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仍在焦頭爛額，不知如何應對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逐漸加碼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之際，9月20日，美國政府突然宣布對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其部長李尚福中將予以制裁，原因是該部門與俄羅斯主要軍火出口商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進行了「重大交易」，購買了10架俄羅斯SU-35戰機與S-400地對空導彈，而這違反了美國2017年頒布的全面制裁法案。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制裁是在國務卿蓬佩奧與財政部長姆欽協商後，並在川普總統的要求下實施的。制裁包括：拒絕給予中共裝備發展部任何外國出口許可證，禁止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進行外匯交易或使用美國金融系統，並凍結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財產和利益。針對李尚福的制裁，包括將禁止其使用美國金融系統和進行外匯交易，並凍結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財產或利益。其也將被禁止持有美國簽證。
不難想像，北京是何等的憤怒。21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招待會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強烈的憤慨」。而這與去年12月，川普發布行政令，制裁包括現任北京警察學院黨委書記、原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局長高岩等在內的全球13名嚴重人權侵犯者時的低調完全不同。據報，高岩等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所有資產將被凍結，美國人將被禁止跟他們做生意；此外，他們還被取消其領取美國簽證的資格，撤銷已有美國簽證。
無疑，李尚福與高岩被制裁的內容近似。如果他們如其他眾多中共高官一樣，在美國置辦了房產，在銀行有存款，子女在美國學習生活，那麼他們的被制裁就意味著他們不僅無法去看自己的家人，而且資產也將不保。而從趨勢看，他們作為被制裁的中共高官還僅僅是開始。不久前，有美國議員就敦促川普政府，制裁將數十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中心」洗腦的新疆一把手陳全國。
制裁中共高官和部門，不僅讓北京不適應，也讓中共體制內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慄，更讓北京心生憂慮。這是因為對於那些隱藏在中共體制下，秉承高層旨意行事且習慣了「人人有責」的高官和普通官員而言，他們終於意識到，作為個體的他們也是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而代價就是財產的喪失，且無法前往美國，甚至是其它西方國家。
事實上，關於集體罪惡下的個體行為，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不乏探討，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個體一邊雙手沾滿鮮血，一邊又是個好父親、好丈夫、好醫生……，更是成為研究者探討的重點。德國阿倫特曾經用「惡之平庸」來形容用毒氣毒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但精神病理學家利夫頓在《納粹醫生》中則認為，「平庸」這種說法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參與到邪惡當中的發生機制。普通人成為施惡者，需要「角色轉換」的發生，一個人將「日常自我」擱置起來、進入「情境自我」，才能若無其事地作惡。
這個轉換的關鍵，就是個體自我的集體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體化，即個體放棄自己人之為人的整全性，隱身到一個集體當中成為其中一個「分子」，從而實現作惡心理成本極小化。這個集體可以是國家、民族、軍隊、黨派，等等。
再具體到中共這些高官和官員們。毋庸置疑的是，身在體制內的他們，對於中共的腐敗、殘暴、血腥、黑暗是最為清楚的，對於中共迫害良善、打壓民眾的手段也是最為清楚的，如果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還能對自己的家人、朋友展現出人性的一面，那麼當他們進入體制中的角色時，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換檔」，選擇了以假面生活，成為巨大集體中的一個有用的分子，並在心理上給以自己暗示，自己並不能改變什麼，自己不過是在為稻粱謀。但沒有人懷疑，無論是購買武器，還是迫害良善，他們都在為鞏固中共政權出力。
昔日的納粹醫生為自己辯護時就稱：「奧斯維辛的背景就是這樣，我們能怎麼樣呢？」「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反正這些猶太人也會被送進毒氣室，我不去做篩選工作，自然會有人去——事實上把這種髒活推給別人是『不道德的』。」「反正這些人遲早會死，對他們做些實驗又怎麼樣呢？」「我做了什麼惡呢？我真的不知道。」
或許，中共的高官們也會發出類似的辯護之聲，畢竟「反黨」就是等於自殺，自己能怎麼樣呢？但是，他們不要忘了，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和效忠，積極執行高層的命令，積極對民眾的鎮壓，才鞏固了中共的政權，才使其反過來可以控制更多的中國人，包括他們自己。所謂「沒有一片雪花會認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不過是錯覺，每一個參與中共政權者，貌似都是在執行命令，但在這漫長的罪惡鏈條上，誰可以坦然說自己是無罪者呢？
正如作家劉瑜所言， 「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就可以匯聚成巨大災難。普通人可以僅僅因為「盡責」、沉默、無視而成為邪惡的組成部分，而他必須成為敢於赴死的英雄才能擺脫邪惡的漩渦。當他為邪惡貢獻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責任，但是一百萬個「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殘忍。換言之，作惡是一種集體責任，行善卻需要個體的飛躍。
如今，川普將準星瞄準中共的高官們予以制裁，這對將資產轉移海外、家人移民他國的眾多中共高官來說，實在是很痛，而這樣的痛只是因為自己聽從了命令行事而已。很顯然，這樣的精準制裁，很可能引發中共高官們在心理層面上的變化，或是有保留地消極地行事，或是為資產和家人在海外另尋退路，而這也是北京當局難免憂慮的所在：擔心內部不穩，畢竟他們無法探察每個高官的內心，無法徹查每個高官隱匿在海外資產的情況。內部不穩的中共已露出了垮台的徵兆。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制裁是在國務卿蓬佩奧與財政部長姆欽協商後，並在川普總統的要求下實施的。制裁包括：拒絕給予中共裝備發展部任何外國出口許可證，禁止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進行外匯交易或使用美國金融系統，並凍結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財產和利益。針對李尚福的制裁，包括將禁止其使用美國金融系統和進行外匯交易，並凍結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財產或利益。其也將被禁止持有美國簽證。
不難想像，北京是何等的憤怒。21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招待會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強烈的憤慨」。而這與去年12月，川普發布行政令，制裁包括現任北京警察學院黨委書記、原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局長高岩等在內的全球13名嚴重人權侵犯者時的低調完全不同。據報，高岩等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所有資產將被凍結，美國人將被禁止跟他們做生意；此外，他們還被取消其領取美國簽證的資格，撤銷已有美國簽證。
無疑，李尚福與高岩被制裁的內容近似。如果他們如其他眾多中共高官一樣，在美國置辦了房產，在銀行有存款，子女在美國學習生活，那麼他們的被制裁就意味著他們不僅無法去看自己的家人，而且資產也將不保。而從趨勢看，他們作為被制裁的中共高官還僅僅是開始。不久前，有美國議員就敦促川普政府，制裁將數十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中心」洗腦的新疆一把手陳全國。
制裁中共高官和部門，不僅讓北京不適應，也讓中共體制內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慄，更讓北京心生憂慮。這是因為對於那些隱藏在中共體制下，秉承高層旨意行事且習慣了「人人有責」的高官和普通官員而言，他們終於意識到，作為個體的他們也是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而代價就是財產的喪失，且無法前往美國，甚至是其它西方國家。
事實上，關於集體罪惡下的個體行為，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不乏探討，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個體一邊雙手沾滿鮮血，一邊又是個好父親、好丈夫、好醫生……，更是成為研究者探討的重點。德國阿倫特曾經用「惡之平庸」來形容用毒氣毒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但精神病理學家利夫頓在《納粹醫生》中則認為，「平庸」這種說法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參與到邪惡當中的發生機制。普通人成為施惡者，需要「角色轉換」的發生，一個人將「日常自我」擱置起來、進入「情境自我」，才能若無其事地作惡。
這個轉換的關鍵，就是個體自我的集體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體化，即個體放棄自己人之為人的整全性，隱身到一個集體當中成為其中一個「分子」，從而實現作惡心理成本極小化。這個集體可以是國家、民族、軍隊、黨派，等等。
再具體到中共這些高官和官員們。毋庸置疑的是，身在體制內的他們，對於中共的腐敗、殘暴、血腥、黑暗是最為清楚的，對於中共迫害良善、打壓民眾的手段也是最為清楚的，如果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還能對自己的家人、朋友展現出人性的一面，那麼當他們進入體制中的角色時，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換檔」，選擇了以假面生活，成為巨大集體中的一個有用的分子，並在心理上給以自己暗示，自己並不能改變什麼，自己不過是在為稻粱謀。但沒有人懷疑，無論是購買武器，還是迫害良善，他們都在為鞏固中共政權出力。
昔日的納粹醫生為自己辯護時就稱：「奧斯維辛的背景就是這樣，我們能怎麼樣呢？」「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反正這些猶太人也會被送進毒氣室，我不去做篩選工作，自然會有人去——事實上把這種髒活推給別人是『不道德的』。」「反正這些人遲早會死，對他們做些實驗又怎麼樣呢？」「我做了什麼惡呢？我真的不知道。」
或許，中共的高官們也會發出類似的辯護之聲，畢竟「反黨」就是等於自殺，自己能怎麼樣呢？但是，他們不要忘了，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和效忠，積極執行高層的命令，積極對民眾的鎮壓，才鞏固了中共的政權，才使其反過來可以控制更多的中國人，包括他們自己。所謂「沒有一片雪花會認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不過是錯覺，每一個參與中共政權者，貌似都是在執行命令，但在這漫長的罪惡鏈條上，誰可以坦然說自己是無罪者呢？
正如作家劉瑜所言， 「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就可以匯聚成巨大災難。普通人可以僅僅因為「盡責」、沉默、無視而成為邪惡的組成部分，而他必須成為敢於赴死的英雄才能擺脫邪惡的漩渦。當他為邪惡貢獻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責任，但是一百萬個「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殘忍。換言之，作惡是一種集體責任，行善卻需要個體的飛躍。
如今，川普將準星瞄準中共的高官們予以制裁，這對將資產轉移海外、家人移民他國的眾多中共高官來說，實在是很痛，而這樣的痛只是因為自己聽從了命令行事而已。很顯然，這樣的精準制裁，很可能引發中共高官們在心理層面上的變化，或是有保留地消極地行事，或是為資產和家人在海外另尋退路，而這也是北京當局難免憂慮的所在：擔心內部不穩，畢竟他們無法探察每個高官的內心，無法徹查每個高官隱匿在海外資產的情況。內部不穩的中共已露出了垮台的徵兆。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