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4月21日訊】1989年春天，一位名叫王麗玲的女商人，出差來到北京，正趕上如火如荼的八九民運和接下來的六四屠殺。現在旅居英國的王麗玲向本台記者申鏵講述了她參加北京市民摩托車飛虎隊、六月三號晚上以及後來到醫院數屍體等令人難忘的經歷。
摩托車飛虎隊最早被抓
記者：八九民運期間，北京有一個遠近聞名的市民組成的摩托車飛虎隊。您是飛虎隊的隊員，是嗎？
王麗玲：這個要解釋一下。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成立過任何什麼隊伍。飛虎隊是老百姓的一種稱謂。實際上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每天晚飯後，騎著摩托車到廣場上來遛彎兒，跟你步行遛彎兒一個意思。後來好多人就形成習慣了，晚飯後都開著摩托車過來，然後覺得不過癮，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動直升飛機撒傳單之後，那個聲勢很大，結果也不知誰想起來的，也轟摩托車以示對抗。結果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摩托車流，是自發的。
記者：最多的時候大概有多少輛這樣的摩托車聚在一起呢？
王麗玲：我感覺百八十輛吧，最多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頭頭走在前面，當時都是誰的摩托車排氣量大誰威風，誰就走前邊兒。
記者：當時也就是說大家造成一種氣勢來支持學生、支持運動，是嗎？
王麗玲：對，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後來就發展到，我聽說啊，有些人就幫助學生傳遞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隊的動向啊，有這個功能。我估計他們把它給滅了，也就是因為發現有這個功能在裡頭。
記者：後來聽說六四之後很多飛虎隊的成員都被判重刑，是嗎？
王麗玲：對，我們也看到了。實際上（對飛虎隊的）鎮壓，是在六四之前，提前兩三天，我有這個印象，就把它給毀了。
記者：「毀了」您的意思是什麼？
王麗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們也是僥倖，中間有點兒什麼事兒，我們離開隊伍，開著摩托車走了。結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鋼，當時他們想要首鋼罷工嘛，所以就全部開到裡頭，結果一進去就全都給抓了。實際上他們是最早被抓的。
記者：您知道他們後來的下落嗎？
王麗玲：在報上登過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中共派遣軍隊進入廣場。（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開槍了，運傷員、數屍體，還有失去丈夫的婦女
記者：六月三號您是什麼時候得知解放軍開槍了呢？
王麗玲：是六月三號晚上大概不到十點鐘。第一陣槍聲是木樨地那邊的（傳來的）。因為當時我住在西單，那個地方離長安街、西單口特別近，當時我朋友還以為是放鞭炮，後來我們從家裡跑出來在街上就聽得很清楚，而且還隱隱約約聽到唱國際歌的聲音。那個是永遠忘不了的。
記者：那接著你們看到了什麼呢？
王麗玲：接著我們就一晚上都在那兒忙啊。看到部隊衝過來。第一批部隊過來都是在車裡，開槍是亂開，的確也有一些是往天上打的，因為你可以看到子彈的流光。也有朝人群打的。這個時候就看到有人死了，中彈了。我呢，是和幾個人一起幫著把（中彈的）人往板車，就是運貨的三輪車上抬。我們主要是送了兩個醫院，一個是郵電醫院，還有二龍路醫院。我們把那天晚上所有的傷員都送到這兩個醫院去了。
記者：您在醫院看到多少具屍體？
王麗玲：有一個醫院是50多個，有一個醫院是26個。
記者：這是您自己親自數的？
王麗玲：我自己數的。我自己不是也受傷了嘛，我到醫院治療，而且那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那個時候（醫院門口）也沒有人把守。
記者：我記得您說過看到一位婦女來找她丈夫是吧？
王麗玲：對。當時醫院做得挺不錯的。他們搞了一個簡單的（死者的）冊子，那個冊子上肯定是沒有名子，他們就拍了一些照片，有的沒照片的就寫上死者的特徵，大概年齡多少，有沒有鬍子。因為夏天大家穿的都很少嘛，一般就是一個背心，尤其是有的受傷了以後衣服都沒了，所以主要是生理特徵。專門有一個醫生坐在門口拿著這個冊子等著來認人的。當時遺體已經開始腐爛了。那兩天特別熱，那個味兒很大，整個胡同都是味兒。那個婦女是個地道的北京人，一進來嗓門兒挺大。我說您找誰啊？她說「找我丈夫啊！大晚上的洗完澡還穿著拖鞋，說到外邊兒蹓彎兒乘涼去，去去人就沒回來。」所以她到處找人就剛好找到這兒了。她就說起她老公的特徵。結果看到醫生拿著的冊子上的照片，她就忽悠悠地暈倒下去了。我也估計那個是她丈夫，因為我不是進去看遺體的時候，我也有點兒經驗了。一般沒鞋的，穿的少的，什麼大褲衩的，肯定都是本地的；穿著毛衣啊，穿著長褲、皮鞋的，那就是外地的，所以說，如果那天晚上是北京市民（和學生受到鎮壓）的話，我還不同意，應該說就是群眾，學生和群眾，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吧，醫院（裡有）好多都不知道是哪兒的人。
記者：那是在哪個醫院？
王麗玲：這個是在郵電醫院。
記者：我記得您還說過醫院給那些受傷的人士起假名，為了保護他們，是吧？
王麗玲：對。那天晚上我不是摔了一跤嘛，玻璃碴子在膝蓋裡感染，就去醫院看。去看的時候呢，我剛一進那個醫院，當時都說是部隊要戒嚴了，結果還沒有來，所以我剛一進去，有個護士接待我，她說，「哎，誰看病」，我說「我」。她馬上就撕一張單子給我，她說「去，到那邊兒治療室去看」。我一看單子上面寫的是什麼「張藝珍」啊什麼的，反正不是我的名字。我就說您還沒問我名字呢，這是誰的名字？護士說「你怎麼回事兒？不怕他們秋後算帳啊？你還想用你真的名字啊？」這時我才知道就連醫務工作者為了保護我們，想的特別週到。
鎮壓學生的坦克被憤怒的民眾點燃。（TOMMY CHENG/AFP/Getty Images）
六四後，恐怖的檢舉揭發
記者：那後來，六四之後，您是不是要逃離北京？
王麗玲：六四之後那些日子就很難熬了。因為到處戒嚴，部隊就在大街上站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另外，人們開始檢舉揭發了。我認識一個小孩，他的小名就叫王石頭，十四歲吧，他就撿到了一個（戒嚴部隊的）鋼盔，後來被他父母動員，把它交出去就沒事兒了，因為都這麼說的，你只要是主動交待就沒事兒。結果交了以後，登記完了回家，第二天就（被）帶走了。我認識這孩子的時候他已經從監獄裡出來了，和我的朋友關一個號子。他就恨他父母。你說說看，他就恨錯對象了。可是北京當時就是那個情況，要麼你主動去坦白，要不就是人揭發你。後來我的一朋友也是被人揭發，說是他燒了坦克。
記者：你們到底有沒有燒坦克呢？
王麗玲：沒有。但是扔（汽油）瓶子是有，看別人燒（坦克）是有的。我們都沒有武器，後來就有人用北冰洋汽水瓶，把瓶子收集起來，我做過這個事兒，把瓶子收集一下，從公共汽車往外弄汽油，弄些破布條子，塞進去，那個點不好還會把自己給燒著。我們就點這種汽油瓶往外扔。其實對坦克來說一點用都沒有。
四十多歲的中國人，竟然不知道六四
記者：這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您現在有何感想呢？
王麗玲：這幾天我做了一組調查，我的調查是不正規的，是我個人的一種行為。發現我周圍的英國人，知道六四的簡直是百分之百；但是中國人，如果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不知道（六四），就是不知道發生了六四那個事。
記者：您是說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吧？
王麗玲：以上，三四十歲以上的人，以下的人就更沒戲了。那天我還碰到一個上海的，42歲，我們就突然講到六四，他告訴我他小學的記憶。然後我就說，後來打死了那麼多人，開槍掃射……居然他大吃一驚，他說「你說什麼？！開槍了嗎？」你看，當時他看過電視，學生在廣場（抗議的）情景，但是他不知道後面兒那一段。他一點兒都不知道。他說「真的開槍了？我怎麼沒聽說啊？」他問我這個問題。所以說，我的心真的都冷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責任編輯：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