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本應是平靜祥和的一天,第二天就是普世歡騰的聖誕節。但這一天,對於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生楊文卻是噩夢。上午6時許,楊文醫生在搶救室慘遭病人家屬孫文斌殺害,於25日凌晨離開了人世。案發後曝光的監視器畫面顯示,楊文當時坐在搶救室,站在背後的孫文斌與她交談時,突然拿出預藏的短刃連續猛刺她的頸部,楊文當場倒地。一名參與搶救楊文的醫生說,楊文被砍斷了右側頸全部肌肉,以及食管、氣管、頸內靜脈、頸總動脈,和通往身體的神經,連頸椎骨都斷了。
事後,楊文醫生生前同事在微博上發表文章還原了事件的真相。12月4日,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收治了一名95歲的老年女性患者,她患有腦梗塞後遺症。她被送到醫院時,嘔吐、意識不清,但家屬簽字拒絕一切檢查,僅僅要求輸液。輸液後,病情並無好轉,病人家屬認定是楊文醫生輸液給輸壞了。之後,楊文及同事說服家屬同意檢查,證實患者病情很不樂觀,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腸道、泌尿系、肺部)並伴有心衰、心肌損傷。但病人家屬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會因為一點點的病情變化,而懷疑醫生的用藥,不停的吵鬧、辱罵、威脅。楊文醫生建議病人轉院或者進行醫療鑑定,但病人家屬都不同意。他們就在搶救室天天跟醫生干架,患者的小兒子孫文斌尤其極端和情緒化,總說老太太死了,醫生一個也別想活。半個多月,醫生們上班都是忍氣吞聲、膽戰心驚。但他們恐懼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楊文醫生被殺害了。
事件發生後,急症室裡被搶救的其他病人以及陪伴家屬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沒有人安慰同情一下醫生,沒有人譴責凶手孫文斌。凶手的其他家屬則冷眼旁觀看著醫生們的慌亂、無措。殺人凶手孫文斌現年55歲,已被警方抓捕。27日下午,民航總醫院舉行了楊文醫生的追思會,活動持續了約一個半小時。
該事件被媒體披露後,迅速成為網絡熱點。人們紛紛譴責凶犯的殘忍、野蠻和無知。眾多醫生也發聲呼籲社會關注中國嚴峻的醫患關係。但官方顯然不希望楊文事件擾亂了祥和的社會氛圍,該事件視頻被屏蔽,相關報道也在各大網站不見了蹤影。或許該事件很快就會被社會遺忘,直到下一個悲劇的降臨。
據統計,2008-2018年十年間,中國大陸媒體報道過295起傷醫事件,362名醫護人員受傷。2001年以來至少50位醫務工作者因為暴力傷醫事件而失去生命。應該說,傷醫事件在世界上時有發生,但像中國這樣頻繁還是很少見的。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包括戰亂中的伊拉克,只要有人辱罵威脅工作中的醫護人員,都會被抓而被判刑坐牢,而攻擊醫護人員,更不用說了。在澳大利亞,攻擊正在工作中的醫護人員,不管醫護人員傷勢如何,都要坐牢,最高刑期14年。在台灣,曾發生過一起震驚台灣的傷醫事件。2013年11月26日,台灣省桃園縣蘆竹鄉代(相當於人大代表)王貴芬打了林口長庚醫院護士一耳光,該事件引發軒然大波,王貴芬打後悔改,下跪痛哭道歉,仍被判刑五個月,罰金30萬台幣。後王貴芬以向護士賠30萬台幣取得諒解,護士撤告。此事引發台灣民間廣泛討論,大家都認為,如果醫護人員在工作時候安全得不到保證,那怎麼能夠安心工作呢?怎麼能夠治病救人呢?對醫護人員實施暴力,看起來是只對醫護實施暴力,實際上會傷害所有去看病的人。2014年12月初,台灣地區立法院為此快速初審通過《醫療法》修正草案,對執行醫療業務的醫事人員施強暴,改公訴罪,不可撤訴,最重可處5年徒刑,史稱《王貴芬條款》。下面,就楊文醫生被殺害事件,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傷醫事件無法用嚴刑峻法解決
楊文事件發生後,很多人認為中國應該制定更加嚴厲的法律,打擊醫鬧和傷醫事件。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將於2020年6月1日實施。儘管嚴厲的法律對於醫鬧和傷醫事件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認為作用甚微。原因也很簡單,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社會缺少對法律的敬畏。楊文事件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反映了當今中國尖銳的社會衝突和社會治理的失敗。楊文事件的背後是道德的淪喪;是人與人之間,人與政府、社會機構之間的互不信任;是部分民眾對生活的絕望和仇恨;是對生命的漠視;是社會醫療保障的缺乏。法律僅僅只是社會治理的一個環節。我們對傷醫事件應該譴責,同時,我們也要承認事件背後存在著緊張的醫患關係。中國大部分藥品由政府統一定價,部分藥品價格偏高,醫生每開一盒藥就能拿到高額提成。於是就有一些無良醫生為了賺錢給病人胡亂開藥或過度治療。這些不斷發生的傷害、欺騙病人的事件,使社會對醫院和醫生失去了基本信任。2016年4月至5月間發生在中國大陸曾發生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魏則西事件。大學生魏則西及其家人在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接受了未經審批且效果未經確認的治療方法,導致耽誤治療,最終於2016年4月12日不治去世。後媒體披露了該醫院為謀取巨額利潤將所屬科室外包給莆田系的醜聞。縱觀中國,病人殺醫生,被告殺法官,學生殺教師等惡性事件不斷發生,無法僅僅依靠刑事制裁解決。孫文斌在殺害楊文醫生時並非不知道殺人的後果,他是將對社會的怨氣極端地發洩到楊文的身上。所以,殺害楊文醫生的凶手並非僅僅是孫文斌,應該說我們政府和執政黨同樣也是凶手。
第二,為什麼其他患者和家屬麻木不仁?
當孫文斌殺害楊文醫生時,為什麼在場的病人、家屬無動於衷、麻木不仁?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仁愛傳統。孟子曾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孟子認為是人的四種基本道德,又稱之為四端。他還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沒有了「惻隱之心」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就會是冷漠的、自私的、甚至殘酷的。看看今天的大陸中國人,我們不由一聲嘆息。冷漠、自私已經成為大陸民眾的新常態。1949年至文革結束,毛澤東砍斷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的根脈。四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導致功利主義盛行,「錢、權」成了成功的標誌。中國人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冷漠、自私、功利取代了仁愛、良善,可謂道德淪喪、禮崩樂壞。大家還記得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為什麼那麼多行人從她身邊走過卻無人幫助這個可憐的小女孩?還記得河南駐馬店事件嗎?一年輕女孩過馬路被出租車撞倒,出租車逃逸,沒有一個行人和司機去幫助她,哪怕把她挪到馬路邊,叫一輛車把她送到醫院就可以挽救她的生命,但沒有人去做,直到第二輛車對她再次碾壓。冷漠、自私、逃避像邪惡的病毒在中國人群體中擴散,可謂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楊文醫生在自己的醫院,在自己的病人冷漠旁觀中被殺害,這是一件多麼殘忍和心碎的事件。
第三,面對災難,沒有人能夠倖免
就傷醫事件而言,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夠給民眾提供良好的醫療保障,使他們不至因為重大疾病而生活陷於困境;如果能夠為社會貧困人口提供充分的社會福利保障,孫文斌等也不至於長期靠啃老生存;如果有宗教和社會非盈利機構幫助他們疏解極端心理和維護他們的權益,是他們不再孤立無靠,生活在叢林法則中,這樣他們的極端行為就會大大減少。如果政府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知識分子就會不斷批判政府,對社會風險進行預警,並推動立法,保護醫生的生命安全。但很遺憾,中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堵死了所有通向社會和諧的渠道,其結果只能是不斷製造仇恨社會的極端人群,不斷重複製造悲劇。
習近平在四中全會上強調共產黨對社會的絕對領導,強調一黨專制下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但楊文事件表明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的治理是何等失敗,人民是何等無助?大多中國人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政治體制改革,只關心眼前利益和個人生活,沉浸在虛幻的歲月靜好之中。但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社會的動盪和衝突,其災難後果的承擔者就是人民自己。但反觀香港示威者,他們明白反送中條例的通過與每個香港人密切相關,中國對香港民主自由的蠶食,他們將是最終買單者。於是,他們不認命,勇敢地走上街頭抗爭,要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們知道,沒有雙普選,政府就不會關心他們,為他們服務,而只能成為中共的幫凶和奴役自己的工具。儘管目前他們尚未取得成功,但已經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楊文事件是不幸的,一個醫生的生命被殘忍地剝奪。但我們僅譴責孫文斌是不夠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有太多孫文斌。我們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讓人民領導執政黨,執政黨成為人民的公僕,才能免於恐懼和災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北京之春/責任編輯: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