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九月，習近平訪美期間，哈佛大學教授、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建者之一、國際關係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一篇名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的文章，文章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兩國之間極有可能爆發戰爭。「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國際關係學的術語自那時起被媒體、學界、政界等多名人士用來解讀中美關係。不久之後，習近平也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提到，中國和美國要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轍。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傑出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對曾發生在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作出的詮釋是：「雅典的崛起導致斯巴達產生恐懼從而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發生（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據艾利森解釋，『修昔底德陷阱』是說，當一個崛起中的國家力量強大到足以威脅居於主宰地位的統治國家時，統治國家會採取行動回應威脅，這將使兩強戰爭難以避免。艾利森通過研究發現，從十五世紀後期葡萄牙與西班牙在貿易上的爭端起至今，世界共發生了十六起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衝突（包括拿破崙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其中只有四樁最終未陷入戰爭。此理論被後人引申為「崛起大國（如雅典）與守成大國（如斯巴達）必有一戰」。
以當今時代背景及世界格局而論，『修昔底德陷阱』能成否為分析國際衝突的定律？
筆者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古希臘時代的國家行為模式具有很強的歷史局限性，不能把它作為解讀當今世界格局與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理論依據，尤其在當今中美關係以及解釋中美貿易戰上並不適用。
艾利森在使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時，並沒有講出雅典和斯巴達之戰的本質：那不僅是爭奪希臘城邦國家盟主的利益之戰，更是民主與獨裁制度的意識形態之戰。回顧歷史，美國早在十九世紀末時綜合國力就已全面超過英國，但美國沒有嘗試打敗英國獨霸世界，反而成為英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維護者。美英之間沒有發生戰爭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國之間有著共同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艾利森認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方式，是肯尼迪總統（John F. Kennedy）曾呼籲的「保留世界的多樣性（If we cannot end now our differences, at least we can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也就是美中能互相承認，一黨專政與民主各有好處，『兩種形式的政府、兩種生活方式，也許可以共存、競爭』。艾利森的這段話，讓筆者想起了著有《正義論》的美國知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曾說的一句話。一次，有人在哈佛大學的政治課堂上問羅爾斯：「假如您的《正義論》遇到了希特勒，該怎麼辦呢？」羅爾斯沉思半晌，答道：「殺了他，我們才能討論正義的建設。」如今中共的存在就如同納粹一般。如今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不只是新興強國與現存強國的關係，而是由於中共極權統治造成的兩種制度、兩種價值觀的對立關係，而中共不可能改變其反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因此與自由世界尤其是美國的衝突在所難免。
艾利森這種「中美共存」「和平演變」的思想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中盛極一時。其實，從中共在對外貿易中的貨幣操縱、強制技術轉讓和產業補貼，到債務外交、軍事擴張、壓迫信仰人士、建造監控國家；過去幾任政府都清楚知道中共所為，但在價值觀與利益間他們選擇了後者。多年來正是綏靖政策使中共在韜光養晦中日益壯大。
帶著「經濟自由會帶來政治自由，只是需要時間」這樣的想法，帶著」美中經貿發展將促進中國人權進步」的樂觀斷言，近20年前，克林頓政府作出了將中共納入WTO的決定。2000年10月10日，克林頓在白宮舉行了一場隆重的《2000年美中關係法》法案簽署儀式。當時克林頓說：「你們將記住這一天，並且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如他所說，20年後世界確實記住了這一天。但是，他說錯的是，那絕不是令美國自豪的一天。那天是美國作出歷史性錯誤的決定的一天。20年後，美國終於醒悟。
自川普執政以來，像艾利森這樣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已被美國政府決策層拋棄，川普周圍的幕僚，清一色地全是對華鷹派。諸如許多西方主流媒體指出的，儘管川普總統在很多外交事務領域裡的政策具有爭議性，但他對中共的強硬態度在華盛頓兩黨以及在民眾間頗受歡迎。如今反共已是美國兩黨和朝野的共識，已經成為了新的政治正確，近期美國政府重要官員的一系列發言與行動都證明了這一變化。隨著美中貿易戰不斷升級，西方社會的主流精英、以及長期關注美中問題的專家學者們都逐步意識到了：這不是一場尋常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戰，而是以美國率領的自由民主陣營和以中共為首的專制國家為爭奪主導世界乃至人類未來的世紀大戰，是民主文明與共產專制的較量。
近些年來，從新疆大批抓捕維吾爾人，到尤其最近的香港事件，每一次中共的邪惡本性都被曝光於天下，讓國際社會從政府到主流人群越來越認清中共極權統治的真正威脅—反對自由、剝奪人自由意志。
美國沒有想對中國發起戰爭，也並不是害怕中國的崛起。如同彭斯副總統所說：「當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鼓勵中國與世界接觸交流時，美利堅合眾國以張開的雙臂去回應。我們迎接了中國的崛起。我們慶賀6億的人民能使自己脫離貧窮。在中國的興起過程中，美國投資超過了世界所有國家。美國人民希望中國人民過得更好。」
隨著貿易戰讓增長放緩、消費者縮減開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點，中共執政合法性之基已經被撼動。如今拋棄共產專製成為全球大趨勢，中共面對的不僅有來自國外文明世界的圍堵，同時更有來自國內人民的反抗。當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的時候，就是中共政權最終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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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