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唐朝的外國留學生如何學習和生活

2019年02月09日文化漫步
唐朝,是中華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百花齊開、大放異彩的全盛時期。她的溫文有禮、文化鼎盛和威力遠達,與當時西方世界的腐敗、混亂和分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致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一路遙遙領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締造的「貞觀之治」,使整個社會真正走入了一個祥和、禮讓、安定、富足的歌舞昇平時期。
這盛唐氣象也遠播海外。當時,宇內諸國莫不知有唐,所以後來「唐」遂成了中國的同義語。時至今日,外國人猶呼華人為「唐人」,把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稱為「唐人街」、所穿服裝為「唐裝」。

來到長安的外國人

彼時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還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會,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中心。西域各國和唐朝的往來,必須經過長安;東亞、南亞各國經陸路與西域交往,也必經過長安,自然各國使節也是常來常往。
美國學者Schafer在其所著的《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說:「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前來唐朝的外國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他還說,長安城裡的外來居民的數量相當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和粟特人,也有許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唐朝閻立本《職貢圖》,畫中所繪是唐太宗時,爪哇國東南有婆利國、羅剎二國前來朝貢,途中又與林邑國結隊,於貞觀五年抵達長安,畫中顯見「異方獻寶,萬方來朝。」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而作為唐朝鄰居的朝鮮和日本,與唐王朝的交往更為密切。為了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文化,兩國派遣了不少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日本至少二十次派出了主要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遣唐使」。「留學生」一詞就是當時由日本遣唐使創造出來的。對於這些留學生,氣度胸襟非凡的唐王朝不僅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而且還對其中一些優秀者授予官職。
據《資治通鑑》記載,從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開始,長安國子監增築學捨並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聖堂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二十七》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後來,由於人數眾多,龍朔二年(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置國子監,稱為「東監」。

為外國人特設的「賓貢進士」

國子監大部分學館的修業年限為九年,九年後學生參加畢業考試。畢業考是學生們取得科舉考試資格的一種模擬考試,監司從考試合格者中挑選出兩三百人推薦到尚書省,與鄉貢一同接受禮部考試。而順利畢業的留學生則可參加特設的科舉考試,及第者也可以在唐為官。
唐朝時,外國人若考中進士一般被稱為「賓貢進士」。「賓貢」的含義主要有三個,一為賓服納貢,指大唐周邊國家和地區歸順納貢;二為賓禮貢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舉人才時,待以賓禮,貢於京師;三為「賓貢進士」,特指由外邦推舉而來的人才應舉及第者。
關於「賓貢進士」,其與「鄉貢進士」、「國子進士」皆為進士科舉子之一員,不過彰顯的是對外國人的優待。
比如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中說:「唐代科舉取士,登第者光寵殊異。外國學生之留唐習業者,自亦羨慕而願就試,然其學藝程度究竟遠遜於華人,故唐政府特設賓貢科以待之。」
再如台灣謝海平先生在《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中也認為:唐中葉以後,蕃胡留學中國,參與貢舉者甚眾,因又有賓貢科之設。賓貢之制,異於一般科目,其特色為「各自別試,附於榜尾」,蓋以蕃胡之國學修養不及唐人,故命題、閱卷、發榜均不得與唐人同列也。
意思就是因為外國留學生的國學修養不如唐人,所以在命題、閱卷、發榜方面有所區別,就是降低了錄取標準,以示優待。

新羅「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唐初,朝鮮半島上仍然是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的鼎立局面,他們都遣使和唐朝往來。新羅於675年(上元二年)統一了朝鮮半島。新羅人中的「賓貢進士」,或為本國直接選派,或為先入華留學,入華留學者多學習國學。
崔致遠《遣宿衛學生首領等入朝狀代新羅王作》中說:臣伏曙《太宗文武皇帝實錄》,貞觀元年(627年),宴群臣,奏罷陣樂之曲,上謂侍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尋建學捨數百間,聚四方生徒。無何諸蕃慕善,酋長請遣子弟受業,許之……學其四術,限以十冬。雖慚入洛之賢,不減浴沂之數……也就是說,新羅留學生在唐朝學習的時間是十年,入學者分在東西兩京(長安和洛陽)的國子監中,而且是有學籍登記者。
崔致遠還提到,新羅政府向留學生提供「買書金」,而「讀書糧」及「冬春時服」則由唐朝廷供給,為使他們專心向學。
目前可考的來自新羅的「賓貢進士」有金可紀、崔致遠等。其中關於金可紀的故事在中國的《續仙傳》中可見。
金可紀被視為韓國道教的「祖師爺」,《續仙傳》記載,他在唐開成、會昌、大中年間(即公元9世紀中葉)留學長安,後為「賓貢進士」,但沒有做官,而是隱居在終南山修道,道家仙人鍾離權為其師父。公元858年他羽化成仙。根據描述,在仙樂聲中,雲鶴飛舞,隨後仙車飛到金可紀的身前,他登上車駕著彩雲冉冉升空而去。前來觀看的官員和百姓數不勝數。其仙逝後,有好道者將他的傳記與杜甫的詩作一起刻寫在巨石之上,成為珍貴的摩崖石刻。
此外,朝鮮的《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崔致遠傳》記載,崔致遠年少時就精敏好學,12歲時隨使節坐船入唐求學。臨行前,他的父親對他說:「十年不及第,就不是我的兒子,行矣勉哉!」崔致遠到長安國子監後,勤奮好學,努力不輟,六年後,即在18歲時便「一舉及第」,中了進士。
                                                                                                                  新羅遣唐使崔致遠(公有領域)
作為「賓貢進士」中的出類拔萃者,崔致遠受到了中國文人的禮遇。《崔致遠傳》中提到,崔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羅隱自負才高,不輕易將詩作給他人看,但卻曾給崔致遠展示其所作的詩歌。崔還與同年中進士的顧雲交好,在崔回國時,顧雲以詩送別。詩中寫道:「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山之下兮,千裡萬裡之洪濤。傍邊一點雞林碧,鰲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這表明崔致遠的詩歌相當不錯,感動時人,其後成為新羅的「東方文學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三國史記》卷十一《新羅本紀》還記載,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學生李同等三人,隨進奉使金胤入唐習業,仍賜買書銀三百兩」,也是新羅向唐朝派遣留學生的證明。
另據《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一文,有姓名可考的考中「賓貢進士」的新羅人至少有23人。

日本「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為了學習中國先進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唐使到長安,但因為遣唐使是外交使節,不能在唐停留時間過長,所以日本政府從第二次遣唐使團開始,每次會同時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一些是貴族子弟,前者學習中國文化知識,後者研習佛教教義。如新羅留學生一樣,唐政府對日本留學生給予優待,補助日常生活費用,四季發放被服,允許他們在國子監太學、四門學等一流機構讀書。據王讜《唐語林》記載,「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就業。」
在這些留學生中,最為有名的是第九次隨遣唐使團來到長安的阿倍仲麻呂。他19歲被選為留唐學生,十年後以優異的成績完成規定的學業,並考取「賓貢進士」,得到吏部獎掖,授校書郎,他成為日本人在中國學習並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職的第一人。此後,他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祕書監等職。
                                                      葛飾北齋所繪《百人一首》描繪阿倍仲麻呂明州望月。(公有領域)
史載,阿倍仲麻呂詩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賞識,並賜其中文名字為「晁衡」,他還與著名詩人王維、李白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天寶年間李白入長安為官,兩人由此結識,阿倍仲麻呂曾經送給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動。而儲光羲對他也十分讚賞,曾寫詩《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贈,儲光羲的詩名在當時也因阿倍仲麻呂而遠播於東瀛,並被供奉於日本京都的詩仙祠中。
在唐為官近二十年後,阿倍仲麻呂上書唐玄宗請求回國。唐玄宗愛才,不准其歸。當他在唐為官三十六年、已經55歲時,他再次上表請歸。唐玄宗准其回國。為了表彰他的功績,將其官職升為從三品。日本《延曆僧錄》還收錄了唐玄宗的贈別御詩:「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懷義遠,矜爾思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阿倍仲麻呂啟程回國時,眾多友人都來送行。在歸途中,他所在的船隻遭遇風暴,漂流到安南,又從安南輾轉回到長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為安南節度使,正三品。770年,阿倍仲麻呂死於長安,享年73歲。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贈他為正二品。

留學生傳播中華文化

自唐代開始,五代、宋、元、明各朝都有外國留學生到中國參加科舉,唐朝的「賓貢進士」有來自新羅、日本、渤海、大食、波斯等不同地域者。唐朝的詩歌,也多有與外國人士交往的文字,若論情感之真、評價之高、投贈之多,無逾於新羅者。這與新羅文化發達、學子水平超越其他國家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史書記載,有許多新羅學生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他們歸國後積極傳播大唐文化。新羅的法律、科舉、科技、佛教、學校等都深深地受到唐朝的影響,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說,那時候的新羅是唐朝的一個微型翻版。
而7世紀到8世紀的日本,也可以說是唐朝的另一個微型翻版。當時的日本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讚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長安。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日本派來的大量遣唐使、留學生和學問僧回國後,將唐文化與典章制度帶回了日本,推動日本向中華文明學習,走向新的發展。這也是為何今人可以在日本發現諸多唐朝的遺蹟。比如今天的日本京都,建築式樣幾乎與唐長安城一樣,也有「朱雀大街」和「東市」、「西市」。
無疑,唐朝乃至後世朝代的留學生在回國後,對傳播中華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參考資料: 1. 《舊唐書》。 2.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3. 《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張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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