，「狠就是用充分論點和事實根據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才是狠」，「打他兩下子不是狠，是粗暴」。在思想上對右派要做無一疏漏的地毯式駁斥，使之思想徹底「破產」。[11]
正因為有了鄧小平的「狠」，各地才有了中央這把「尚方寶劍」揮向「右派」，把「右派」斗得更加「體無完膚」。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說：「從今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民主黨派、新聞出版界、科學技術界、文藝界、衛生界中進行。8月以後逐步向工人、農民、工商界、中小學教職員展開。軍隊也同時開展了整風，現在正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
在毛澤東謀劃指揮，鄧小平執行操作下，反右運動這把火從中共黨外燒到黨內，從大專院校燒到民主黨派，燒向全國。
反右一開始，中共對於如何劃分右派沒有正式文件。6月19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文中提出六條區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標準，但沒有劃分右派的具體界線和標準，各地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定。但在那個寧左勿右、緊跟形勢的年代，說句提意見的話甚至領導不中聽的話都會被打成右派，可以想見，右派範圍、人數的擴大和急劇增加就在情理之中了。
7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問題的通知》。通知把右派人數擴大一倍，全國的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從400人擴大到800人。報紙上點名人數，也允許從右派骨幹總數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澤東起草《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說：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逐步增多。」據此指示，鄧小平領導的反右鬥爭領導機構，把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國民黨軍官、國民政府官員家庭成員統統戴上右派帽子。他們中有的連一句反黨的話都沒說過，也硬給戴上帽子湊比例；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被劃成右派的人遭受批鬥打罵，受盡屈辱，他們的家人也都成了賤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0月15日，中共正式發出由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此時距「反右」開始已超過四個月。薄一波晚年所謂，劃分右派的標準下達晚了，是「反右」嚴重擴大化的主要教訓之一，只不過是在為鄧找理由開脫而已。因為這個標準下發後，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仍然持續攀升，除了與毛澤東指示將運動擴大範圍有關外，更是因為鄧小平對毛澤東指示的積極執行和對運動的大力引導。
作為中共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手握劃定右派的「生殺大權」。 7月，鄧小平指示相關各部門提出處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鄧指出：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處理不宜過分，以便對右派分子繼續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寬大無邊，混淆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見，鄧對於右派實是以中共的敵我矛盾來處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正是這個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決定，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了悲慘的人間地獄，更是在大饑荒到來時無人顧及而自生自滅。和前蘇聯古拉格一脈相承的勞教制度，也為中共以後隨意抓捕、關押、奴役、迫害民眾打開了地獄之門。
12月3日至6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關於國家薪給人員、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也同樣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制定。
反右運動，是中共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犯罪行為，毛澤東為了鞏固中共政權，消滅臆想中潛在的「階級敵人」，不惜動用國家機器構陷迫害眾多無辜的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作為毛的副帥、反右總指揮的鄧小平在運動中戮力執行毛的意圖和指示，積極領導、大力推動運動發展，將毛澤東的臆想變成血淋淋的現實。
55萬多知識分子因此被剝奪了最基本的人權，批鬥、凌辱、勞改、坐牢、刑訊逼供、強迫認罪、自污互污、超負荷勞役、累死、餓死、酷刑毒打致死、被逼自殺、槍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滴滴血淚，罄竹難書！這些中共人為製造出來的「政治賤民」，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難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慘命運。55萬多右派，除了幾個毛澤東留作反面教材的大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時僅有10萬餘人。
根據中共的官方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錯率達99.98%。就是這樣的錯誤率，鄧小平還堅持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因而留下96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以維護他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光輝」形象。
[1]李銳，《李銳文集》，卷三，《「大躍進」親歷記》，下冊，南方出版社，1999年，465-466頁。
[2]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17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58-1359頁。
[5]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3頁。
[7]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24-427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1366、1368頁。
[10]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32-433頁
[11]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古風）
中共反右運動的總指揮：鄧小平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刻意掩蓋、隱瞞這段歷史呢？是其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情？還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我們從為數不多的歷史資料中尋找答案，試圖告訴人們那段真實的歷史、一個真實的鄧小平，從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書記處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的副元帥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閉幕會議上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元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澤東主導改組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改選總書記一人。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黨、政、軍、經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書記處總書記組成政治局常委。此時的書記處權力極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都要接受書記處的領導。毛澤東在1958年6月作過這樣的批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
在毛澤東的着力安排下，鄧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排名在黨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後，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書記處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鄧小平擔任總書記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人員中，鄧小平既是常委，又是書記處總書記，既參與最高決策又負責具體執行，在政治局常委會享有主席級同等地位。鄧通過中央書記處直接參與中央對直屬各部委、政府、軍隊以及地方黨委的領導，位高權重。事實上，中共「文革」前的歷次運動都在鄧的實際領導之下。[2]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鄧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這還要從高崗事件說起。
告密高崗，藉機上位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調各大區書記到中央工作，強化中央權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區政府職權。進京的五大區書記分別是：東北區高崗、中南區鄧子恢、西南區鄧小平、華東區饒漱石、西北區習仲勛。五人中，高崗職位最高，所謂「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鄧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當時，一向聽命於毛澤東的劉少奇，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和毛產生了嚴重分歧，矛盾已經公開化了。毛澤東私下多次跟高崗談到這些問題，認為劉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讓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給高崗一項「絕密任務」：查閱東北敵偽檔案，了解二十年代劉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的情況。個人歷史問題在中共的內鬥史上歷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是日後毛把劉打成「叛徒、工賊」的依據。高崗對此心領神會，認為毛要打倒劉，便開始四處活動。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領導小組開會，商討毛澤東不在北京時由誰主持工作的問題。散會後，高崗跟鄧小平說：「少奇政治上不穩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還是輪流好。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鄧小平反駁道：「少奇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高崗搞非組織活動，拉攏我。
劉少奇在中共黨內根深葉茂，勢力雄厚。高崗錯估了形勢，低估了劉的影響力。毛澤東想利用高崗給劉少奇「換換位子」的企圖沒有得逞，高崗反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後以自殺告終。
毛澤東看重的高崗倒台後，毛失去了一個可以制衡、替代劉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轉向了鄧小平。在「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中，鄧小平負責調查饒漱石。1954年4月，鄧接管饒漱石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祕書長。
1955年3月，鄧在黨內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鄧小平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筆者註：文革後，中共歷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饒事件」，雖然抹去了「集團」、「聯盟」字樣，但「反黨、篡權」的罪名依然存在，這和鄧不無關係。）
「毛派頭子」，毛澤東的「自己人」
鄧小平一直是毛澤東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鄧小平在瑞金、會昌等地擔任領導時，積極推行毛澤東的「富農路線」，是毛的擁躉者之一，因此成為共產國際派排擠、打擊毛時的「標杆」，被稱為「鄧、毛、謝、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毛派頭子」，受到嚴厲批鬥與處分。自此，毛將鄧視為「自己人」。
中共官場歷來講「站隊」，不然，能力再強也枉然，鄧小平站對了隊。隨着毛澤東重新奪回權力，鄧小平開始逐漸復出。至1943年，鄧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此後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鄧小平被打倒時，1967年 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3]可見毛對鄧的看重。
四處宣講，積極準備整風
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在具體執行中央的決定中，擁有極大的權力和相當大的操作空間。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大躍進運動中，鄧小平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身分，積極貫徹、執行着毛澤東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祕密報告，給社會主義陣營帶來了猛烈的政治震蕩，引發蘇聯國內及其衛星國的一系列騷亂。6月，波蘭爆發大規模罷工、遊行的波茲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發民眾抗議政府導致蘇聯入侵鎮壓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發動了「整風」和「反右運動」。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着重講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
會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常委分頭到外地，積極宣講毛的講話。
4月25日，鄧小平「審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初稿）》」[4]，批示楊尚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自此開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討論整風運動問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44人。會上，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5]
此後，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三十多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專院校座談會，徵求對中共整風的意見。這些發言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刊載，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各地紛紛仿效，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
1957年5月14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出：「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6]
指揮輿論造勢，鼎力助毛「引蛇出洞」
5月15日，毛澤東開始着手撰寫《走向反面（未定稿)》（後又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12日印發黨內。文中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7]
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聲稱：「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
這兩篇都是內部文件，當時並未公開。根據這兩份內部文件，鄧小平於5月18日審改《人民日報》社論稿《繼續爭鳴，結合整風》。同時，鄧小平也開始為開展「反右」鬥爭積極進行準備。
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黨委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着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8]
5月21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報紙宣傳報導問題，指出：「要組織力量搞幾十篇東西，由《人民日報》放出去。現在分門別類作準備，累計素材，有的寫長文，有的寫短文。」並作了具體安排，擬定一批題目和作者，確定審稿人和交稿日期。25日上午，主持書記處召集的各大報紙負責人會議，「研究如何寫文章回答黨外人士的批評問題。」[9]
5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整風鳴放情況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報告。
從鄧小平年譜語焉不詳的記錄中還可以看到，鄧多次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研究部署整風反右工作；聽取各部門、各地關於整風鳴放的彙報；出席中央、地方會議，討論整風反右問題；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闡述整風運動的目的、方針、策略；傳達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
鄧小平將毛澤東「反右運動」的「旨意」戮力落到實處。
充當反右急先鋒，將反右之火燒向全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
這份黨內指示中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10]
6月9日，鄧小平早就布置好的文章開始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
從6月5日開始，鄧小平穿梭於遼寧、吉林、黑龍江、瀋陽、西安、成都、濟南、上海、南京、廣東等地，聽取東北、西北、西南、華東等地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關於整風、大鳴大放情況的彙報，作報告、檢查、指導反右工作，再回北京將之上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指導中共中央各部門進行「整風」、「反右」運動。7月上、中旬，鄧小平找中高級幹部開會和講話，指揮運動前進，繼續鼓勵「鳴放」，不厭其煩地強調「放長線釣大魚」、「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讓「牛鬼蛇神都現出來」，並指示要再深挖、要加大對右派的輿論轟炸，真正的「大魚」還未出來，「反右」鬥爭必須繼續深入。
在7月8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電話會議和7月12日晚的統戰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整風「反右」報告，說：「對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溫情主義」，「狠就是用充分論點和事實根據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才是狠」，「打他兩下子不是狠，是粗暴」。在思想上對右派要做無一疏漏的地毯式駁斥，使之思想徹底「破產」。[11]
正因為有了鄧小平的「狠」，各地才有了中央這把「尚方寶劍」揮向「右派」，把「右派」斗得更加「體無完膚」。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說：「從今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民主黨派、新聞出版界、科學技術界、文藝界、衛生界中進行。8月以後逐步向工人、農民、工商界、中小學教職員展開。軍隊也同時開展了整風，現在正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
在毛澤東謀劃指揮，鄧小平執行操作下，反右運動這把火從中共黨外燒到黨內，從大專院校燒到民主黨派，燒向全國。
主持制定《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手握生殺大權
反右一開始，中共對於如何劃分右派沒有正式文件。6月19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文中提出六條區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標準，但沒有劃分右派的具體界線和標準，各地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定。但在那個寧左勿右、緊跟形勢的年代，說句提意見的話甚至領導不中聽的話都會被打成右派，可以想見，右派範圍、人數的擴大和急劇增加就在情理之中了。
7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問題的通知》。通知把右派人數擴大一倍，全國的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從400人擴大到800人。報紙上點名人數，也允許從右派骨幹總數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澤東起草《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說：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逐步增多。」據此指示，鄧小平領導的反右鬥爭領導機構，把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國民黨軍官、國民政府官員家庭成員統統戴上右派帽子。他們中有的連一句反黨的話都沒說過，也硬給戴上帽子湊比例；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被劃成右派的人遭受批鬥打罵，受盡屈辱，他們的家人也都成了賤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0月15日，中共正式發出由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此時距「反右」開始已超過四個月。薄一波晚年所謂，劃分右派的標準下達晚了，是「反右」嚴重擴大化的主要教訓之一，只不過是在為鄧找理由開脫而已。因為這個標準下發後，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仍然持續攀升，除了與毛澤東指示將運動擴大範圍有關外，更是因為鄧小平對毛澤東指示的積極執行和對運動的大力引導。
作為中共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手握劃定右派的「生殺大權」。 7月，鄧小平指示相關各部門提出處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鄧指出：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處理不宜過分，以便對右派分子繼續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寬大無邊，混淆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見，鄧對於右派實是以中共的敵我矛盾來處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正是這個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決定，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了悲慘的人間地獄，更是在大饑荒到來時無人顧及而自生自滅。和前蘇聯古拉格一脈相承的勞教制度，也為中共以後隨意抓捕、關押、奴役、迫害民眾打開了地獄之門。
12月3日至6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關於國家薪給人員、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也同樣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制定。
結語
反右運動，是中共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犯罪行為，毛澤東為了鞏固中共政權，消滅臆想中潛在的「階級敵人」，不惜動用國家機器構陷迫害眾多無辜的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作為毛的副帥、反右總指揮的鄧小平在運動中戮力執行毛的意圖和指示，積極領導、大力推動運動發展，將毛澤東的臆想變成血淋淋的現實。
55萬多知識分子因此被剝奪了最基本的人權，批鬥、凌辱、勞改、坐牢、刑訊逼供、強迫認罪、自污互污、超負荷勞役、累死、餓死、酷刑毒打致死、被逼自殺、槍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滴滴血淚，罄竹難書！這些中共人為製造出來的「政治賤民」，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難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慘命運。55萬多右派，除了幾個毛澤東留作反面教材的大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時僅有10萬餘人。
根據中共的官方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錯率達99.98%。就是這樣的錯誤率，鄧小平還堅持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因而留下96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以維護他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光輝」形象。
注釋：
[1]李銳，《李銳文集》，卷三，《「大躍進」親歷記》，下冊，南方出版社，1999年，465-466頁。
[2]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17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58-1359頁。
[5]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3頁。
[7]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24-427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1366、1368頁。
[10]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32-433頁
[11]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古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