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0月03日訊】當互聯網進入消費者市場時，威廉‧林德（William Lind）表示﹐他不會用的。
當林德為一位美國參議員工作時，辦公室引進了帶有互聯網的電腦，而這些笨重的早期機器效率不高。林德拒絕使用，如果被迫這樣做，他甚至願意為此辭職。
他沒有辭職。事實上，他的所有同事都對林德總是比他們先完成所有的工作而感到沮喪。他開玩笑說，誰要是能發明出能實時打印副本的電腦終端，誰就能大賺一筆。大家對此都表示同意，然後意識到這正是林德的打字機所做的。
「所以自然地，我從來沒有讓互聯網進我的家」，林德說。林德不僅一開始沒有使用互聯網，到現在他也不用電腦，家裡也沒裝互聯網。
按照「新事物都是好東西」的謬論，大多數人把打字機換成了電腦，電腦又通上了互聯網，然後又開始使用智能手機，把互聯網裝進了自己的口袋內。
但人們越來越厭倦了無休止的新事物及其帶來的一切，手機成癮、24小時滾動新聞、雜亂無章。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有趣的文化潮流正在興起。殖民風格的家具、50年代的時尚、復古主題的建築和生活方式的品牌、建有大前廊的新住宅，甚至整個社區和城鎮都被建成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這些都變得越來越普遍。廣告商、設計師和開發商似乎都明白這一點：人們想要捕捉「過去美好時光」的某種感覺。
林德稱之為文化追溯，雖然他一生都這樣生活，而且經常違背常理，但現在他發現這種文化即將成為主流。
一對母女身著殖民時期的服裝參觀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殖民古鎮（Colonial Williamsburg ）。(Samira Bouaou/The Epoch Times)<br/>
不僅僅是懷舊
如今，人們可能會看到一對夫婦想要像20世紀40年代那樣穿著和跳舞，住在一個復原成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裡，旁邊的鄰居建造自己的房子，穿著殖民地風格的衣服，參加重演歷史的俱樂部，但他們也開車、坐飛機、去電影院。
文化追溯並不是要活在過去，而是把過去的美好事物帶入自己的生活中。它與懷舊不同，懷舊是一種對某種想像的、永遠無法被找回的過去的渴望，林德在他的《文化追溯》（Retroculture）一書中解釋道。
林德說：「當今天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分崩離析時，回到過去是有意義的，人們在事情出了大錯時總是這樣做。」文藝復興是古典世界美麗而高貴部分的復興，而宗教改革則是為了復興早期教會和糾正猖獗的腐敗。這些偉大的運動從過去尋求智慧，不是為了重建它，而是為了找到前進的道路。
林德寫到，文化追溯是指找回真正的生活方式，無論是20年代、40年代還是維多利亞時代。「在過去的每個時代，時尚是一個暴君，但我們今天沒有這樣的限制。人們可以選擇採用什麼時代和外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採用。」
成功而美麗的佛羅裡達小鎮海濱鎮（Seaside）被設計成具有過去社區的外觀和感覺，這使復古風格的酒吧、坐火車旅行、對可持續性的興趣呈爆炸性增長，「文化追溯」將會繼續存在。人們想買美觀耐用的東西，而不是為了趕時髦而不斷扔掉東西。他們希望能夠與人建立聯繫，找到社區。
有些人可能一開始只是在時尚或審美上採用文化追溯，但很快就會發現，他們追求的不只是提醒我們注意過去的禮儀的道具，而是隨之而來的文明和健全的價值觀。
不只是物質
在《文化追溯》一書中，林德提供了大量實用的建議和注意事項，如果你想過一種文化追溯的生活方式，那就搬到一個文化追溯的社區，或者讓你的家人加入進來（如果你有孩子，你就很幸運了，因為文化追溯現時很流行，而且他們實際上會覺得很酷很有趣）。
林德捕捉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方式，他們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文化追溯的生活方式。他還談到了約會和求愛（文化追溯試圖重拾性革命前的智慧和成果，建立持久的、情感上滿足的關係，並建議我們從美好的家庭記憶開始，詢問祖父母和親戚他們的故事）。
林德說，真正重要的不是物質，而是價值觀。
他寫道：「我們懷念諸如文明、健全的價值觀、牢固的家庭生活以及宜人的居住環境、城鎮和城市」，文化追溯是關於生活方式的，但也涉及指導生活方式行為的價值觀和標準。
林德說，「如果你問這些時代的人們，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他們可能會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信仰，比如慈善、工匠精神和關愛，這些價值觀是更深層次的信仰和他們的信仰的體現。」
林德解釋說，這些道德和中產階級的標準價值觀是從十誡開始的。他在書中補充道，「過去的人們並沒有達到所有的標準，但只有在我們現在的一次性文化（throwaway culture）才會有人宣稱，如果我們不能達到這個標準，我們就應該拋棄這個標準。」
當我們回顧過去時，許多人看到了它的醜陋恐怖，比如偏見和虛偽。林德說，「沒有人提倡我們把這些帶回來，也不提倡我們不應該用空調和現代醫學。相反，有了過去和現在的最佳創新，我們可以把它們與經受時間考驗的價值觀結合起來，找到前進的道路。」
乏味的維多利亞時代
林德一直對過去很感興趣，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一生都在為他的書做研究。他與歷史學家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交談過多次，格特魯德寫了很多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書籍。
威廉‧林德解釋說，正是在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變得普遍。勤勞、儲蓄、誠實等價值觀在各個階層都很普遍。(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林德說：「她將維多利亞時代的成功和他們的社會政策與今天的失敗進行了非常明確的對比，這是大多數歷史學家不會做的。」「她寫道，在維多利亞時期，社會問題的發生率穩步下降。在我們這個時代，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社會問題穩步上升。這說明了一些問題。」
林德在《文化追溯》一書中多次提到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可能會認為那是一個陌生而乏味的文化時期，但林德詳細介紹了他們在幾個方面的正確做法。他們非常注重改善生活，而不像當今強調經濟增長；他們為能夠養家而不是使家庭關係緊張的商業行為而奮鬥；他們相信為公共利益服務的重要性。
林德成長於上世紀50年代，這是一個繁榮的十年，在文化追溯中經常出現。
「50年代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林德說。他認識成長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他的祖母外祖母和她們的朋友，他對這一時期一直很感興趣。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成就之一是傳播了標準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中產階級價值觀起源於17世紀的荷蘭和18世紀的英國」，林德說。這些價值觀，比如謙虛；商業交易中的誠實；享樂在後和儲蓄，在幾代人中建立人力、體力和智力資本；還有工作的重要性，相信工作本身是件好事，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而工作。
到了18世紀中葉，這些價值觀已經深入英國中產階級，但真正見證這些價值觀普及的是在維多利亞時代。恐怕我們忘了，在一本正經、舉止得體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之前，我們的社會是非常粗鄙的。
林德說：「他們使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變得普遍。」他說，上世紀50年代，即使你很窮，你也會看到努力工作、儲蓄和誠實的重要性，而炫富性消費在富人中也不受歡迎。「這並不是說沒有這種事發生，但它絕對不能幫助你提升社會地位。」
這些價值觀奏效了，也許更有趣的是，它們是獨一無二的。
林德說：「他們創造了一個安全、穩定、繁榮同時又自由的社會。」歷史上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了井然有序的文化，甚至有少數文化既有序又繁榮。但這些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幾乎是秩序、繁榮和自由的獨特組合」，林德說。因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明白，自由並不是你當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卻不承擔後果的權利。
「自由是用自律代替強制性紀律的權利，而這正是舊文化所做的，它是通過社會認可而不是法律來實現的。」
記住我們是誰
林德8歲時，他會自己坐火車去賓夕法尼亞州梅耶斯代爾（Meyersdale）的姑媽家。
「那是我小時候最大的避難所」，他笑著說，「當時沒人想到一個8歲的孩子能獨自旅行。在我父母到達之前，我有一星期的時間，露露姑媽會做我最喜歡的豐盛美味的甜點，而且在媽媽到達之前沒有任何限制。」
甚至在孩提時代，林德就敏銳地意識到他「生活在一個美好事物已消失或即將消失的世界裡」。
不是甜點，而是他喜歡乘坐的蒸汽火車和有軌電車。在他姑媽的時代，邁耶斯代爾有兩條鐵路，週末的時候，街道上擠滿了人，人行道上幾乎都走不動。如今這裡是一個有點蕭條的城鎮。
林德對歷史和文化追溯的熱愛植根於他的家族。他的曾祖父參加過美國內戰，林德至今還保留著他的日記、火槍和信件。林德還有一本關於這位內戰士兵的母親、林德的曾曾祖母的日記——她從1835年就開始寫的日記。
林德說：「我母親的家人——斯特吉斯夫婦，我們的座右銘是『如果我們曾經擁有，我們仍然擁有』。我的房子裡擺滿了家庭紀念品，有些可以追溯到內戰前。這些東西讓我想起了我們是誰。」
「在我小的時候，那些行為不端的年輕人從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裡聽到的主要告誡之一就是『記住我們是誰』。」
但不知怎麼的，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間，我們忘記了。林德和其他人經常指出60年代的文化崩潰，當時的青年文化說「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參加性革命，拒絕父母的生活方式。
林德說，我們擁有的是在繁榮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他們認為他們所擁有的財富、穩定和自由是理所當然的，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文化。
當時有影響力的作家包括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林德說﹐「他在《愛慾與文明》等作品中﹐成功地將法蘭克福學派其他成員所創作的通常非常弱智的作品加以簡化，然後將其注入嬰兒潮一代。這一代人是在繁榮和秩序良好的環境中長大的，所以他們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事實上它們只在一代人的身上。」
這一代人不想打越戰，並且牢牢抓住了一種為這種願望辯護的意識形態。「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給我們帶來了20世紀60年代的災難，從那時起，反文化成為主流，主要是通過嬰兒潮一代。他們在學生時代就吸收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又將其傳給了後代。」
林德寫了很多關於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以及如何出了問題的文章，但《文化追溯》並不是關於這些的。它不僅關註解決方案，而且關注有趣和積極的解決方案。這不是政策和黨派政治，而是詢問你的祖父母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日常購物中要求美感﹐從而減少購買，並保持禮貌﹐提升我們周圍的標準。
「給予另一個反烏托邦是沒有好處的」，林德說。事實上，他以筆名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寫過一部虛構小說。「《維多利亞》（Victoria）是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的更新版。他展望了50年後這個國家的未來，這個國家分崩離析，但故事的結局是文化追溯和基於我們所知的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的重建。」林德說。
「人們需要積極的事物來參與﹐僅僅譴責一切是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的。」而這正是那些發現文化追溯的人們所從事的工作。
「你必須給人們一些積極的東西讓他們為之工作。」
原文Retroculture: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Cultural Reviva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