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強推惡法文革重臨 惡魔不會長存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02日訊】「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中共強推香港國安法，將香港帶回文革時代，港人面臨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但他堅信，如上世紀納粹希特勒、前蘇聯獨裁者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永遠長存下去。」

「它（中共）所做的一切，是不合法的，它現在是做皇帝的新衣，他們在騙我們，他們在說謊，無論講一萬次，無論有多少人講的謊言，謊言就是謊言。」張燦輝說，「港版國安法」繞過香港立法會，完全違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原則。

而惡法引來港人上街抗爭，港警暴力打壓更甚以往。張燦輝認為，中共的策略是完全白色恐怖，只要港人上街有所行動，有所出聲，甚至僅流露不同意的眼神，「他（港警）就打你，打到讓我們覺得害怕。但問題是這種恐懼，是否真的在一個強權之下，我們就會服呢？」

他以史上獨裁者希特勒、墨索裡尼、斯大林以及羅馬凱撒大帝為例，以獨裁、強權統治，以打壓令人民噤聲，「他們以為所有人都是聼一樣的話，講一樣的東西。但是，人是不是這樣的呢？」

近一年來的香港局勢催生了香港版「三民主義」：移民、順民、暴民，張燦輝提供了第四個選擇：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民。「在這個時代裡做一個『人』，如哈維爾說：活在真理裡。」前捷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是作家及劇作家、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

「我們要活在真實裡、真相裡，加上我們的能力，以及看很多資料和材料，我們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他說，港人手無寸鐵，不需與殘暴的港警正面對抗，面對極權，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傳播真相。

「很多人用畫畫，很多人用文宣，用戲劇，用寫作，寫小說，很多方式。我認為在香港絕對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做同一事，我們拒絕謊言，我們要敢於講出真相。」

「作為知識分子來說，見到不公平的事，我們在不同方位去發聲，暫時我仍然覺得在香港或者世界，我們有能力在很多地方發表意見。」而即使一時難有成效，「但講出來，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態度。」他不責難目前尚不敢為公義發聲的香港學者，「我認為他們可以做得更多。」

張燦輝生於1949年，隨著香港的繁盛，他在此獲得良好教育與機會，「我爸爸那輩的辛苦，給我們機會，這些年代裡，我享受了很多很多香港的好處，當然要珍惜香港，珍惜我們生命裡的東西。」而中共一夕間將此抹煞，他強調，「我們不需要一起去陪葬自殺的，因為歷史是不會這樣發展的。」

「看了歷史就知道，這種謊言、這種極權是有一定時限的。」他鼓勵港人，「我們只要堅持，不要放棄，我們要活著在真相裡，同時保存我們的希望，總有一日，這些為虎作倀的人，這些幫兇，會有歷史去批判他們。」

「我仍然相信人性，相信人性裡是有理性的、有良知的，仍然相信這個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的，正如我們看到上世紀希特勒、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權會永遠長存下去！」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梁珍：聽到川普總統（5月29日）的記者招待會，有什麼感受？

張燦輝：我想在這一天，任何一個有良知的、有感情的，對香港有一定歸屬感的人，我們一定要擁抱痛哭的，因為這就是香港真真正正的末日。

我以為在2047年前，這50年不變。2047年，我沒死的話也98歲了，都不關我事了。但發覺原來提前了27年出現。這是一個很可悲的事，比如我聽到川普講，他說20多年前的一個磅礴大雨的晚上，看到英國國旗的下落，五星旗在上面，他覺得，很多人都覺得，香港會迎接我們中國的傳統，加上香港的獨特性，可以繼續存在，希望香港會有一個更加好的將來。中國大陸將香港作為一種模式，慢慢會變成香港的一部分。沒料想到大陸不是將香港帶向前邁進，而是將香港帶回去幾十年前的文革時代。

我們所有的朋友都覺得，當前真真正正是我們最大的災難出現了，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一切的法治，在我們面前一樣一樣地，被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言人、官，一個個，一樣樣地打碎、打爛。

這幾天裡，所有香港的所謂官，在這裡鸚鵡學舌，重複大陸想說的東西，個個用什麼無數的保證等等，以為香港人不懂事，香港人怕，香港人聽話。關於這一點，這段時間，很多人在不同的媒體中知道，很多有見地的朋友，在法律界、政治界、經濟界人士都有很多批評，以及指證了很多謬誤。比如港大法律學院的有名的教授都講了出來，這種繞過我們的立法，根本就是完全違反《基本法》，也是違反所謂「一國兩制」這個原則。

他（川普）講，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了「一國一制」。在這方面我們怎麼樣處理呢？上次歷史科的考題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從那時它（中共）一步一步，完全是荒謬的，是無理據的，完全以指鹿為馬的方式壓到我們這裡。很多朋友去寫以及指證它的錯誤。跟著說，沒用的，他們全都是不會聼的。我說不是，我想這一點是要強調的，儘管我們這幫朋友在不同的媒體裡指正了，它（中共）這次所謂國安法的立法中的不合法性，指正了他們所有歷史科考題的問題，裡面的荒謬。能夠站出來指正，儘管可能無用，但講出來，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態度。

香港的情況是三民主義：或者是移民，或者是順民，或者是暴民。很多人講，我們無能力移民了，但不甘心做順民，也不夠膽量做暴民。但我想，還有第四個可能性，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民。

人民不是普通的人，是什麼呢，我是說一個「人」的民。就是面對現在整個極權的時候，有什麼我們可以對抗他們呢？對抗，當然我們是赤手空拳的，無能無力，也沒有兵器，我們不能夠每天見到不平的時候，去打、去罵，現在慢慢看到整個抗爭運動裡，你不需要每次都去做勇武，去打，因為他們現在警方、黑警，他們有無限的權力，他們警暴，全都覺得是合法的。你一出去，他就會打壓。比如說，我們現在集會，你出幾個人，他們立即就殺到。

梁珍：他打壓的不僅是示威者，市民站在那裡就是罪。

張燦輝：它（中共）整個的策略完全是白色恐怖，你們在心中也好，有一些行動，出來講一聲不同意，你的眼神不同意他就打你。打你的時候，打到讓我們覺得害怕。但問題是什麼呢？這種恐懼，是否真的在一個強權之下，我們就會服呢？

香港人，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有一個特別的情況，比如把我們擺在文革時代，但其實不同的地方是，現在香港人，不是文革時代那種農民，是一些無知，我們現在香港，在資訊方面，還有我們是有教育的，我們讀歷史，思想的書，看很多文學的書，我們已經知道現在發生的事。

在過去的100年裡，已經很多人寫過了，可能講過的。比如最近美國有一本書《ON TYRANNY》（暴政）這本書，這裡面講，為什麼在20至30年代的時候，在德國納粹黨興起的時候，那些知識分子怎麼去應付這件事，他們（納粹）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用合法的、在國會推出來的法律打壓他們。再近一點，比如在捷克，哈維爾（前捷克共和國總統，捷克作家及劇作家，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怎樣作為一個文人，通過一個組織，去對付那個極權社會。同時我有一樣感覺，儘管現在的極權，我們好像是無能為力，但我們看一下歷史，仍有理由相信，一切極權，一切用強權打壓的一些政府，是不能持久的。

看看希特勒，看一下墨索裡尼，看一下斯大林，或者看一下，再早以前的羅馬凱撒大帝，一切用獨裁，用強權來統治的，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靠打壓，打壓不讓出聲，一切「真理」在他手上，以為所有人都是聼一樣的話，講一樣的東西。但是，人是不是這樣的呢？人的心裡是不是服的呢？

張燦輝：很多香港的官、警察，個個開口閉口就說「依法辦事，依法執法」。但我們告訴他們，在上個世紀很多的研究，比如，在1960年的時候，納粹黨的一個大罪犯艾希曼，他在阿根廷被人抓回來開審。而美國的一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去看他。這個大罪犯，是不是一個惡魔呢？她說不是。她後來講，The banality of evil，是什麼呢？是一個平庸的罪惡。

平庸的罪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這個人，他雖然寫了很多、無數的命令，送了無數人去集中營，但這只是依法做事，「我聼指令，不關我事，我沒拿過槍，沒殺過人，我有什麼罪呢？」他殺了幾百萬人，是他簽名的。我們這個歷史學家就說，看這個人其實他是很正常的，平時來說他沒什麼，但問題呢？他同樣讀哲學書，聽巴赫音樂，在家裡做好爸爸，但這個人怎麼會是個惡魔呢？不是生出來的，而是他缺了一樣東西，他說，平庸的罪惡是什麼，他這個人是拒絕思想，拒絕自由的思考，他沒思考的時候，他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做別人要我做的事，別人叫我犯法那就犯吧，不關我的事，是上級做的。」但每一個上級叫你做的命令的時候，每個人是不是真的完全是一個傀儡？是木偶？只是聽指示去做呢？

張燦輝：最近我還看了另外一場戲，是在1961年拍的戲，叫做《紐倫堡審判》，這部片很好看的，這些審判不是審戰犯，審紐倫堡什麼呢？

在1948年，審一班在納粹黨時候做法官，在法律上是很有地位的人，把他們當作戰犯來審判。在那場戲裡是法官審法官。那個受審的最重要的法官其實他知道納粹做過很多壞事，但他說那時候不知道那麼多。主控的法官最後說，「是，但你承認了，當你去審判的時候，你早就知道你審判的人是不需要任何一個證據，就判有罪的時候，你已經是在犯罪了。」在整個罪惡裡，不是一個國家，是整個文化，是在對待什麼「罪行」呢？是作為每一個人很重要的地方。

我經常說要做一個「人」，為什麼說「人」重要，200年來，民主發展裡最重要是人的價值，民主意味每個人、每個人都計算在裡面，這樣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如果覺得每個人都是數字，就像在納粹黨時期，猶太人被當作一個號碼，這個號碼就隨時都沒有了。

為什麼我們覺得共產黨是最殘忍的呢？當有人說，當年在韓戰的時候，有美軍想放原子彈炸中國的時候，「沒所謂啊，死幾百萬人，中國有的是人。」不要整天說有幾億人死幾百萬人沒什麼所謂，但它（中共）不知道其實人最重要的，不是一般數字上的人，是每一個「個人」，如果對個人不尊重的話，就是對自己不尊重，每個人都是工具，當作工具去玩弄，沒有自我，當然沒有人性了。

這個時代裡做一個「人」的時候，我提過哈維爾說的話，什麼叫「活在真理裡」，當然在這個強權之下，難道我們見到一些，忍不住就出去打人麼？或者出去跟人幹什麼嗎？比如我是老人家做不到的時候，但不代表我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不公義的時候我不出聲的。

梁珍：港版「國安法」推出來之後很多港人覺得很恐懼，甚至想移民，將資產轉走。這個時候學者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張燦輝：我認為有兩方面，覺得恐懼完全是真的，現在這個「大逃亡」比起97年，或者64，或者再早一點1967年香港暴動的時候更厲害。97年的時候仍然相信香港還有前途，相信一國兩制真的能保障我們的生活。但現在不行了，個人覺得我們真的很淒涼，我們要逃亡。當我說錯，你逃亡或者流亡，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得到，亦都不是說我們700萬人，其中有400萬人突然間去太平洋找一個島，用來做香港，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有獨特的文化，或獨特的東西，是我們作為香港大眾知道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啦，我們會怎樣呢？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時候，我看到無數的普通人，他們不需要讀很多書，也不需要賺好多錢，簡單的對於當前的現象，他們覺得是不公義，是憤怒，就發出聲。

當然發聲，怎樣發聲呢？出手，如何出手呢？一出手就可能犯了很多罪行，他們抓捕了你，比如前幾日（5月24日）抓捕了三百多人，可能他們不會告你，而是關你36小時，48小時在裡面，嚇你，嚇你，嚇你。

我們在這個如此恐慌裡，我們怎樣活呢？第一樣，我想活著，這種危險是真的，我們不需要面對面對抗，因為沒有意義，我們犯了什麼罪，都會被打一頓，但是問題是，我們在面前怎樣呢？我們可以不出聲，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們只笑一下，微笑，微笑可能是一種重要的方式，或者是如果我們能夠做的，就寫些東西，發聲。現在做學者，做知識分子的，讀了這麼多年的哲學，讀的那些康德、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很多很重要的政史學家其實已經說了，我們會贏，我們在過去做的事，我們現在的問題，我們在課堂、在學術研討會上說了很多。

突然間問題在我們面前，我們怎樣面對？文天祥說過，「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時窮節乃見，當你要面對一些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是什麼態度呢？你是跪下呢，你是投降呢？或者是站起來表達我不順氣，我不同意。

梁珍：這才可以見到這個學者的風骨。

張燦輝：死了之後，我覺得不重要，問題是生之前重要，生的時候我有一個態度，我有提過幾次，我老師勞先生（勞思光，當代重要華人哲學家及教育家），他一生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對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態度，如何站在一個批評的態度。勞生身材很矮小，體重不會超過100磅，弱不禁風，但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是要尊重，因為，他對這些強權他不肯，他不服輸，他不是在強權之下要膜拜，他說過「為什麼你不做幫兇」，我要重新提出來就是說，我們在面對現在真真正正這個強權，這個獨裁壓在身上，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要做鴕鳥躲在裡，或者我們不理會，我們飲酒作樂，或者作為知識分子來說，見到不公平的事，在我們不同方位去發聲，暫時我仍然覺得，在香港或者世界，我們有能力在很多地方發表意見。

梁珍：現在對香港的學者，是否比較失望？

張燦輝：我不敢說失望，我覺得他可以做得更多，現在見到那些朋友，有些是我覺得很尊敬的學者發了聲，我經常說，有很多的個人理由去說，即恐懼啊或者什麼的。但我覺得當前，我們現在面對這樣危機，我們在應該發聲的時候，我們有個立場的時候，在這一刻，我們不要在整個如此打壓的時候，就乖乖的全部接受。

我說過，我當然有辦法，我能夠立即走嗎？不是，我只不過是站在立場上我不認同這個政府，它所做的一切，其實是不合法的，它現在是做皇帝的新衣，他們在騙我們，他們在說謊，無論講一萬次，無論有多少人講的謊言，謊言就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哈維爾說我們要在真實裡、真相裡，加上我們的能力，以及看很多資料和材料，我們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

記者：張教授也喜歡攝影，剛才我注意到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不是表達了你自己的想法？

張燦輝：這是我去年去南極旅遊照的像，剛才梁珍問我，這張照片是日落呢？還是日出？我回答，有位朋友看的時候，就這樣說，「日出日落都無所謂，兩邊都可以解釋得了，如果說日出，就表示我們的光明在前面，日落就是更大的黑暗在我們的前面。」

我在下面用拉丁文寫了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在真理裡面活著」，「同時要保存希望」。「在真相，真理裡面活著」是哈維爾說的。「我們要繼續保存希望，不要失去希望」這句話是奧巴馬講的。我認為是表示一種態度。

我們對很多現實的反省，有很多方式的，就像很多人用畫畫，很多人用文宣，用戲劇啦，用寫作啦，用寫小說啦，很多方式的，我認為在香港絕對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做同一事，但是問題是我們要拒絕謊言，我們在真相裡要敢講出來。當然我們要計算一下我們的成本，不要突然衝動走出去，不行的，這一場的確的確是很長久的事，現在國安法落實還要很多時間，還沒有真正落實下來，當落實下來時，所有他們的執法人員，有更大的，他們認為的執法的理論和理據打壓我們。

香港真的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我相信每一刻，雖然我過去幾年不在香港，去讀書、工作，我在香港至少生活了60多年。我是1949年出生，跟共產黨一起長大，看著香港的變化，我爸爸那輩的辛苦，給機會我們，這些年代裡，我享受了很多很多香港的好處，香港我們當然要珍惜的，是有我們生命裡的東西。但現在他們（中共）將我們抹殺了，抹殺了，怎樣呢？我不覺得我們需要一起去陪葬自殺的，因為歷史是不會這樣的。

剛剛我說過，只要我們相信，看了歷史就知道，這種謊言，這種極權是有一定的時限的。在這時限裡，我們只要堅持，我們不要放棄，所以說，我們在真相裡活著，同時我們要保存我們的希望，總有一日，這些為虎作倀的人，這些個幫兇，會有歷史去批判他們，或許我們看不到，但我仍然相信人性裡是有理性的、有良知的，仍然相信這個殘忍的惡魔不會永遠存在的，正如我們看到世紀希特勒的滅亡、斯大林的滅亡，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政權會永遠長存下去。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