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文】袁斌：中共是怎麼炮製「英雄人物」的

中共深知，要讓中國人民服服帖帖做奴隸，不僅要在政治上、經濟上牢牢控制住他們，而且還要在精神上也牢牢控制住他們。怎麼在精神上控制住他們？就必須對他們洗腦，讓他們接受黨文化的世界觀價值觀。這就夠了嗎？還不夠。常言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此還必須造出一大批能夠體現和弘揚黨文化的鮮活的模範人物供他們去學習，去效仿，以他們的人格力量把黨文化潛移默化的植入國人的心中。所以，從1949年建政至今，中共始終把炮製和宣傳黨文化的英雄人物當作一件大事在幹。

作為這方面的一大系統工程，2009年中共精心推出了所謂「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他們中有「清貧奮鬥一生」的方志敏，「為國捐軀」的狼牙山五壯士，「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勇堵敵人槍眼」的黃繼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雲，「勇救公社羊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傑——毫不誇張的說，這些人的名字和「事蹟」在中國不僅近乎家喻戶曉，而且成了幾代人的精神坐標，深深的影響了我們的人生。

然而，越來越多被揭露出來的事實表明，中共炮製和宣傳的這些英雄人物，都是根據特定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假英雄、假典型。

那麼中共又是怎樣炮製假英雄的呢？

在中共炮製的眾多英雄人物中，雷鋒不僅知名度最高，而且影響也最大，其形象可謂完美無瑕、光彩照人。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圖片的宣傳作用。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就是雷鋒。

不過，據大陸媒體披露，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這些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蹟「補拍」的，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大陸媒體還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在汽車駕駛室裡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就是張峻。當時，張峻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裡，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採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覆想怎麼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衝鋒鎗，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衝鋒鎗，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衝鋒鎗。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麼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1956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董存瑞》獲得國家大獎，「手托炸藥包炸碉堡」，並且高喊著口號「為了新中國，前進」與國軍同歸於盡的董存瑞從此家喻戶曉，遠播海內外，被先後寫入小學課本、軍史、黨史，成了中共樹立的第一個「開國英雄」。自那時起，無論是在官方的宣傳裡，還是在民眾的印象中，電影中的董存瑞與真實的董存瑞一直都被視為是同一個人。但是幾十年後，真實的董存瑞是否曾「手托炸藥包炸碉堡」卻遭到了人們的質疑，更令人意外的是，引發質疑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董存瑞「手托炸藥包炸碉堡」的銀幕形象正是他一手塑造的。

1954年，郭維接受電影《董存瑞》的導演任務時，對董存瑞還一無所知，只有領導提供給他的非常簡單的資料，為了拍好這部電影，他多次深入部隊對董存瑞的事蹟作了全面調查，有許多真情一直不敢外露。直到1996年，他在接受《大眾電影》記者採訪才第一次披露：「他（董存瑞）舉炸藥包犧牲是許多專家經半年考察論定的。」

十年後，《大眾電影》在2006年7月出版的第8期又發表了題為《〈董存瑞〉：「真實」創造的經典》的訪問記，84歲的郭維在文章中再次強調：「在真實中……誰也沒有親眼看見他（編者註：即董存瑞）托起炸藥包的情景，這完全是事後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出來的。當時董存瑞沒有帶架子，橋肚上也不能放炸藥。戰鬥結束後，從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婦為他做的襪底來，於是軍事專家就認為董存瑞極有可能是舉著炸藥包炸橋的。」

幾天後，8月19日，在央視電視專題片《電影傳奇——董存瑞》中，接受訪問的郭維第三次挺身證明「董存瑞的英勇獻身」是事後推測出來的：「我了解的是什麼呢？郅振標是真正跟著董存瑞衝上去了。但董存瑞衝到碉堡前頭後，找不著他了。以後怎麼知道、確定他是托著炸藥包炸的呢？最後有人建議挖這個橋底下。結果最後挖到一定深度的時候，挖出一個襪底來，就是董存瑞媳婦給董存瑞縫的。班裡的同志都知道，這是董存瑞的襪底。這麼確定這是董存瑞……」

很明顯，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在此事上沒有作偽證的利益動機。從政治上說，郭維本是一個老共產黨人，1938年加入陝北公學流動劇團，參加演出了《白毛女》等名劇；1949後曾任河北省文工團團長，1950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其導演（兼編劇）的驚險片《智取華山》，獲1956年捷克國際電影節爭取自由和平獎；1954年調任長影導演，執導《董存瑞》，又獲1956年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郭維毫無必要向自己參與塑造過的英雄董存瑞身上潑髒水，只是想將自己知道的「拔高」告知世人，還原真實的董存瑞。

與「董存瑞炸碉堡」可以媲美的是，「黃繼光堵槍眼」的故事也如雷貫耳般的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為了塑造黃繼光的英雄形象，1953年中共新華通訊社分發表的通訊《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刻意描寫了黃繼光持爆破筒沖向敵碉堡時，在爆破前那一剎那仍懷念著祖國，懷念著母親。這篇通訊發表後，有讀者來信問：黃繼光在敵堡爆炸時已英勇犧牲，記者怎能知道他當時的心理活動？作者回答：是他的想像，他認為黃繼光當時肯定有這種思想，這種想像是合理的。這種觀點被稱為「合理想像論」。

對於新聞通訊寫作能不能「合理想像」的問題，當時的新聞界開展了一場討論。儘管大多數人不同意「合理想像論」，認為文學不能代替新聞，不能虛構是有關新聞生命的原則問題，任何虛構都必須堅決反對，但仍有主張新聞報導可以允許對某些細節作適當的想像或「文藝加工」，就像《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對黃繼光的描寫那樣。可以說這篇通訊開了一個很壞的頭，這之後中共宣傳機器塑造的所謂英雄人物，其「英雄事蹟」許多都是這麼合理想像出來的。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是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的一句口號。而作為大慶油田「先進人物」代表的「鐵人王進喜」更是在中共的宣傳中走入了千家萬戶。著名電影《創業》把王進喜描繪成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的採油隊隊長，帶領著石油工人戰天鬥地，艱苦創業，篝火下學馬列，泥漿池裡堵井噴等等。但王進喜的形象真有這麼光輝高大嗎？

答案是否定的。真實的情況是，王進喜第一次被調往大慶油田時，大慶油田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泥漿固井也只是當時開採油井的一道工序，並不是發生井噴時才採取的緊急措施。由於當時的技術設備十分落後，沒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漿攪拌設備，用泥漿固井的效果很不好，當時的石油工人普遍沒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漿固井的基本常識。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採油隊的兩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姓劉），出於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不顧一切的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才有了大慶第一口油井。而這一切與王進喜沒有任何關係。另外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泥漿是下沉的，人工攪拌泥漿必須下到泥漿底層掏挖，非常難。而電影中的王進喜，兩隻胳膊只在表面劃拉，做戲嘛。「篝火下學馬列」的事情雖然是有的，並不是工人們的「思想覺悟」有多高，而是因為工人們太苦了，早上頂著星星出工，晚上伴著月亮回到窩棚，只給菜窩窩糰子吃，工人們吃不飽怨氣很大，於是領導強迫大家學習改造思想。

當年的中共石油部長康世恩，在聽取大慶油田建設匯報時，時任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技術工作的老工程師，向他如實的匯報了這一過程。康世恩對人工攪拌泥漿的事很感興趣，說：不錯，應該樹個典型。但是他並不想把奮不顧身跳進泥漿池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臭老九」樹為典型，而是轉身對一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大慶油田負責人說：「找個人選樹個典型。這位領導馬上領會，推薦了他的手下王進喜。」就這樣，通過歪曲篡改事實，王進喜很快便成了家喻戶曉的模範人物。

王傑是繼雷鋒之後，中共解放軍大力宣傳的又一英雄，著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座右銘就出自他的日記。

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頭腦發熱，想打世界大戰，在全國大搞民兵訓練。民兵訓練都是由當地武裝部組織駐軍協助進行的，王傑所在的部隊就參與了這種訓練。一次，王傑在輔導民兵埋地雷（在訓練中以炸藥包模擬地雷）時不慎引爆了炸藥包，被當場炸飛，還炸傷了十多個民兵。一開始，王傑所在部隊的師黨委在向上級報告這件事時，已經把王傑的死正式定性為一起由於違反操作規程而造成的責任事故。但是這件事被當時濟南軍區青年部的一位姓崔的部長知道了，他指示王傑所在部隊的人說：「以事故定乾坤這種思想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事故歸事故，英雄歸英雄。雷鋒不也是死於事故嗎？你回去後，可以搞個詳細的材料給我，定了性的東西，只要是錯誤的，可以平反嘛！」

於是，新的調查報告又變成了：「原來王傑使用的拉火管是過了期限的，拉火裝置早已失控。當王傑把拉火管接上連結炸藥包的導火索時，拉火管突然引爆。這時，採取任何補救措施已來不及，在這危急關頭，如果王傑想保全自己，完全可以向後仰身，以避開炸藥包爆炸時形成的45度最大殺傷角，可根據驗屍來看，王傑沒有這樣做，而是用自己的身軀撲向炸點，掩護了在場的民兵和人武幹部」。

之後，濟南軍區裝甲部隊的負責人為了逃避責任，乾脆來了個反戲正唱，授意軍隊的筆桿子硬是將王傑寫成了活學活用毛著的模範標兵。更荒唐的是，這篇報導被「林副統帥」發現了，林彪看後授意：「我們宣傳王傑同志，主要宣傳他的優秀品質、模範行為和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關於事故問題，可以避開。」所以，因「爆炸時形成的45度最大殺傷角」所炸傷炸殘的十多個民兵和人武幹部，在此後的宣傳中，連提也沒提。

林彪為什麼要大力宣傳王傑？除了鼓勵全軍學毛思想，更主要是鼓勵王傑的炮灰精神，林彪在軍事上當然比毛澤東內行，他很清楚中國軍隊在現代戰爭中是個什麼角色，如果沒有人肉炸彈將一事無成。在全民皆兵大練武中，誤傷和事故層出不窮。王傑的事故是因為他炸死了自己，這樣的死典型怎麼吹怎麼有理。如此一來，王傑所在部隊不僅保住了「四好」榮譽，還成為了全軍的榜樣。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忘不了「老三篇」（毛澤東的三篇文章），「老三篇」裡最為人熟知的是《為人民服務》，而《為人民服務》的主角則是毛澤東的警衛張思德。他可以說是毛通過人為拔高的手法親自炮製出來的一位假英雄。

抗戰時期，中共自稱在延安開展了一場大生產運動。所謂大生產其實一項重要內容是種植和製作鴉片，並賣到日占區、國統區。時任毛澤東警衛的張思德不僅參與了制鴉片，並在1944年9月5日因窯洞塌方被砸身亡。

按說張思德不過就是個普普通通的警衛，他的死更是個意外，不值的大張旗鼓的宣揚。但毛澤東出於樹立典型的政治需要，卻別有用心的把張思德一下拔的很高，添油加醋的說什麼「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經毛澤東這麼一捧，張思德一下便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模範。到了文革，隨著「老三篇」的走紅，更是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

與張思德相仿，劉英俊也是一個通過人為拔高的手法炮製出來的英雄。

1966年3月15日，中共23軍67師200團重炮連任戰士劉英俊為救護孩子攔驚馬而獻身，之後被中共作為英雄人物廣泛宣揚。1966年7月14日，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向他學習的通知。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人民的好兒子》的社論，把學習活動進一步推向了全國。

劉英俊為救護孩子攔驚馬這件事有沒有？確實有。但中共塑造的「人民的好兒子」劉英俊這個典型的許多「事蹟」卻是添油加醋人為拔高搞出來的。

據當年中共《解放軍報》的一位知情者披露，劉英俊死後，其所在部隊組織人寫了文章，要宣傳他，並為此與《解放軍報》進行了聯繫。他們來《解放軍報》後，不僅向這位知情者反映了劉英俊為救孩子攔驚馬的經過，還附帶介紹了他的一些其他情況，說他在本連隊曾被人認為是一個「後進戰士」，說過一些牢騷怪話，還曾頂撞過領導，因此不太受人歡迎和注意，直到他因為攔車救人而犧牲，部隊才開始對他進行表彰和宣傳。

之後，《解放軍報》在塑造劉英俊這個典型時便大搞添油加醋人為拔高，不但抹去了他身上的所有缺點，還加進了許多根本不是他做的事或他說過的話，將劉英俊塑造成了一個一直「先進」和一貫「優秀」的「活學活用」出來的「英雄典範」。軍報的宣傳就是這樣的。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所介紹的只不過是中共在炮製英雄人物時所常用的幾種造假手段，實際中它所使用的造假手段遠比這還要多，絕不止這幾種。為了造假，中共完全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哪種手段有效，它就用哪種，並且常常是幾種手段同時使用。但無論使用什麼手段，假英雄畢竟是假英雄，遲早都要被人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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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