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三峽大壩 誰與李鵬一起建造了這座愚蠢的紀念碑？ 

按照計劃，李南央主編的《三峽啊》一書應該在2020年6月4日前由美國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但是由於疫情的影響，印刷廠無法及時完成，《三峽啊》一書未能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留下一點小小的遺憾。

如李南央在總序中所言，《三峽啊》一書分為兩部分，上半部是1989年2月由戴晴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的全部內容。下半部是李南央選編的反對三峽工程代表人物無法在大陸正式發表而散落在網上、或中國大陸以外出版物上有代表性的文章。

首先，筆者要表示對戴晴女士和李南央女士的敬佩。戴晴女士是一位拚命三郎，從1988年秋想為三峽工程做些什麼，到1989年2月底，完成了在中國大陸似乎沒有可能完成的事情。李南央女士也是一位拚命三郎，也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而且是在最艱難的時間段，完成了編輯工作。如果沒有疫情的影響，也是應該在同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本書的出版。都說如今更無一個是男兒，但是女士中多有巾幗英雄。

《三峽啊》一書中收錄了戴晴女士撰寫的《獨立歷史調查記者的文字》一文，記錄了《長江、長江》一書出版的過程。1989年2月底，《長江、長江》一書出版，「終於趕在政協、人大開會之前發行，直送到委員們下榻賓館的小賣部！我們印了五千冊，貴州出版社隨即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但他們只賣了二萬冊，『平暴』即發生，剩下三萬，作為『為動亂和暴亂做輿論準備』，奉旨銷毀。」

這是現代版的焚書坑儒。「平暴」之後，戴晴被當作動亂和暴亂的幕後黑手送進了秦城監獄，《長江、長江》一書中的被採訪者和作者都因此受到政治牽連。比如，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寫信給林華、田方工作的國家計委黨組（鄒家華任計委主任），說《長江，長江》「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你單位林華、田方同志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將『有關材料』送上，供你單位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國家計委黨組負責人找林華、田方談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要求林華、田方不能再在公開場合發表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否則政治後果自己負責。林華是國家計委副主任，田方是國家計委經濟所副所長、原習仲勳的祕書。

從1989年6月4日到1993年3月全國人大討論三峽工程，乃至到1998年長江洪水災害前，三峽工程的反對派不能在中國媒體公開發表反對意見。而李鵬等就是利用這個政治上的「有利時機」把三峽工程推上馬。

沒有六四暴力鎮壓就沒有禍國殃民的三峽工程。筆者以為，這就是李南央計劃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三峽啊》一書的動機。只要人們不忘卻，那麼無論《三峽啊》一書什麼時候面世，人們的腦海裡就會呈現那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幕。

李南央在接受《明鏡》陳小平博士採訪時，引用了北大教授黃文西說過的一句話：「我們不要為子孫後代留一座愚蠢的紀念碑」。李南央說：「現在，這座碑無可挽回地立起來了。那上面刻著決策者、鼓譟者、追隨者的名字：鄧小平、王震、江澤民、李鵬、錢正英、張光斗、林一山、潘家錚、李伯寧、郭樹言……」

本文就這個問題提供一些證據和展開一些討論。

李鵬的三峽日記取名《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什麼是「眾志繪宏圖」？就是說許多人一起建造的三峽大壩工程，不是李鵬一個人要建的。那麼到底誰和李鵬一起建造了三峽大壩工程、這座愚蠢的紀念碑？

記錄了1981年到2003年的李鵬三峽日記給出了一個回答。筆者統計了《李鵬三峽日記》中所提及的人物，一共有四百多個人，上達大禹下至方丈，如果按提及次數排列，最多是江澤民104次，其次是郭樹言94次；最少的國務院總理1次（趙紫陽0次）。如果把提及的人物分組排列，就得到很有意思的結果。

下面是《李鵬三峽日記》中提到的國家級領導人及次數：

姓名次數

江澤民104次

鄧小平39次

朱鎔基33次

吳邦國30次

毛澤東25次

周恩來12次

萬裡14次

喬石13次

溫家寶10次

胡錦濤8次

李先念5次

胡耀邦2次

李瑞環1次

國務院總理1次

趙紫陽0次

提到次數最多的人是江澤民，一共涉及104次；第二位是鄧小平，39次。提到江澤民的次數比鄧小平多出65次。可以說，沒有江澤民的鼎力支持，單憑李鵬的力量是建不成三峽大壩工程的。除去在前言和目錄中所提到的，最早提到江澤民的時間是1989年7月22日。

1989年5月23日江澤民接到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乘坐飛機到北京，立即被帶往鄧小平在西山的別墅，被告知將任命他為新的總書記。會後江澤民又飛回上海，將出訪歸來的萬裡截留在上海。5月29日江澤民再次被緊急召往北京。5月31日鄧小平召見李鵬和姚依林，希望他們能以江澤民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工作。鄧小平、江澤民和李鵬一夥用部隊、用坦克、機槍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在6月23日和24日舉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正式走馬上任，李鵬則做《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雖然李鵬在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中出了大力，卻沒有能夠如願更進一步當上總書記。但是他親手搬掉了阻礙三峽工程建設的趙紫陽，並獲得了新的總書記江澤民在三峽工程的大力支持。

7月21日至7月24日剛剛當上總書記不到一個月的江澤民便前往湖北省、前往三峽大壩壩址——三斗坪作為第一次國內視察的目的地。7月22日晚江澤民在湖北宜昌給在北京醫院養病的李鵬打電話，報告行程計劃和視察壩址的感想以及表示對三峽大壩工程的堅決支持。

7月25日江澤民返回北京便到醫院去看望李鵬。江澤民對李鵬說，通過這次視察，他認為建設三峽大壩工程是必要的，並大肆讚揚了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魏廷錚等人一番。三峽大壩工程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鄧小平讓江澤民當了總書記，用三峽大壩工程來安撫李鵬。江澤民用支持三峽大壩工程的建設，換取了李鵬對總書記工作的支持。有了江澤民的表態支持，李鵬也痊癒出院了。

所以說，沒有1989年對民主運動的暴力鎮壓，就沒有三峽大壩工程。

都說全國人大是橡皮圖章，但是也是中共手中的橡皮圖章。1992年3月18日，李鵬主持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黨員負責幹部大會，江澤民主講即將舉行投票表決的三峽大壩工程，江澤民講了整整兩個小時，主要內容就是，黨中央和總書記都投了贊成票，從而來影響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產黨的投票。可惜，江澤民文選中並沒有將這個兩小時的講話選入，可能是難以見陽光吧。李鵬主持「兩會」黨員負責幹部大會，江澤民去做投贊成票的動員，這是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上，江澤民自告奮勇地提出的。在會上江澤民表示，他將親自到「兩會」黨員領導幹部會上就三峽大壩工程去做動員，怕的就是人大代表會否決三峽工程提案。3月7日，江澤民又給李鵬打電話，讓李鵬看一下他將在「兩會」黨員領導幹部大會的講話稿。可見當時江澤民和李鵬對三峽大壩工程的通過並不自信。用團結在黨的核心領導周圍、服從黨中央決定的紀律，要求人大黨員代表投贊成票，強勢通過三峽大壩工程提案。

1992年4月3日，全國人大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票未按表決器的結果通過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了贊成票，這和人大代表中的中共黨員代表比例基本一致。根據一些代表事後的回憶，未按表決器的是台灣籍的代表，投棄權多是非中共黨員代表，如香港的吳康民、黃梅戲演員馬蘭等。

所以說，沒有江澤民到「兩會」黨員領導幹部會上就三峽大壩工程去做動員，沒有江澤民說黨中央和江澤民都投了贊成票，用黨的紀律約束人大黨員代表的投票，就不會有人大代表的多數贊成票。1992年全國人大關於三峽工程的投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最偉大的記錄：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不同意中共三峽大壩工程的決策。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江澤民為李鵬擋槍，為三峽工程壓制反對派的意見。李鵬沒有與三峽工程反對派交換意見的習慣，李鵬最為擅長的就是告狀。在李鵬三峽日記中提到的三峽工程反對派有

姓名次數

李銳9次

陸欽侃6次

翁長溥3次

周培源2次

劉崇熙2次

覃修典1次

1990年7月13日，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結束前一天，江澤民、李鵬邀請參加會議的民主人士吃飯。在餐桌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說：明天李鵬總理可能要對三峽工程表態，但是還有些問題研究得不透，特別是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問題。是江澤民出面把周培源的問題擋了回去，說：三峽工程搞好了，將造福子孫後代。事實上，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問題至今依然沒有解決。周培源曾於1990年6月向中央軍委領導建議，召開了一場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等科研專家參加的戰略研討會。周培源帶病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認為：在目前相對和平的環境下，一定要居安思危，將三峽工程的防護問題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如今，為了武統台灣，為了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中共當局將不得不改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聲稱一旦中國重大水利設施受到攻擊，將首先使用核武器報復。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置子孫後代的福祉於不顧。那一次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最後一次向中共最高層表示反對建設三峽工程的意見。1992年周培源離世。

1996年4月15日江澤民通過電話告訴李鵬，李銳上書要求停鍵三峽工程已經被他制止。江澤民要求李銳從大局出發。

對於翁長溥的反對意見，則是由吳邦國出面擋駕回去的。

所以李鵬在《李鵬三峽日記》的前言中寫道：「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對建設三峽工程做出了重大決策。江澤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峽壩址。1989年以後，所有關於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對三峽工程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因此在國家級領導人中江澤民提及次數最多，鄧小平次之。這與《李鵬三峽日記》成書的時間有關，此時鄧小平已經去世多年，鄧家的勢力也日漸衰弱，而江澤民還牢牢掌握大權。

本文中的副國級領導人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姓名次數

錢正英32次

鄒家華32次

王任重27次

姚依林15次

陳慕華11次

賀國強10次

錢正英在三峽工程中的作用，讀者大多都有了解，筆者已經有文章論述，這裡略去不表。

鄒家華，1926年出生，和李鵬一樣是烈士的兒子（父親是鄒韜奮），妻子葉楚梅是葉劍英的女兒。1948年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補習俄語後，即赴蘇聯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機械系學習。1955年回國，任工程師、廠長。1964年任第一機械工業部機床研究所所長兼黨委書記。1973年任國家工辦副主任（副部長級），1985年任兵工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部長級）。1986年任第一機械部部長。1987年李鵬出任代總理後，1988年鄒家華當選國務委員，1988年12月鄒家華任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成為李鵬的主要助手。1990年8月，鄒家華擔任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由水利部部長、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成員楊振懷兼任辦公室主任，能源部副部長陸佑楣擔任副主任，水利部副部長張春園擔任常務副主任，審查由楊振懷、陸佑楣、張春園等提交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鄒家華居然審查通過了這份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1991年鄒家華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92年3月21日在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鄒家華受國務院委託就《國務院關於提請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作說明。鄒家華的這個報告可以說是錯誤百出。單說三峽工程靜態總投資570億元人民幣（1990年價格），包括三大項：大壩樞紐建設、輸變電線路和移民費用，就是一個有意壓低的數字，為了騙取人大代表的贊成。到了1994年三峽工程正式開工時，三峽工程靜態總投資上升為909億元（1993年5月價格），而且只包括大壩樞紐建設和移民費用兩項，大壩樞紐建設509億元，移民費用400億元。

王任重（1917年—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王任重一直在武漢市、湖北省、中南局工作，先後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武漢市副市長、中共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務。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王任重就是三峽工程熱衷的支持者。文化大革命後王任重曾短時間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1983年6月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88年3月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有關問題的通知》，同時決定由李鵬、薄一波、王任重、程子華等4人組成協調小組，協調三峽工程的重新論證工作。從此王任重成為李鵬在三峽工程的得力助手。1991年2月17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在廣州主持召開三峽工程問題專家座談會，由王任重主持。參加廣州會議的有：張光斗、嚴愷、張瑞瑾、魏廷錚、楊賢溢、殷之書、劉兆倫等。這次會議對推動三峽工程決策有重大影響。會議形成了以王震名義給江澤民、李鵬及各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鄧小平同志呼籲儘快上三峽工程的報告。王震在報告上寫道：「這是任重同志同意，根據專家意見寫的，我完全同意。」在1991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大會上，李伯寧給王任重寫了一封信，希望加強對三峽工程的正面宣傳，並盼望中共中央早作決策，儘快開工修建三峽工程。王任重立即將這封信轉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鄒家華副總理。江澤民批示：「看來對三峽是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作點準備……」王任重見到這個批示後，立即又把李伯寧叫到他的住處，給他看江澤民的批示，高興地說：總書記講話了，你們可以好好宣傳了。5月份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主持召開「首都新聞單位三峽工程宣傳工作通氣會」，傳達江澤民的批示，接著就來了一場狂風暴雨，一面倒的宣傳。在1992年全國人大審查批准三峽工程之前，王任重於3月16日去世。李鵬對王任重的評價是：任重同志對於上三峽工程總是十分積極。

姚依林（1917年—1994年）從1946年開始就擔任經貿部門的領導工作，長期在陳雲手下工作，一直被認為是比較務實的經濟、金融幹部。1979年7月姚依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編制第六、第七個五年計劃，強調經濟計劃要從國力出發，計劃指標不要定得太高。1988年底盛傳1989年兩會將討論三峽工程決策，戴晴等把《長江，長江》一書趕在兩會開幕前出版，送到兩會代表住的賓館小賣店，努力阻止三峽工程進入決策程序。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在七屆二次人大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承諾說：「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頓期間以及將來『八五』期間，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劃。」（見1989年4月5日《人民日報》）很多人以為，姚依林對上三峽工程並不積極，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是一個不錯的信號。但是姚依林鄭治態度的轉變，改變了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結構。六四之後，姚依林轉而支持三峽工程的上馬，而且認為早上比晚上好。1992年4月全國人大審查批准和通過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三峽工程也很快被納入了第八個五年計劃。姚依林自食其言。

陳慕華（1921年至2011年），1976年11月受到華國鋒的重用，提升為對外聯絡部部長兼黨組書記，1978年任華國鋒手下的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趙紫陽組閣，陳慕華留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計劃生育工作，1982年降任國務委員。1988年在國務院任職滿兩屆的陳慕華退休，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應該說這是李鵬精心的安排。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有關問題的通知》，確定了三峽工程的決策程序：責成水電部組織重新論證、編制工程可行性報告，然後由國務院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再報國務院、中央政治局審議，最後提交全國人大審查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給全國人大布置了任務（違反憲法）。鄒家華領導的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通過了工程可行性報告，現在該全國人大出台了。1991年11月13日至24日陳慕華率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峽考察團共25人考察三峽地區，代表團成員包括曹志和袁雪芬等。1991年12月26日陳慕華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上作匯報發言指出：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具體地說，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這是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三峽工程論證綜合經濟評價組的三個方案的費用比較分別為（括號中為三個方案的指數比較，早建方案為100.0%）：

早建方案：1908.9億元（100.0%）

晚建方案：1981.5億元（103.8%）

不建方案：2018.9億元（105.8%）。

綜合經濟評價組副組長李京文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報上撰文說：「當時我們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後來結算時花了1850億元，說明預算還是基本準確的。」但是1993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的靜態總投資570億元人民幣，而綜合經濟評價組預算整個工程建設需要資金1900億元，即沒有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也沒有建比不建節省大半個三峽工程、早建比晚建節省小半個三峽工程的結論。一切都是欺騙百姓。

1992年3月21日鄒家華做三峽工程議案說明，1992年3月30日陳慕華領導的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查批准了國務院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建議全國人大代表大會批准並將興建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由國務院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選擇適當時機組織實施。

鄒家華和陳慕華幫助江澤民、李鵬完成三峽工程決策程序，姚依林1989年4月3日的承諾：（三峽工程）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就是一句徹頭徹尾的謊言。

本文中的省部級領導人是指部長、省委書記和省長以及相當級別的幹部。

姓名次數

郭樹言94次

陸佑楣85次

李伯寧32次

蒲海清23次

肖秧22次

甘宇平22次

魏廷錚20次

郭樹言，1935年出生，1952年考入南開大學物理系，被選派赴蘇聯學習。1953年至1954年在北京學習俄語，1954年至1959年在蘇聯烏拉爾工業學院冶金系黑色金屬鑄造專業學習。回國後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鑄造研究所工作，從技術員一直干到副所長。1978年任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負責人，1982年任科學院管理學科負責人，1983年任國家科委預測局副局長，1984年任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90年任湖北省代省長、省長、省委副書記。1992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李鵬），一直干到2003年。2003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郭樹言在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位置上幹了11年，1992年三峽工程正式進入決策程序，2003年三峽水庫開始蓄水，船閘開通，第一台發電機發電。郭樹言對於李鵬、對於三峽工程的重要性可以從三件事中看出。第一件是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計算出錯。張光斗於2000年4月1日給郭樹言寫信說：「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麼大。這個研究是清華作的，錢副主席（指錢正英）知道後，把長江水利委員會找來問，他們也承認了。這也可以解決，無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響幾天航運。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不行的。」郭樹言將有關文件報送主管副總理吳邦國，吳往上推，批示「請熔基同志閱」，朱將文件轉給李鵬及三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這個重大設計錯誤就沒有了下文。三峽水庫防洪庫容是三峽工程最為重要的技術數據，防洪庫容計算有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必然錯誤，三峽工程決策也必然錯誤。第二件是治理三峽水庫水污染需要三千億元人民幣。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張光斗和錢正英赴重慶考察，4月1日就三峽水庫水污染問題給郭樹言主任、李進忠副主任寫信，反映三峽水庫水污染問題。張光斗在信中說∶「國內外許多人反對三峽工程，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由，我們表明能夠保護好生態環境的，為此必須作出努力。特此報告對三峽庫區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了解到的情況。」張光斗接著寫道，按照上海的經驗，治理三峽水庫重慶庫區水污染問題，估計需三千億元人民幣。張光斗建議中央要投資。由於三峽大壩的阻擋，水流變緩，極大地減小了水流的自淨能力，導致三峽水庫水質變壞，甚至富營養化。治理水庫水質需三千億元人民幣，超過三峽工程的總投資額，三峽工程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做出這個結論，無需高深的投資知識。但到郭樹言那裡也是壓下不表。第三件是關於三峽工程的質量問題。還是張光斗告之：「關於三峽工程的質量問題，我們的質量檢查報告寫得比較客氣，主要是怕人家攻我們。質量一般，這要說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關鍵是進度趕得太快。」而郭樹言等只是公布專家寫得十分漂亮的質量檢查報告，而不把質量真相告訴老百姓。質量問題一直是三峽工程的心腹之患，何時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陸佑楣，1934年出生，1956年畢業於華東水利學院（現河海大學）。陸佑楣從基層干起，一步步地從技術員干到總工程師，從科長干到水電部副部長、能源部副部長。陸佑楣參與了黃河劉家峽、漢江石泉、漢江安康、黃河龍羊峽大壩工程的建設。上述四個大壩工程在設計和建造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比如石泉大壩工程。1983年7月下旬漢江流域降暴雨，陝西省安康市上游的石泉水庫水位超過最高水位，不得不緊急開閘放水，而安康市下遊河段又被卵石阻塞，下堵上泄，導致安康段水位在十多小時內快速上漲19.4米。7月31日洪水進入安康城，很快淹沒全城，爬上4樓的人也被淹斃，死亡超過千人。對此路遙在其作品中有所描述，黃萬裡教授也有專門的解釋。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有關問題的通知》，組成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錢正英擔任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陸佑楣擔任副組長。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由14個專業組組成，各個專業組報告之間互相矛盾。比如泥沙組認定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為萬分之0.7，這樣才能沖沙排淤；移民組認定三峽水庫沒有水力坡度，這樣計算出來的移民人數、淹沒損失最小。防洪組認為下游長江堤防防洪能力低，所以要建三峽工程；泥沙組認為下游長江堤防的防防洪能力強，可以利用洪水把泥沙衝到下游去。這樣的報告本來根本通不過審查。但是陸佑楣即負責可行性報告的撰寫，又擔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負責可行性報告的審查。就像一個參加高考的學生，自己批卷，自己評分，結果自然是上清華北大。1993年1月陸佑楣擔任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同時又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委員，1994年升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當選工程院院士，這得歸功於錢正英和張光斗等人，為陸佑楣專門設置一個組別。1998年長江洪水時，陸佑楣評論說：「若有三峽工程在，豈容洪水逞凶狂？」2010年三峽工程蓄水至海拔175米，但是長江中下游洪水依然逞凶狂。2016年6月底7月初武漢漢口出現1949年以來的第四個高水位，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並未彰顯。武漢受淹情況並不亞於1998年。7月6日李克強趕到武漢長江大堤，感慨地說：抗洪靠大堤。2019年長江中下游發生洪水，多處支流河堤潰塌，生靈塗炭。三峽工程不但沒有發揮所宣傳的防洪效益，而是加大泄洪流量，加大中下游洪水災難。就是宣傳的有了三峽工程之後，汛期老百姓就不用上堤巡查，可以安心睡覺，也成為一個不可實現的中國夢。2020年5月29日以來，長江中下游幹流、洞庭湖資水、湘江，鄱陽湖贛江、撫河、信江、滁河、水陽江等均出現超警及以上洪水，自6月5日20時長江水利委員會啟動長江水旱災害防禦Ⅳ級應急響應，而此時三峽工程還在不斷加大下泄流量。中國媒體報道陸佑楣重視三峽工程質量：長江洪水後，朱鎔基對三峽大壩建設質量不放心（可見三峽工程質量不好並非謠言），要求請外國公司做工程監理。有一位來自奧地利的工程監理，專門負責三峽大壩的鋼筋焊接質量。他發現鋼筋焊接質量不合乎規定，要求返工。中國工人不服從，說我們以前都是這麼幹的，中國監理從來沒有認為質量不合格，拒絕返工。洋監理覺得這個工作沒法干，只好去找陸佑楣。陸佑楣要求工人要按洋監理的要求去做。各位讀者，你看到這則報道後有什麼反應？這個報道透露了一個真相：當奧地利的工程監理髮現鋼筋焊接質量問題時，三峽大壩左岸壩段基礎部分的鋼筋焊接、混凝土澆灌工作已經完成，不合格的鋼筋根本沒有得到更換，混凝土也沒有重新澆灌。這是三峽工程質量的真相。

李伯寧（1918年至2010年），1937年起從事抗日游擊隊工作，後在解放區擔任報刊編輯工作。1949年起李伯寧在水利部工作，主要從事水庫移民工作，一直干到水利部副部長。期間欠了三門峽、新安江、丹江口等大壩工程的移民安置的許多孽債。1984年由李鵬提名擔任三峽省籌備組負責人。李伯寧在北京、宜昌招兵買馬、封官許願，不亦樂乎。好景不長，趙紫陽撤銷了三峽省，李伯寧只能任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對哥兒們的封官許願都未實現，讓李伯寧對趙紫陽是耿耿於懷。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可行性論證，邀請李伯寧擔任顧問，負責移民工作。李伯寧信誓旦旦地保證三峽工程百萬移民全部可以就地安置。根據李伯寧的計算，在水庫淹沒涉及的19個縣市中共有可以開墾的荒坡地2000多萬畝，其中361個安置鄉中就有荒山草坡地389萬畝。按照李伯寧的計算，安置一個農村移民，需要開墾1.5畝荒坡地。389萬畝荒地，起碼可以安置259萬移民。而三峽工程需要安置的農村移民只有51.89萬。與移民組的結論相反，生態與環境組在論證報告中指出，三峽庫區可開墾荒坡地不足30萬畝，根本無法安置農村移民。可見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問題之嚴重。1989年北京爆發民主運動，李伯寧是李鵬扳倒趙紫陽的主要幫手，也是借暴力鎮壓打擊三峽工程反對派的主要打手。之後李伯寧四處奔走，給中央領導寫信，為早上三峽工程呼籲。根據盧耀剛的《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1990年李伯寧發信400多件，1991年發信700多件。要點就是建設三峽工程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能建。1992年人大通過三峽工程後，李伯寧被任命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正部長級）。1993年國務院發布了《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就地安置農村移民，不許移民就賠償問題上告法院。朱鎔基任總理後發現三峽庫區根本沒有那麼多可開墾荒坡地來安置移民。2001年國務院發布新的《長江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就地安置變成了就地安置與異地安置相結合。將近20萬三峽工程農村移民被迫離開故鄉，外遷安置。盧耀剛認為，三峽工程外遷移民缺少一個引導出走的摩西。李鵬高度讚賞李伯寧，說他是「嘔心瀝血，力排眾議」，為三峽工程的上馬立了大功。李伯寧的建設三峽工程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能建的論述，後來演變成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理論。其本質是：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任意從老百姓那裡搜刮金錢，為當權者樹碑立傳，為錯誤決策買單。

蒲海清、肖秧和甘宇平都曾任四川省和重慶市領導人，後來也都擔任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這裡挑選肖秧。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肖秧（1929年至1998年），與李鵬、鄒家華一樣，是烈士後代。1947年入清華大學電機系、建築系學習，與朱鎔基是電機系同學。1948年至1954年任北京玻璃廠軍代表、副廠長、廠長、黨委書記。1954年至1956年在民主德國留學進修。回國後任北京玻璃總廠廠長和黨委書記。毛澤東去世時，肖秧擔任水晶棺組副組長。1977年至1984年肖秧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最後任市外經委副主任。1984年至1992年重慶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在肖秧調任重慶領導之前，四川省，特別是重慶市的領導都是反對三峽工程的，理由是淹沒、移民損失太大。肖秧調任重慶領導之後，重慶市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1980年7月鄧小平視察三峽地區，聽取了魏廷錚關於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匯報，鄧小平對三峽工程能讓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特別感興趣。1982年鄧小平表態，贊成低壩方案（150米）。1984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國務院的這個決定引起了國內外的激烈反對，特別是全國政協委員們的反對。這時肖秧的重慶市也提出反對150米方案，理由是150米方案不能使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重慶市的反對意見，正好證實了鄧小平在三峽工程決策上受騙上當的事實。毛澤東認為三峽水庫是平湖，周恩來、李鵬、肖秧等也認為三峽水庫是平湖。肖秧認為，三峽大壩壩後蓄水位180米，600多公裡之外重慶的水位也是180米。黃萬裡、李銳早就指出，三峽工程將加大了上游重慶地區的洪水災害。2009年三峽樞紐工程完工（除升船機外），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8年重慶部分市區均被洪水淹沒，水位均超過20年一遇洪水位。以重慶老城瓷器口（警戒水位181米）為例：

年份2010201220142018

最高洪水位/米186.8米186.79米185.77米186.92米

超水位/米5.80米5.70米4.77米5.92米

資料來源：從1998到2018，重慶最大洪峰到底是哪一年？https://zhuanlan.zhihu.com/p/39953550

以三峽大壩防壩後防洪限制水位145米計算，2018年重慶老城瓷器口最高洪水位比三峽大壩壩後水位高出41.92米。此時三峽工程完全沒有發揮防洪效益。如果三峽工程發揮最大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175米計算，那時瓷器口的水位依然是175米嗎？

1989年肖秧從重慶市委書記提升為四川省副書記、副省長。按照江澤民、李鵬等的計劃，肖秧將在十四屆全國黨代會上，接替退休的楊汝岱，擔任四川省委書記，進入中央政治局。但是肖秧的倒行逆施引起四川人民、全國人民的極大反感。在1992年全國黨代會上，肖秧在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中落選，僅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計劃全部落空。肖秧只是升任了四川省省長。1993年肖秧兼任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1997年重慶市成為中央直轄市，重慶市委書記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1984年肖秧已經是重慶市委書記，經過13年的努力爬升，好不容易當上了四川省省長、中央候補委員。重慶市從四川省分離出來，市委書記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肖秧很是想不通，不知道自己哪一步算計錯誤。一年之後，蕭秧帶著這個問題憂鬱去世。

魏廷錚，1926年出生，從1949年起一直擔任林一山的祕書，在長江水利委員會（一度稱長江流域辦公室）內一步一步得到提升。1980年7月副總工程師魏廷錚陪同鄧小平視察三峽地區，向鄧小平匯報三峽工程150米方案。關於三峽工程的航運效益，魏廷錚匯報說，萬噸輪船可以從上海直達重慶。對此鄧小平特別感興趣。他對魏廷錚說：「1920年出川，去法國留學，船行到中途壞了，只好改變行程，起旱，走陸路出川，交通真是艱難啊！」其實，萬噸輪船可以從上海直達重慶是1958年三峽工程規劃的目標，到1980年7月已經是不可能實現，一是1970年批准建設的葛洲壩大壩工程的船閘，只能通過3500噸的輪船；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和後來建設的一些長江大橋由於淨高不足，無法通過萬噸輪船。上當受騙的鄧小平船到武漢就立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國務院的負責人。鄧小平說：「發電2000多萬千瓦，效益很大。1100億度，合全國上半年的全年發電量」。鄧小平建議國務院要考慮三峽工程，胡耀邦和趙紫陽都表示同意。魏廷錚的匯報真是能夢筆生花，150米方案的平均年發電量1100億度比現在175米方案的最大年發電量1000億度還要高出百分之十。1989年7月24日江澤民視察長江水利委員會，聽取了長江流域辦公室主任魏廷錚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不知道魏廷錚給江澤民匯報的是128米、150米、190米、195米和200米方案中哪一個方案？很可能還是混合雙打的方案，像給鄧小平匯報的一樣，移民、造價按低壩方案上報，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按高壩方案上報。江澤民聽了一樣印象很深。25日江澤民回到北京後，便去醫院探望李鵬。李鵬在日記中這麼寫：「他談到去長江視察的印象，認為上三峽工程是必要的。他對長江流域辦公室魏廷錚等一批老工程師忠心為國、熱愛三峽事業的精神頗加讚賞」。1993年魏廷錚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委員，1996年前任三建委辦公室副主任，2000年離休。1994年魏廷錚出訪馬來西亞沙撈越州，在當地關於巴貢水庫的演討會上被問及1975年中國河南水庫潰壩事件時說，具體死亡人數不記得，但是不會超過一萬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庫潰壩事件的死亡人數超過萬人，國際新聞界必然會有報導。而真實的死亡人數是24萬，事故發生時，中外媒體都沒有報道。魏廷錚說謊絕對不會臉紅的。

姓名次數

張光斗8次

潘家錚8次

宋健5次

謝鑒衡2次

竇國仁2次

關於張光斗在三峽工程中的作用，讀者大多都有了解，筆者也有介紹，這裡略去不談。

關於潘家錚，筆者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談談，而且題目也擬好了，《紹興師爺潘家錚》，但是一直沒有寫完。筆者一位朋友的父親和潘家錚是當年浙江大學土木系的同學。一次同學會，不少同學問潘家錚三峽工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潘家錚回答說，很多事情，現在是說不清，將來有機會再說吧。潘家錚並沒有直接給出回答。但是老天也沒有給潘家錚說清楚的機會。在《三峽啊》一書中有一篇文章是專門介紹潘家錚的，是李南央撰寫的，建議讀者去看看，寫得相當不錯。裡面記錄了這麼一件事情：在關於金沙江梯級開發的一次會議上，國家環保局的一位司局級官員表態，國家環保局反對這個計劃（筆者註：國家環保局曾幾次叫停金沙江水電開發計劃）。會議休息期間，潘家錚把國家環保局的這位官員拉到一邊，悄悄地說：你不要再反對了，不建這些大壩，三峽不得了，要出大事呀！之前李南央以為潘家錚拒絕聽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因此對三峽工程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並不真正知情。哪裡想到他根本清清楚楚地知道：會是「不得了」的災難。竟然還要一意孤行！這不是無恥！是罪惡！！

為什麼把宋健列在專家的組別中？這是因為，宋健更多是以學者的身分、以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的身分、以系統工程專家的身分出現，而不是以國務委員、或者政協副主席的身分出現。

宋健、謝鑒衡和竇國仁都是留蘇學生。

宋健，1953年至1960年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機械系學習（和鄒家華是同學），以研究生學歷畢業。1991年宋健以國務委員和國家科委主任的身分擔任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副主任（鄒家華主任）。1992年當選為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工程院院士，1994年被聘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1998年至2002年任中國工程院院長，2000當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同年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副院長。

竇國仁（1932年至2001年）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1951年赴蘇聯留學，在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水利工程系學習（現聖彼得堡水上交通大學），1956年大學畢業。1959年獲蘇聯副博士學位，1960年獲蘇聯技術科學博士學位，回國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工作，任高級工程師。1986年任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泥沙組副組長。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謝鑒衡（1925年至2011年）1950年6月畢業於武漢大學土木工程系，1951至1955年在蘇聯科學院學習並獲副博士學位後回國工作。1986年任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泥沙組副組長。1995年謝鑒衡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謝鑒衡的追悼會後，媒體傳出謝鑒衡生前對三峽工程泥沙問題的留言是：「三峽工程建成30年內，不論是壩區或變動回水區，泥沙淤積均不會對航運和發電造成不良的影響。」（參見《人民網》：武大著名水利學家謝鑒衡院士與世長辭）謝鑒衡領導並參與的泥沙組的結論是：三峽工程的泥沙問題已基本清楚，可以解決。善良純樸的中國百姓都把這個結論理解為三峽工程泥沙問題的永久地解決了。中共領導人吹噓三峽工程利在千秋，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說，三峽大壩萬年不倒。但是謝鑒衡生前留言，所謂的泥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既不保證一萬年，也不是保證一千年，連一百年也不保。謝鑒衡認為只能保證三峽工程建成後的三十年內。那麼三十年後怎麼辦？謝鑒衡沒有講明。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一共有三組人與李鵬一起建造了這座愚蠢的紀念碑：

——投身革命，執意要建設三峽工程、展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

——從蘇聯留學回來、抱著蘇維埃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理想的；

——選擇走紹興師爺路的專家等。

鄧小平、姚依林、王任重、陳慕華、錢正英、李伯寧、陸佑楣、魏廷錚等屬於第一組；

江澤民、李鵬、鄒家華、宋鍵、郭樹言、蕭秧、謝鑒衡、竇國仁等屬於第二組；

張光斗、潘家錚等屬於第三組。

當李鵬精心組織起建造三峽大壩工程的團隊時，一直把李鵬當作接班人來培養的趙紫陽還能是他的對手嗎？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暴力鎮壓1989年民主運動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建造了這座愚蠢紀念碑的必要選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民主中國／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