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網友朱韻和在推特上發了這樣一個段子：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多。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醫藥知識不多，一經了解情況，頓時覺的尷尬……便向對方解釋道：「我軍是人民軍隊，與群眾關係如同魚水，衛生部門不但給指戰員看病，也要給駐地的老百姓看病，陝北經濟落後，農村衛生條件差，群眾中得病的不少，所以多報了些。」
李克農的解釋到底是否讓國民政府經辦人員信服，筆者不得而知，但筆者是不相信的，因為其所言的「農村衛生條件差，群眾中得病的不少」，所以才大量購買治療花柳病的藥品間並無必然關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花柳病就是指性病，是通過不潔的性關係引起的。是以至今「尋花問柳」都指代嫖娼宿妓。陝西農村保守的老百姓連自身溫飽都是個問題，哪有精力、錢財去尋花問柳呢？顯然，李克農牽強的解釋背後隱藏的是延安淫亂的內情。
其實，當今中共治下，眾多中共官員「滿嘴馬列、滿腹盜娼」，包養情婦，養小三、潛規則，性病泛濫等現象，都可以在當年的延安找到淵源。
延安時期的「性解放」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傳的誘惑，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千裡迢迢跑到中共老巢——延安，尋找所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天堂。由於延安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供結婚後的夫婦單獨居住，因此男女雙方要在一起，需要寫申請，再交費五毛錢才能團圓一次。即便如此，也是供不應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棧總是客滿，大家都心知肚明，「禮拜六了！」
當時共產主義理論中最為吸引這些年輕知識分子之一的就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摒棄，即追求性解放。在馬克思、恩格斯打造的虛幻「共產主義天堂」裡，婦女將從家務勞動中徹底解放，生下小孩送到託兒所、幼兒園，交給社會撫養，吃飯有公共食堂。婦女在經濟上獲得獨立，不再依賴男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財產。那時候，家庭將逐漸消亡，婚姻的紐帶也將鬆弛乃至解除，男女之間的關係將擺脫一切經濟的或社會的束縛，完全取決於他們的感情和意願。
俄國「十月政變」後，由此發展了「杯水主義」。所謂「杯水主義」，就是說男女之間發生性關係就像用杯子喝水一樣稀鬆平常，想換就換，只要杯子不髒。中共成立後，也對此全盤接受，無論是在瑞金蘇區，還是在延安時期，也流行「杯水主義」。也就是說，彼時在延安，男女做愛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樣簡單、自然，臨時夫妻現象並不罕見。
據說，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擊」，也就是一個男的碰見一個女的，問一聲：「打個游擊吧？」女的說：「好吧。」隨即，兩人就鑽棗林了。這樣的行為，當時受共產黨理論蠱惑之人並不以之為恥，而中共高官則是首先起了「模範帶頭作用」，中共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的現象自中共成立後就已成為常態，延安時期更是登峰造極。
延安時期中共高官的換妻潮
隨著年輕貌美的「進步」女性來到延安，早已有妻室的中共高官們同樣耐不住蠢蠢欲動的心，開始了第一輪換妻潮。毛澤東首先拋棄了賀子珍而和來自上海的演員江青搞在了一起。當代「左王」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挨整之際，趁虛而入，占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中共將領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等等。
2013年，中國作家魯直人曾在香港《動向》雜誌上撰文予以揭露。文章披露，根據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的回憶錄，得知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凱豐，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占「革命幹部」妻子的「第三者」。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裡，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
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祕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祕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著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凱豐來轉的。凱豐，原名何克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團中央書記。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高攀大樹做靠山了。後來又得知，凱豐在占奪房紀的同時，還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後來，凱豐又拋棄了房紀，1971年房紀因癌症去世。
此外，在曾任中共宣傳部祕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亦披露，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據說當年延安的窯洞，幾乎天天晚上開舞會，領導身邊都是「要求進步」的女青年。也正因為延安時期的這種做派，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後，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 ，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二人也因此挨整。
這樣淫亂的延安中共上下，大概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八路軍要買那麼多的治花柳病的藥品了。
中共淫亂有基因
中共從其成立之日到迄今未止的淫亂，並非是偶然，因為共產黨從意識形態上對男忠女貞的傳統道德就抱著一種造反的態度。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等。
繼承了如此基因的中共黨魁和中共黨人淫亂成風就不奇怪了，如毛澤東私生活糜爛，換妻頻繁，晚年更是妻妾成群；再如江澤民宋祖英公開淫亂，大量中共高官都包養情婦、縱情聲色。由這等貨色組成的中共治理下的中國，為何出現全社會淫風泛濫、道德敗壞，娼妓遍地等，也同樣不難解釋了。
誠如大紀元剛剛推出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正是通過讓人們放縱情慾來徹底毀壞人的道德。無疑，共產主義和中共不除，中國社會將毫無希望可言。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李克農的解釋到底是否讓國民政府經辦人員信服，筆者不得而知，但筆者是不相信的，因為其所言的「農村衛生條件差，群眾中得病的不少」，所以才大量購買治療花柳病的藥品間並無必然關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花柳病就是指性病，是通過不潔的性關係引起的。是以至今「尋花問柳」都指代嫖娼宿妓。陝西農村保守的老百姓連自身溫飽都是個問題，哪有精力、錢財去尋花問柳呢？顯然，李克農牽強的解釋背後隱藏的是延安淫亂的內情。
其實，當今中共治下，眾多中共官員「滿嘴馬列、滿腹盜娼」，包養情婦，養小三、潛規則，性病泛濫等現象，都可以在當年的延安找到淵源。
延安時期的「性解放」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傳的誘惑，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千裡迢迢跑到中共老巢——延安，尋找所謂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天堂。由於延安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供結婚後的夫婦單獨居住，因此男女雙方要在一起，需要寫申請，再交費五毛錢才能團圓一次。即便如此，也是供不應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棧總是客滿，大家都心知肚明，「禮拜六了！」
當時共產主義理論中最為吸引這些年輕知識分子之一的就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摒棄，即追求性解放。在馬克思、恩格斯打造的虛幻「共產主義天堂」裡，婦女將從家務勞動中徹底解放，生下小孩送到託兒所、幼兒園，交給社會撫養，吃飯有公共食堂。婦女在經濟上獲得獨立，不再依賴男人，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財產。那時候，家庭將逐漸消亡，婚姻的紐帶也將鬆弛乃至解除，男女之間的關係將擺脫一切經濟的或社會的束縛，完全取決於他們的感情和意願。
俄國「十月政變」後，由此發展了「杯水主義」。所謂「杯水主義」，就是說男女之間發生性關係就像用杯子喝水一樣稀鬆平常，想換就換，只要杯子不髒。中共成立後，也對此全盤接受，無論是在瑞金蘇區，還是在延安時期，也流行「杯水主義」。也就是說，彼時在延安，男女做愛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樣簡單、自然，臨時夫妻現象並不罕見。
據說，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擊」，也就是一個男的碰見一個女的，問一聲：「打個游擊吧？」女的說：「好吧。」隨即，兩人就鑽棗林了。這樣的行為，當時受共產黨理論蠱惑之人並不以之為恥，而中共高官則是首先起了「模範帶頭作用」，中共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的現象自中共成立後就已成為常態，延安時期更是登峰造極。
延安時期中共高官的換妻潮
隨著年輕貌美的「進步」女性來到延安，早已有妻室的中共高官們同樣耐不住蠢蠢欲動的心，開始了第一輪換妻潮。毛澤東首先拋棄了賀子珍而和來自上海的演員江青搞在了一起。當代「左王」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挨整之際，趁虛而入，占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中共將領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等等。
2013年，中國作家魯直人曾在香港《動向》雜誌上撰文予以揭露。文章披露，根據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的回憶錄，得知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凱豐，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占「革命幹部」妻子的「第三者」。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裡，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
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祕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祕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著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凱豐來轉的。凱豐，原名何克全，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團中央書記。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高攀大樹做靠山了。後來又得知，凱豐在占奪房紀的同時，還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後來，凱豐又拋棄了房紀，1971年房紀因癌症去世。
此外，在曾任中共宣傳部祕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亦披露，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據說當年延安的窯洞，幾乎天天晚上開舞會，領導身邊都是「要求進步」的女青年。也正因為延安時期的這種做派，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後，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 ，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二人也因此挨整。
這樣淫亂的延安中共上下，大概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八路軍要買那麼多的治花柳病的藥品了。
中共淫亂有基因
中共從其成立之日到迄今未止的淫亂，並非是偶然，因為共產黨從意識形態上對男忠女貞的傳統道德就抱著一種造反的態度。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等。
繼承了如此基因的中共黨魁和中共黨人淫亂成風就不奇怪了，如毛澤東私生活糜爛，換妻頻繁，晚年更是妻妾成群；再如江澤民宋祖英公開淫亂，大量中共高官都包養情婦、縱情聲色。由這等貨色組成的中共治理下的中國，為何出現全社會淫風泛濫、道德敗壞，娼妓遍地等，也同樣不難解釋了。
誠如大紀元剛剛推出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正是通過讓人們放縱情慾來徹底毀壞人的道德。無疑，共產主義和中共不除，中國社會將毫無希望可言。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