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1921年春布爾什維克政權其它最優先的行動，包括「平定」所有落入農民手中的地區。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將軍領導「肅清坦波夫省安東諾夫分子的行動」。有近10萬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許多契卡特別小分隊，並配備有飛機和重型火炮。圖哈切夫斯基以異乎尋常的暴力，對安東諾夫部隊發動了戰爭。他連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大規模劫持人質、實施處決、設立以毒氣毒死囚犯的死亡營，並將涉嫌協助所謂「土匪」或與其合作的村莊全村放逐。
經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和圖哈切夫斯基簽署，1921年6月11日的第171號命令清楚顯示了用來「平定」坦波夫省的種種方法。該命令要求：
1. 凡拒絕報姓名的公民，一見到就予以開槍射殺。
2. 縣和地區政治委員會在此被授權，對任何藏有武器的村莊宣布判決，而且若武器的下落沒有被透露，就逮捕並射殺人質。
3. 無論在哪裡發現武器，都立即處決該戶人家的長子。
4. 任何窩藏土匪的家庭，都將被逮捕，並驅逐出該省，其財物將被沒收，長子將被立即處決。
5. 任何家庭收留窩藏土匪的其他家庭，都將以相同方式受到懲罰，其長子將被槍決。
6. 若土匪家人逃跑，其財物將重新分配給忠於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其房屋將被燒燬或拆毀。
7. 這些命令將嚴厲執行，毫不留情。
第171號命令發出的第二天，圖哈切夫斯基下令放毒氣將所有反叛者毒死。
「被打敗的叛亂團夥的餘孽和一些孤立的土匪，仍然躲藏在森林裡……土匪藏身的森林將使用毒氣來加以清理。這必須進行精心籌劃，以便毒氣層穿透森林，殺死躲藏在那裡的每個人。火炮檢查員將立即提供必要數量的毒氣，並找到實施這種行動的合格人員。」
1921年7月10日，一個5人委員會的主席，就對坦波夫省「土匪」採取的措施報告說：
庫德如科夫斯卡亞（Kudryukovskaya）區的掃蕩行動，於6月27日在奧斯西諾夫基（Ossinovki）村開始。該村過去就是一個知名的土匪藏身地。農民對我們小分隊的態度，最恰當的描述或許是不信任的態度。他們拒絕透露森林土匪的名字。當被問到時，他們回答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扣留了約40名人質，宣布該村處於包圍狀態，並給村民兩個小時來交出土匪及其武器。之後，村民們召開了一個會議。顯然，他們在會上還未決定如何回應。但他們決心在追捕土匪的過程中不提供積極的幫助。毫無疑問，他們之前並未認真對待我們射殺人質的威脅。當截止日期過去時，我們在該村參加集會的人們面前，處決了21名人質。這些公開處決按照通常程序，在全權代表委員會所有5名成員在場的情況下，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對農民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至於卡利夫卡（Kareevka）村，因其地理位置而成為一個土匪據點，委員會決定把它從地圖上消去。全體居民被放逐，其財物被沒收，除了在紅軍內服役的士兵的家屬。他們被轉移到庫德尤基（Kurdyuki）鎮，重新安置在以前由土匪家人居住的房子裡。在貴重物品被挪走後──窗戶框、玻璃、木製品和其它類似的東西──村裡所有的房屋都被付之一炬。
7月3日，我們在博戈斯洛夫卡（Bogoslovka）鎮開始行動。我們很少遇到如此難對付或組織良好的農民。無論我們對誰說話，無論其年齡如何，他們總是用一副驚訝的神情回答說，「土匪？在這些地方嗎？ 根本不會。我們可能看到一兩個人經過，但我們說不準他們是否是土匪。我們在這裡靜靜地生活著，關照自己的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採取了與在奧斯西諾夫基時相同的措施：我們劫持了58名人質。7月4日，我們公開處決了首批21人，第二天又處決15人，並殺死了約60名土匪的家人共約200人。我們終於實現了我們的目標，農民不得不出去尋找土匪和武器隱藏處。
上述城鎮和村莊的掃蕩行動於7月6日結束。這次行動取得巨大成功，其影響超出了鄰近的州，在更遠處都能感受到。這些土匪分子依然在投降。
5名成員的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M.V.]Uskonin。
7月19日，由於高層中有大量聲音反對這種極端形式的「剷除」行動，171號命令被廢止。
到1921年7月，軍事當局和契卡已經設立了7個集中營。根據到現在都不完整的信息，至少有5萬人被關押在這些集中營裡，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兒童和老人，還有人質和逃兵家屬。這些集中營裡的條件令人無法忍受：斑疹傷寒症和霍亂盛行，半裸的囚犯連基本的必需品都沒有。1921年夏，一場飢荒開始了。到了秋天，死亡率已經攀升至每月15%~20%。農民運動在2月份有約4萬人，到9月初就減少至1,000人。自11月起，「平定」農村很久以後，數千名最強硬的囚犯被放逐到俄國北部的集中營阿爾漢格爾斯克和霍爾莫戈雷。
正如從契卡每週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報告中可明顯看出的，在烏克蘭許多地區、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諸省以及高加索，「平定」農村的行動至少延續到1922年下半年。早年的舊習難改，儘管徵用已於1921年3月被正式廢除，但實物稅仍以極殘酷的手段被課徵。鑑於1921年災難性的農業形勢，配額極其之高，這意味著農村處於持續緊張狀態。在那裡，很多農民仍然持有武器。
在描述對1921年5月圖拉、奧廖爾和沃羅涅日諸省之行的印象時，農業人民委員尼古拉．奧辛斯基（Nikolai Osinsky）報告稱，地方官員確信徵用將在秋季恢復。而且，地方當局「似乎除了把農民看作是天生的破壞分子外，沒有能力把他們看作是任何別的」。
為了方便在西伯利亞收稅，1921年12月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作為特別全權代表被派往那裡。在飢荒開始蹂躪伏爾加河諸省後，該地區被指望供應大部分小麥。他建立了「飛行革命法庭」。其任務是經過各村莊，對沒有繳稅的農民立即作出判決，判處其監禁或送到集中營。像徵用隊一樣，這些由「財政分遣隊」支持的法庭，對那麼多的暴行負有責任，以致最高法院院長尼古拉．克雷連科（Nikolai Krylenko）本人也被迫開始調查。1922年2月14日，一名檢查員自鄂木斯克寫道：「徵用隊濫用職權，坦率地說，現在已經達到難以置信的水平。遭逮捕的農民，都被有系統地關在不供熱的大型牲畜棚裡。其後，他們被鞭打並受到處決的威脅。那些沒有完成其全部定額的人，被綑綁且被迫沿著村裡的整條主街裸奔，然後被關在另一個不供熱的飛機庫內。大批婦女遭到毆打，直到她們昏迷過去，然後被赤身裸體地扔進挖出的雪洞裡……」
各省的情況依然極為緊張。
從1922年10月（新經濟政策生效一年半後）祕密警察報告的這些摘錄中，也可以獲得大量信息：「在普斯科夫（Pskov）省，為實物稅確定的配額相當於收成的三分之二。四個縣已拿起武器……在諾夫哥羅德省，儘管因收成格外差，近來批准將配額減少25%，但它仍不會被完成。在梁贊和特維爾兩省，若百分之百實現目標，就等於判農民餓死……在諾沃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省（新西伯利亞市），飢荒正威脅著人，農民已淪落到嘗試吃野草和樹根的地步……但比起我們正從基輔接到的報告，這一信息似乎還比較溫和。在基輔，自殺率從未如此之高。農民們正在集體自殺，因為他們既無力繳稅，也無力反抗，因為他們的武器都被沒收了。一年多來，飢荒一直籠罩著這些地區，農民們對未來極其的悲觀。」
1922年秋季以後，最糟的情況似乎已經過去。在兩年的饑荒之後，倖存者們設法存儲足夠的收成，好讓他們度過當年的冬天，只要稅沒被完全徵收。「今年，糧食收成將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這是1921年7月2日《真理報》末版上的一篇短文章首次提及「農業戰線」存在「吃飯問題」時所用的簡潔措辭。在1921年7月12日發表於《真理報》上的《致蘇維埃俄國所有公民書》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加裡寧承認，「在許多地區，今年的乾旱已經摧毀了收成。」
「這場災難不僅僅是乾旱導致的結果」，7月21日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解釋道，「這是我們過去一切歷史之結果，是我們農業落後、缺乏組織、農學知識淺薄、缺乏物資、輪作方法過時之結果。這場戰爭和經濟封鎖、地主和資本家及其僕人所打的後衛戰（rearguard action），以及在敵對蘇維埃俄國及其勞動人口的組織的指令下土匪不間斷的破壞活動，都令局勢惡化。」
列出的一長串導致這場「災難」（其真實本質還無人敢提及）的原因中，缺少一個主要因素：強徵政策。它多年來一直大量消耗本已很脆弱的農業體系的資源。開始感受到飢荒的省份的所有領導人，於1921年6月被召集到莫斯科。他們強調了政府的責任，並特別指出正是有無上權力的糧食人民委員部造成了這一切。薩馬拉地區代表瓦維林（I.N.Vavilin）解釋稱，該省食品委員會，自從首次引入徵用政策以來，就不斷誇大對收成的估計。
儘管1920年收成不好，但當年仍有1,000萬普特被徵用。所有糧食庫存，甚至為未來收成所預備的種子，都被沒收了。自1921年1月以來，許多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吃。2月，死亡率立即上升。在兩三個月內，反政權的騷亂和反抗實際上就在薩馬拉省停止了。瓦維林解釋稱：「今天，沒有更多的反抗。相反，我們看到了新的現象：成千上萬的飢民聚集在執行委員會或蘇維埃黨總部的周圍，等待好多天，等待他們所需的食品奇蹟般地出現。趕走這群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中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們在大批地倒下……我想該省一定至少有90萬飢民。」
契卡報告和軍方公告表明，至少從1919年起，飢荒就一直威脅著這一地區。在整個1920年，情況出現相當程度的惡化。在那年夏季的內部報告中，契卡、農業人民委員部和糧食人民委員部，都充分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並制定了各縣和省的名單。這些縣和省被判定正在挨餓或飢荒的威脅迫在眉睫。1921年1月，一份報告聲稱，坦波夫發生飢荒的原因包括1920年的徵用狂潮。正如政治警察所報告的對話所表明的，「蘇維埃政權正嘗試以飢餓迫使所有敢於反抗的農民就範。」對普通民眾來說，這一點再明顯不過。儘管相當了解徵用政策的必然後果，但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遏制這些預知的效應。1921年7月30日，儘管越來越多的地區陷入了飢荒，但列寧和莫洛托夫仍向地區和省級黨委所有領導人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們：「加強糧食收集機制……加緊對農村人口的宣傳、講解準時繳稅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把黨的一切權威交由收繳實物稅的機構行使，並允許其行使國家權力，採用任何懲戒措施。」#（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1921年春布爾什維克政權其它最優先的行動，包括「平定」所有落入農民手中的地區。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圖哈切夫斯基將軍領導「肅清坦波夫省安東諾夫分子的行動」。有近10萬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許多契卡特別小分隊，並配備有飛機和重型火炮。圖哈切夫斯基以異乎尋常的暴力，對安東諾夫部隊發動了戰爭。他連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大規模劫持人質、實施處決、設立以毒氣毒死囚犯的死亡營，並將涉嫌協助所謂「土匪」或與其合作的村莊全村放逐。
經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和圖哈切夫斯基簽署，1921年6月11日的第171號命令清楚顯示了用來「平定」坦波夫省的種種方法。該命令要求：
1. 凡拒絕報姓名的公民，一見到就予以開槍射殺。
2. 縣和地區政治委員會在此被授權，對任何藏有武器的村莊宣布判決，而且若武器的下落沒有被透露，就逮捕並射殺人質。
3. 無論在哪裡發現武器，都立即處決該戶人家的長子。
4. 任何窩藏土匪的家庭，都將被逮捕，並驅逐出該省，其財物將被沒收，長子將被立即處決。
5. 任何家庭收留窩藏土匪的其他家庭，都將以相同方式受到懲罰，其長子將被槍決。
6. 若土匪家人逃跑，其財物將重新分配給忠於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其房屋將被燒燬或拆毀。
7. 這些命令將嚴厲執行，毫不留情。
第171號命令發出的第二天，圖哈切夫斯基下令放毒氣將所有反叛者毒死。
「被打敗的叛亂團夥的餘孽和一些孤立的土匪，仍然躲藏在森林裡……土匪藏身的森林將使用毒氣來加以清理。這必須進行精心籌劃，以便毒氣層穿透森林，殺死躲藏在那裡的每個人。火炮檢查員將立即提供必要數量的毒氣，並找到實施這種行動的合格人員。」
1921年7月10日，一個5人委員會的主席，就對坦波夫省「土匪」採取的措施報告說：
庫德如科夫斯卡亞（Kudryukovskaya）區的掃蕩行動，於6月27日在奧斯西諾夫基（Ossinovki）村開始。該村過去就是一個知名的土匪藏身地。農民對我們小分隊的態度，最恰當的描述或許是不信任的態度。他們拒絕透露森林土匪的名字。當被問到時，他們回答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扣留了約40名人質，宣布該村處於包圍狀態，並給村民兩個小時來交出土匪及其武器。之後，村民們召開了一個會議。顯然，他們在會上還未決定如何回應。但他們決心在追捕土匪的過程中不提供積極的幫助。毫無疑問，他們之前並未認真對待我們射殺人質的威脅。當截止日期過去時，我們在該村參加集會的人們面前，處決了21名人質。這些公開處決按照通常程序，在全權代表委員會所有5名成員在場的情況下，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對農民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至於卡利夫卡（Kareevka）村，因其地理位置而成為一個土匪據點，委員會決定把它從地圖上消去。全體居民被放逐，其財物被沒收，除了在紅軍內服役的士兵的家屬。他們被轉移到庫德尤基（Kurdyuki）鎮，重新安置在以前由土匪家人居住的房子裡。在貴重物品被挪走後──窗戶框、玻璃、木製品和其它類似的東西──村裡所有的房屋都被付之一炬。
7月3日，我們在博戈斯洛夫卡（Bogoslovka）鎮開始行動。我們很少遇到如此難對付或組織良好的農民。無論我們對誰說話，無論其年齡如何，他們總是用一副驚訝的神情回答說，「土匪？在這些地方嗎？ 根本不會。我們可能看到一兩個人經過，但我們說不準他們是否是土匪。我們在這裡靜靜地生活著，關照自己的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採取了與在奧斯西諾夫基時相同的措施：我們劫持了58名人質。7月4日，我們公開處決了首批21人，第二天又處決15人，並殺死了約60名土匪的家人共約200人。我們終於實現了我們的目標，農民不得不出去尋找土匪和武器隱藏處。
上述城鎮和村莊的掃蕩行動於7月6日結束。這次行動取得巨大成功，其影響超出了鄰近的州，在更遠處都能感受到。這些土匪分子依然在投降。
5名成員的全權代表委員會主席，[M.V.]Uskonin。
7月19日，由於高層中有大量聲音反對這種極端形式的「剷除」行動，171號命令被廢止。
到1921年7月，軍事當局和契卡已經設立了7個集中營。根據到現在都不完整的信息，至少有5萬人被關押在這些集中營裡，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兒童和老人，還有人質和逃兵家屬。這些集中營裡的條件令人無法忍受：斑疹傷寒症和霍亂盛行，半裸的囚犯連基本的必需品都沒有。1921年夏，一場飢荒開始了。到了秋天，死亡率已經攀升至每月15%~20%。農民運動在2月份有約4萬人，到9月初就減少至1,000人。自11月起，「平定」農村很久以後，數千名最強硬的囚犯被放逐到俄國北部的集中營阿爾漢格爾斯克和霍爾莫戈雷。
正如從契卡每週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報告中可明顯看出的，在烏克蘭許多地區、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諸省以及高加索，「平定」農村的行動至少延續到1922年下半年。早年的舊習難改，儘管徵用已於1921年3月被正式廢除，但實物稅仍以極殘酷的手段被課徵。鑑於1921年災難性的農業形勢，配額極其之高，這意味著農村處於持續緊張狀態。在那裡，很多農民仍然持有武器。
在描述對1921年5月圖拉、奧廖爾和沃羅涅日諸省之行的印象時，農業人民委員尼古拉．奧辛斯基（Nikolai Osinsky）報告稱，地方官員確信徵用將在秋季恢復。而且，地方當局「似乎除了把農民看作是天生的破壞分子外，沒有能力把他們看作是任何別的」。
為了方便在西伯利亞收稅，1921年12月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作為特別全權代表被派往那裡。在飢荒開始蹂躪伏爾加河諸省後，該地區被指望供應大部分小麥。他建立了「飛行革命法庭」。其任務是經過各村莊，對沒有繳稅的農民立即作出判決，判處其監禁或送到集中營。像徵用隊一樣，這些由「財政分遣隊」支持的法庭，對那麼多的暴行負有責任，以致最高法院院長尼古拉．克雷連科（Nikolai Krylenko）本人也被迫開始調查。1922年2月14日，一名檢查員自鄂木斯克寫道：「徵用隊濫用職權，坦率地說，現在已經達到難以置信的水平。遭逮捕的農民，都被有系統地關在不供熱的大型牲畜棚裡。其後，他們被鞭打並受到處決的威脅。那些沒有完成其全部定額的人，被綑綁且被迫沿著村裡的整條主街裸奔，然後被關在另一個不供熱的飛機庫內。大批婦女遭到毆打，直到她們昏迷過去，然後被赤身裸體地扔進挖出的雪洞裡……」
各省的情況依然極為緊張。
從1922年10月（新經濟政策生效一年半後）祕密警察報告的這些摘錄中，也可以獲得大量信息：「在普斯科夫（Pskov）省，為實物稅確定的配額相當於收成的三分之二。四個縣已拿起武器……在諾夫哥羅德省，儘管因收成格外差，近來批准將配額減少25%，但它仍不會被完成。在梁贊和特維爾兩省，若百分之百實現目標，就等於判農民餓死……在諾沃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省（新西伯利亞市），飢荒正威脅著人，農民已淪落到嘗試吃野草和樹根的地步……但比起我們正從基輔接到的報告，這一信息似乎還比較溫和。在基輔，自殺率從未如此之高。農民們正在集體自殺，因為他們既無力繳稅，也無力反抗，因為他們的武器都被沒收了。一年多來，飢荒一直籠罩著這些地區，農民們對未來極其的悲觀。」
1922年秋季以後，最糟的情況似乎已經過去。在兩年的饑荒之後，倖存者們設法存儲足夠的收成，好讓他們度過當年的冬天，只要稅沒被完全徵收。「今年，糧食收成將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這是1921年7月2日《真理報》末版上的一篇短文章首次提及「農業戰線」存在「吃飯問題」時所用的簡潔措辭。在1921年7月12日發表於《真理報》上的《致蘇維埃俄國所有公民書》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加裡寧承認，「在許多地區，今年的乾旱已經摧毀了收成。」
「這場災難不僅僅是乾旱導致的結果」，7月21日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解釋道，「這是我們過去一切歷史之結果，是我們農業落後、缺乏組織、農學知識淺薄、缺乏物資、輪作方法過時之結果。這場戰爭和經濟封鎖、地主和資本家及其僕人所打的後衛戰（rearguard action），以及在敵對蘇維埃俄國及其勞動人口的組織的指令下土匪不間斷的破壞活動，都令局勢惡化。」
列出的一長串導致這場「災難」（其真實本質還無人敢提及）的原因中，缺少一個主要因素：強徵政策。它多年來一直大量消耗本已很脆弱的農業體系的資源。開始感受到飢荒的省份的所有領導人，於1921年6月被召集到莫斯科。他們強調了政府的責任，並特別指出正是有無上權力的糧食人民委員部造成了這一切。薩馬拉地區代表瓦維林（I.N.Vavilin）解釋稱，該省食品委員會，自從首次引入徵用政策以來，就不斷誇大對收成的估計。
儘管1920年收成不好，但當年仍有1,000萬普特被徵用。所有糧食庫存，甚至為未來收成所預備的種子，都被沒收了。自1921年1月以來，許多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吃。2月，死亡率立即上升。在兩三個月內，反政權的騷亂和反抗實際上就在薩馬拉省停止了。瓦維林解釋稱：「今天，沒有更多的反抗。相反，我們看到了新的現象：成千上萬的飢民聚集在執行委員會或蘇維埃黨總部的周圍，等待好多天，等待他們所需的食品奇蹟般地出現。趕走這群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中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們在大批地倒下……我想該省一定至少有90萬飢民。」
契卡報告和軍方公告表明，至少從1919年起，飢荒就一直威脅著這一地區。在整個1920年，情況出現相當程度的惡化。在那年夏季的內部報告中，契卡、農業人民委員部和糧食人民委員部，都充分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並制定了各縣和省的名單。這些縣和省被判定正在挨餓或飢荒的威脅迫在眉睫。1921年1月，一份報告聲稱，坦波夫發生飢荒的原因包括1920年的徵用狂潮。正如政治警察所報告的對話所表明的，「蘇維埃政權正嘗試以飢餓迫使所有敢於反抗的農民就範。」對普通民眾來說，這一點再明顯不過。儘管相當了解徵用政策的必然後果，但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遏制這些預知的效應。1921年7月30日，儘管越來越多的地區陷入了飢荒，但列寧和莫洛托夫仍向地區和省級黨委所有領導人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們：「加強糧食收集機制……加緊對農村人口的宣傳、講解準時繳稅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把黨的一切權威交由收繳實物稅的機構行使，並允許其行使國家權力，採用任何懲戒措施。」#（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