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時：中共為何害怕蔡霞？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女士，因為脫離中共體制並發表批評該體制的言論，在2020年夏秋之交忽然成了海外中文(華語)媒體、自媒體高度關注的焦點人物。

與此相關的各種意見和看法紛至沓來，褒貶不一，爭論迭起。對蔡霞持批評意見者甚至抨擊者似乎明顯偏多，態度也尤為激烈。之所以說「明顯偏多」、「尤為激烈」，是因為：公眾以往還不曾見過，一位脫離或反叛中共體制者會受到如此多體制外人士甚至反共人士的批評，而且有些批評者否定蔡霞的激烈程度也是以往所罕見的。這一現象引起了筆者的好奇和關注。

記不得在哪個自媒體視頻下的留言區內看到過這樣一句話：「蔡霞不是什麼好貨。」可見這位留言者對蔡霞明顯持否定態度。不過留言者所用的那個「貨」字，倒使筆者想起了一句俗話：「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其實，「識人」和「識貨」之間不是也有相通之處嗎？因此人們也可以說：不怕不識人，就怕人比人。那麼，我們就來把蔡霞和各色人等作一番對比，通過比較來進一步認識蔡霞。此處所謂「各色人等」，包括體制內外，不避古今中外。

先從近處說起吧。中共(黑龍江省)雞西市副市長李傳良先生逃離中共體制後，於2020年8月在海外媒體上揭露中共在防疫措施方面如何禍國殃民，並且發表了反對中共體制的言論。蔡霞和李傳良在體制內級別高低相近，脫離中共體制時間上前後相近；按照中共的標準，兩人發表的言論「反動」程度也相近。

海外反共媒體和人士(包括自媒體人)對李傳良近乎一邊倒地持肯定態度；而對蔡霞，持肯定態度者和持否定態度者則時常呈旗鼓相當之勢。兩相對比，對蔡霞持否定態度者「明顯偏多」且態度「尤為激烈」。原因何在？

是否因為蔡霞是女性？是「紅三代」？久居京城？任職於黨校？還是她曾經從事過馬克思主義教學？

賴莎 • 戈爾巴喬娃是前蘇共中央總書記、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培養過蘇共幹部，因此也是蔡霞的同行。

蔡霞和賴莎都是女性，都久居京城，都培養過共產黨幹部，都從事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灌輸。不過，她們之間最主要的共同點還在於：賴莎和蔡霞都曾以馬克思主義教學為職業，都曾沿著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思路進行過思索。理論探索的結果，使兩人都開始反思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或至少都對本國共產制度下的現實以及共產制度本身作了批判。

她們之間的主要區別是：賴莎雖然是前蘇聯第一夫人，但出身平民，祖輩並非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布爾什維克；因此不像蔡霞那樣屬於紅三代，當然也沒有共產黨高官的家族背景。

由於賴莎輔佐其夫君戈爾巴喬夫為前蘇聯的制度轉型作出過堪稱卓越的貢獻，海外反共中文網媒上自然對賴莎一邊倒地持肯定態度。相對而言，對蔡霞持否定態度者在比例上無疑「明顯偏多」。褒貶懸殊，原因何在？

難道僅僅因為蔡霞是紅三代？

當前網絡上最受公眾關注的紅三代，除了蔡霞，恐怕要數孟晚舟了。賴莎、李傳良都有若干與蔡霞的共同之處，可以作一定程度的類比。除了紅三代這一共同點，孟晚舟與蔡霞之間政治上處於相反的兩極，所以只能作反向對比或「反襯對比」。

眾所周知，孟晚舟是華為公司常務董事兼首席財務官，因涉嫌違反制裁伊朗協議及金融欺詐，於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經國際媒體廣泛報道而聞名於世。由於華為公司這個「黨企」(中共的黨有企業)有著中共軍方及情報界的特殊背景，估計孟晚舟或許已被祕密授有少將軍銜。她的「紅色基因」傳承自母系：其外祖父孟東波曾任四川省副省長，屬中共黨內周恩來派嫡系；其母孟軍，據說在1966年「紅八月」任四川省紅衛兵總部政委，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紅極一時的「紅二代」。

鑒於上述原因，海外反共中文傳媒一邊倒地對孟晚舟持否定態度是完全可以想見的；對蔡霞褒貶不一也是可以想見的。但略出筆者意料的是：有些反共人士或異議人士，批蔡霞往往比批孟晚舟火力更猛，仇視蔡霞甚至超過仇視孟晚舟。孟晚舟是中共「超限戰」科技別動隊華為公司的領軍人物之一，可以歸入「黨企女霸」；蔡霞畢竟是批判共產專制、認可普世價值、嚮往民主自由的「黨國叛俠」。更何況孟晚舟被捕了還不知被動反叛、作「污點證人」，反而表示效忠黨國；蔡霞則是主動反叛、劍指「黑幫老大」(習近平)和「政治殭屍」(中共體制)。

網絡上仇蔡甚於仇孟的言論，有相當部分著眼於經濟利益問題：指責蔡霞曾培訓過中共官員，屬於為虎作倀，因此不應該甚至無權享受中央黨校規定的退休待遇。

既然深居加拿大豪宅之內的犯罪嫌疑人孟晚舟「不差錢」，可以為自己打官司；難道定居美國、批評中共的蔡霞就不應該為自己的退休待遇而名正言順地打官司嗎？

與相當部分脫離並批評中共體制的人物或事件相比，蔡霞事件除了當事人上述性別、家世、職業等特點之外，確實還涉及一個經濟利益問題。

2020年8月17日，蔡霞因言獲罪，被中央黨校開除黨籍，並且還被取消了退休待遇。蔡霞欣然接受「開除令」，但抗議被剝奪「養老金」，並稱要為此而維權。因經濟利益(儘管實際上並非局限於經濟利益)與中共當局打官司，這是蔡霞事件的另一個特色。

網絡上有一些批評蔡霞的人認為：因為蔡霞培養過共黨幹部，所以退休待遇被取消屬於罪有應得。客觀上，蔡霞的確曾經「為黨工作」，但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被取消退休待遇呢？

我們不妨暫且離開蔡霞案例片刻，先看一下另外兩則案例，以供對比。

案例一：中國大陸某兵工廠加班生產催淚彈，供應中共軍警在香港鎮壓「反送中」運動。該廠職工多次長時間加班加點後，廠方卻扣發了本來就過低的加班費中的大部分。職工起來維權時，人們該不該說：「催淚彈是鎮壓工具，你們難道不知道嗎？你們為虎作倀，加班費被扣，那叫活該！」

案例二：華為公司某工程師曾經受命，根據公司盜竊得來的國外技術資料，「山寨」出了華為的所謂「獨創」品牌。該工程師退休後，公司藉故削減其各種待遇之時，人們該不該說：「你既然參與過盜竊知識產權，就理應受懲罰。這個退休待遇削減得好！」

請問，廣大公眾該不該支持兵工廠職工、華為工程師維權呢？蔡霞是否與兵工廠職工、華為退休工程師處於同樣的地位、同一條戰壕呢？

如果褒貶雙方各執一端，爭持不下，我們不妨暫且選用客觀效果作為評判標準。因為「蔡霞該不該被取消退休待遇？」，這可以延伸、演變為一個帶有價值判斷的理論性問題，它可以長時間探討甚至長期爭論下去，大量消耗反共人士的精力以及本可用於從事反共實際運作的時間。要暫時解決上述爭論，方法其實很簡單，只需把這個問題轉化為一個有關具體操作的實踐性問題：「蔡霞的退休金到底給誰好？」

如果想把蔡霞的退休金扣下來「歸老百姓所有」，那無異於異想天開。因為錢根本不會到老百姓手中，只會進了中共貪官的海外銀行帳號或郭美美們的限量版豪華腰包。如果錢「入國庫」，那就是錢進「黨庫」，因為中共黨國不分。所以，「歸老百姓所有」、「入國庫」、「由中央黨校沒收充公」等等，實際上都是把這筆錢交給中共官方。對反共人士而言，這客觀上會起到「資敵」的效果。

如果蔡霞拿到了她的退休金，這筆錢最低限度不再能為中共所用。更何況蔡霞維權可以引起國際媒體關注，讓蔡霞事件的影響持續發酵，進一步暴露中共的卑劣手段和邪惡本性。中央黨校、北京司法當局至少得配備一撥人來專門對付蔡霞的投訴，決不敢掉以輕心。黨媒也必須全程追蹤，即使不作公開報道，也肯定得寫內參簡報，被迫增加工作量。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可能還要討論此事。由此可見，蔡霞一紙訴狀，最起碼可以對中共產生這些戰術騷擾的客觀效果。

蔡霞的退休金到底給誰好或該歸誰？蔡霞該不該起而維權？答案顯而易見。

其實，就上述問題還可以作進一步延伸思考：怎樣對待蔡霞最不利於中共？換言之，怎樣對待蔡霞最有利於解體中共？

對比蔡霞和她為之維權的李文亮、任志強、香港民眾

蔡霞並非僅僅為自己維權，她還曾經好幾次為他人維權。蔡霞為李文亮、任志強、香港民眾發聲維權的三個案例，可以分別說明她對於「客觀上造反」(李文亮)、「體制內、主觀上造反」(任志強)、「體制外、主觀上造反」(香港民眾)的態度。

武漢中心醫院的李文亮醫生既不反習(近平)，也不反共，甚至沒有批評地方當局和醫院院方隱瞞中共病毒(即「武漢病毒」)疫情的言論。他僅僅出於職業道德和人性中的正直善良，在有限範圍內傳播了疫情信息、當了「吹哨人」，就遭到了中共警方的無端迫害，最終染疫成疾、抑鬱去世。蔡霞為此參與簽署了要求醫護人員有言論自由的聲明。

身為房地產商、中共黨員的紅二代任志強，因為批評中共「黨媒姓黨」的宣傳政策，遭到中共當局打壓、被開除黨籍。蔡霞為此發表了文章《黨章黨規保護任志強們的黨員權利》。

2020年中共當局強行推出《香港國安法》後，蔡霞撰文支持香港民眾抗爭，並點到了中共的本質──「與人類文明為敵」。

對於香港民眾「反送中」、抵制《香港國安法》的英勇抗爭，我們在網絡上支持、點讚。

對於任志強正直敢言、痛斥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我們在網絡上支持、點讚。

對於至少主觀上沒有去觸碰中共雷池的李文亮醫生，我們在網絡上同樣支持、點讚，也予以充分肯定，甚至有不少人認為他是英雄。

那麼，對於不惜為李文亮、任志強、香港民眾以及雷洋等其他人多次維權，而且敢於越中共雷池不止一步的蔡霞，我們應當作何評價呢？

對比蔡霞和另幾位紅二代：宋彬彬、陳小魯、羅宇、閻淮、李南央、魏京生

生於1952年的蔡霞，雖然以「紅色基因」而論可以算紅三代，但論其年齡段以及所處時代、人生閱歷、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其實更應當屬於紅二代。蔡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包括她自己在內的這一代人經歷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十年動亂。這些也正是紅二代們的共同經歷和集體記憶。相比之下，紅三代們(如1972年出生的孟晚舟)有的則可能連有關「文革」末期動亂的記憶都已經模糊淡忘。出生更晚的紅三代們中，不知「文革」為何物者已經悄然浮現。

那些經歷過「文革」的紅二代們(包括後來反共的紅二代們)怎樣反思「文革」和反思自己？社會對此持有比較高的關注度。之所以說「比較高」，是因為對於其他人群或群體的「文革」反思，社會的關注度一般沒有對紅二代們那麼高。

作為「文革」風雲人物的紅二代中，對「文革」有所反思、且將反思內容告之於公眾者，至今仍為數甚少。宋彬彬(曾名「宋要武」，後名宋岩)的「文革」反思基本上沒有被社會接受通過。陳小魯反思「文革」雖然抱有相當誠意，但人們還是褒貶不一，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蔡霞並非「文革」風雲人物，但她談到「文革」時，並沒有迴避不堪的往事：「我當時是紅衛兵，我們懷著對革命的虔誠之心，陷入瘋狂，造成了很多傷害，我一輩子帶著歉疚」。

目前所見所聞的蔡霞「文革」反思言語尚不多，但比較有思想深度，並且畫龍點睛地用了「原罪」一詞。她說：「中共獲得政權後讓官員的孩子過得比別人好，但沒有讓所有老百姓都過得好」，「我們這些人其實從小是享受了特權，是有原罪的。」「原罪」一詞，否定了紅衛兵運動，否定了中共高官的特權，從而也間接否定了中共政權的部分合法性。

在譴責或反對共產專制的政治態度上，即使與已經移居海外多年的反共或持異議的紅二代們相比，蔡霞也不遜色。讀一讀羅宇的《告別總參謀部》、閻淮的《進出中組部》、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魏京生的訪談講話，等等，這些紅二代們的著述(或「著」或「述」)論題、視野角度、史料價值、學術意義、思想水平、語言風格各不相同，但在對待共產專制的基本態度上，都算得上旗幟鮮明。在這一點上，蔡霞也不例外。

在一次若干紅色後代私下聚會上，蔡霞發言說：「可以講兩個大的問題上，從根兒上要拋棄：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體制，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理論。」對蔡霞本人而言，這段話標誌著她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深度以及她的自我覺醒程度。在中共看來，「從根兒上要拋棄」它的「體制」和「理論」，這個話怎麼都算得上「大逆不道」、「罪不可赦」吧？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政權的「體制」是其硬件，「理論」是其軟件，豈能「拋棄」？而且還是「從根兒上要拋棄」？

至於「我們這個體制」、「我們這個理論」的說法之所以仍然用「我們」一詞，應該有蔡霞兼顧與會者總體思想認識程度、發言內容可接受程度等因素的考慮在內。此外，可能還有個人話語習慣的問題，因為話語系統的轉變往往滯後於思想認識的轉變。筆者曾在李南央女士用語習慣的逐年演變中,幾次觀察到這種滯後的若干實例。

上述所有紅二代們，不管移居海外或已身處海內，不論走出體制外或尚在體制內，無論反共或還不曾反共，與之相比，我們不難看到蔡霞至少做到了兩點：反躬自省和「反共自醒」。

有些人認為哪怕撇開紅二代、紅三代之類的特定社會身分標記，蔡霞畢竟還是來自中央黨校，屬於來自中共要害部門的人。所以即便蔡霞舉起義旗，他們也還是不願予以認可、接納。

這些年來，像蔡霞那樣脫離並反對中共體制的人越來越多，包括來自中共要害部門的人士，陳用林、李鳳智、郝鳳軍、姚誠就是其中的幾位。

陳用林為前中(共)國駐悉尼領事館政治領事、一等祕書，2005年在澳大利亞叛逃並宣布起義。李鳳智為前中(共)國國家安全部下轄某局的對外情報官員，2004年在美國棄暗投明。郝鳳軍為前天津市公安局一級警司、前天津市「610」辦公室官員，2005年在澳大利亞棄暗投明。姚誠為前中共海軍航空兵司令部參謀(軍銜中校)，2016年擺脫中共體制，抵達美國，成為反共人士。他們全都來自中共的要害部門。

還有些人轉而又覺得：蔡霞不僅來自要害部門，而且是紅二代(紅三代)；自己難以接受如此「雙料」人士。時至今日，「雙料」人士棄共、反共，其實已經並不罕見。上文提及的幾位紅二代中，至少有兩位來自要害部門：羅宇為前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航空處處長(軍銜大校)，1989年脫離中共體制後，成為反共人士；閻淮為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官員，1989年脫離中共體制，成為批判中共體制的異議人士。這樣的「雙料」人士還有不少，例如，身為紅二代的江林是前《解放軍報》記者，她2019年抵達美國後，致力於揭露中共「六四」屠殺等罪行及其內幕……

如果我們既不排斥陳用林、李鳳智、郝鳳軍、姚誠等人，也不排斥羅宇、閻淮、江林等人，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排斥蔡霞呢？

網絡上還有強調蔡霞任職時間長度的言論：蔡霞幾十年來為中共體制效力，現在憑什麼搖身一變、突然反共了？

憑什麼呢？憑親身經歷和深入認識。而閱歷的積累和認識的轉變都需要過程、需要時間。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一旦「身在此山中」，往往「當局者迷」。更何況身在中共體制內的人，從小受「黨的教育」，長期被「洗腦」。要識破「姓黨」的媒體給你灌輸的謊言、擺脫「黨文化」的精神桎梏，一般都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思想上往往還要出現多次的搖擺和反覆。

從紅二代的背景看，對於出生在「紅色搖籃」裡的紅二代，除了可以享受中共體制內明文規定的優渥特權，還可以享受到規定以外的潛規則所帶來的很多額外「好處」。能夠捨棄這些既得利益的誘惑，一般人很難做到。能夠做到的人，也往往需要幾經踟躇與數度權衡。

從中共體制內的政治生態看，在這個「黑幫」內，黨員幹部若有異心，一經查獲，則「幫規」伺候，嚴懲不貸。這些「幫規」無疑具有很現實的管制、威逼、脅迫、恫嚇作用。所以，非毅然決然者，不會與中共體制決裂。非經歷長期思考而作出抉擇者，不會毅然決然。

綜上所述，蔡霞邁出反對中共專制這一步，首先需要具備三項品質：謊言不能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每一項品質的歷練、形成，都需要過程、需要時間。

(人無完人。蔡霞女士誠然、固然且必然也會有其不足和局限。筆者注意到，批評蔡霞的網上言論之中，也有一些帶有某種合理的因素、中肯的評價；還有一些針對其不足和局限作了善意的提醒和規勸。這些或由另文別論。)

曾任中共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先生(李南央女士之父)，其剛直不阿的人品和風骨受到海內外正義人士的普遍稱許。如果了解一下李銳老人逐步認清中共邪惡本質的心路歷程，我們或許更能體會這一過程的艱辛及漫長。

還有些大同小異的反蔡霞言論：蔡霞畢竟為中共長期效力，都幾十年了，為什麼要接納她？

為什麼？為了一個目標：有利於解體中共。

反共人士和異議人士中幾乎沒有人否定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等人的改革舉措、開放精神和政治操守吧？但胡、趙、習等人同樣是曾經幾十年為中共效力，而且勞苦功高，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如果論「為黨工作」的年限，這些人的年限肯定不短於蔡霞。

如果論助紂為虐的程度，這些人的程度肯定不下於蔡霞。

如果論走出體制、與中共決裂，這些人肯定未及於蔡霞。

反共人士和異議人士一般都肯定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等人的歷史功績，當然也不迴避其過錯，但總體上予以正面評價，而且評價一般都相當中肯。那麼，我們評價蔡霞是否也應當具備同樣的中肯度呢？如果我們尊崇並稱道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等人能在中共體制內，抵制黨性、堅持人性、不懼迫害，敢於進行哪怕是有限度的抗爭，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滿懷熱忱地接納已經與中共決裂的蔡霞呢？

大家普遍公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是埋葬蘇維埃共產專制的俄羅斯民族英雄。細加區分，戈爾巴喬夫曾長期對改造蘇聯共產黨抱有幻想，因而在1991年「八 • 一九」政變中險些送命；葉利欽則較早意識到必須終結蘇共統治的紅色帝國，從而成為蘇維埃政權的最終掘墓人。

如果我們肯定戈爾巴喬夫，我們更不應否定葉利欽，因為葉利欽在非共、反共的路上走得更遠。既然蔡霞的思想現狀至少已經更為接近1991年上半年的葉利欽，而非當時的戈爾巴喬夫，我們為什麼不能設法使她和我們成為並肩作戰的盟友或戰友呢？

經過與那麼多人物對比之後，可以發現：網絡上對蔡霞的批評頻率和否定程度，按理說不應如此大幅偏高。

除了中共特工帶風向、五毛水軍攪渾水的明顯跡象之外，「偏高」的有些原因也來自海外反共人士和異議人士中某些人認識上的不足和偏差。從認識論角度看，不足和偏差都屬於必然會產生的正常現象。因為人的認識通常不會一步到位而明真相、得真諦，它總是需要不斷發展、不斷糾偏，從而不斷完善。所以，不足可以提高，偏差也可以修正。值得我們作進一步探討的是：在蔡霞問題上，為什麼中共帶風向、攪渾水會達到如此罕見規模？

中共此舉的企圖其實也不難覺察，那就是：竭力阻止蔡霞本人以及蔡霞們與海外反共勢力結盟。由此可見，「結盟」，這一點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也是海外反共力量特別需要努力踐行的。

那麼，中共為什麼如此害怕蔡霞與海外反共勢力結盟呢？

其實不必深入探討，人們就可以初步瞥見中共至少有下文所述的「三怕」。

首先，從家族背景上看，蔡霞「根正苗紅」，是所謂「紅色基因」的攜帶者。

蔡霞的外祖父在1924年至1927年期間加入中共。須知中共在1925年1月召開「四大」(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僅有994名黨員。如果其外祖父早在1924年就入黨，則可算「准元老級」人物了。因為那時中共建黨不過三年，黨員人數更少。即使遲至1927年4月中共「五大」前後入黨，那時黨員人數也只有5萬7千多人。如果在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敗後入黨，那時黨員隊伍只剩下1萬多人，則更顯出入黨者「志壯堅信馬列」(林彪語)。

雖然中共統治下人人都要被「洗腦」、從小被強制接受「黨的教育」，但像蔡霞那樣有著「紅色家教」、家族與中共有「天然血緣」的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畢竟還是相當低的。所以，這些「紅色後代」被很多中共元老視為紅色政權最可靠的接班人。1989年「六四」鎮壓北京天安門學運後，僅次於鄧小平的中共二號人物陳雲有言：「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據此，中共曾大力提拔紅二代來組建中共接班人的「第三梯隊」。

現在，如此「可靠」的「紅色基因」攜帶者，竟然也「掘」起中共「祖墳」來了！

其次，從工作性質上看，中共之所以竭力圍堵蔡霞，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蔡霞曾是中共意識形態「黨衛軍」成員。

共產黨及其專制就其本質而言是違背、侵害甚至掠奪人民利益的，因此它需要通過媒體等宣傳手段和所謂「思想政治工作」對人民「洗腦」，剝奪每個人獨立思考、自由思想的權利，從而使人民無法認清中共的本質，以及它與人民為敵的客觀現實。

媒體宣傳、政治欺騙和思想監控等「洗腦」的各個方面，由中共各黨媒、各級宣傳部等部門在第一線分頭把控、具體操作，防範人民的思想覺醒。這些部門及其日常作業，有點類似於軍事上的分兵把守各戰區的作戰部隊或「方面軍」。

為上述「一線作戰部隊」添補宣傳「彈藥」、實施理論支援、提供人員培訓並且隨時準備增援「一線」的戰略預備隊這一角色，則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編譯局、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院、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人稱「第二中央黨校」)等一系列機構來充當。這些機構及其成員如蔡霞者，原本皆被中共視為政治上忠誠、理論上專長的意識形態領域「黨衛軍」。

現在，在中共意識形態「黨衛軍」隊伍中，在為各路「洗腦方面軍」充當後盾的戰略預備隊內部，竟然也有人造反了！

其三，從人際交往、人員交集、人緣關係等方面看，蔡霞與不少紅二代有交往，更是幾十年如一日面對面地接觸過大批在中央黨校進修、培訓的中共幹部，其中不乏歷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省、部、(集團)軍級的黨、政、軍幹部，以及其他「第三梯隊」成員。因此，蔡霞及其中央黨校原同事們對中共幹部隊伍整體狀況的認知，有可能僅次於中南海核心層、中共中央組織部領導層。

中央組織部內部機構複雜、條塊分割，其工作人員(包括一些部門負責人)都分管一攤，每個人可能都了解並掌握大量高層機密。但這些機密所涉及的人員或對象，則或局限於某一「條」黨政系統，或局限於某一「塊」地理區域或行政區劃，或局限於某一「攤」工作範圍或專門界別。由於中共組織工作紀律的嚴格限制，這些工作人員的人際交往、人員交集、人緣關係等方面反而比普通人更為有限，而且有限得多。

(上文提及的《進出中組部》一書作者閻淮曾任職於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參加過考察包括胡錦濤、習近平在內的中共「第三梯隊」選拔工作。但僅僅靠這些在中組部工作的經歷顯然是寫不出這樣的力作的，這還與作者紅二代身分及其所享有的信息環境有關，而且與其家族曾和陳雲、鄧小平、江澤民等家族有長期交往有關。)

中共軍隊某戰區的政委如果出身於海軍並曾任職於另一戰區的陸軍，那麼，他在兩個戰區會有不少戰友和上、下級關係(在陸軍、海軍的關係會多於其他軍兵種)，在兩個戰區所在的省、市、自治區也可能有一些地方上的關係。但在兩個戰區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區地方上、在其他三個戰區，這位政委不見得能夠有太多的人際交往、人員交集或人緣關係。

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中共黨媒機構內部專門負責報道中共黨代會，人大、政協「兩會」等大型會議的記者們，雖然理論上能夠大量接觸到來自各地區、各部門、「各條戰線」的大批中、高層中共領導幹部。但受制於新聞報道的時效性，不僅他們每個人會議期間採訪的人數都不可能太多，而且他們平時也較少能夠長時間地、全面地接觸一大批這類採訪對象。即使他們與某些採訪對象建立了採訪-受訪的長期工作聯繫和私人情誼，其他報道任務所需要占用的時間和精力，也會使他們作為個人都難以與一大批中、高層黨、政、軍幹部有足夠深入的人際交往、人員交集或人緣關係。

與中共體制內絕大多數部門不同，中央黨校往往是幹部提拔升遷的預選考場，應當也是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必經之地。因此，蔡霞及其原同事們在人際交往、人員交集、人緣關係等方面有著「一窺全豹」的環境條件。他們的工作使之能夠長時間接觸在中央黨校進修、培訓的大批中、高層中共領導幹部，而且能夠與來自各地區、各部門、「各條戰線」、履歷背景各不相同的各類、各級幹部作較為深入的思想交流；還可以居於講台之上，向各路朝廷命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出題、發問及組織討論等，有著了解他們想法甚至個性的特殊條件。因此，對於中共幹部隊伍的思想狀況，中央黨校的教授們既像中央組織部人員、軍隊將領那樣能獲得若干內視鏡式的視角而知悉內情，而且還像「中央級」黨媒的記者們那樣具有廣角鏡式的視野來鳥瞰全局。

不僅如此，蔡霞和中央黨校其他教授們的工作還涉及對不少中、高層中共領導幹部個人情況的具體認識甚至細節性認識。比如，誰當年給習近平授的課、考的試、打的分？此君成績如何、得分幾何？誰當年給李克強寫過進修評語、作過結業鑑定？栗戰書當年的進修論文由誰輔導？其中都有什麼細節和軼聞？歷年來黨校學員分組討論時，那些歷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間，那些歷任省、部、(集團)軍級的黨、政、軍幹部中間，誰的實際文化程度如何？誰發言鸚鵡學舌？誰發言語驚四座？誰的觀點引發過激烈爭論？誰的決策思維有什麼特色？誰的論文涉嫌抄襲？誰在進修期間整天為仕途而拉關係？誰賄賂教授出手最出人意料？誰曾經創下違反校規的紀錄？誰曾經光顧過在北京出了名的「天上人間」？如此等等。這些未必都能進入中共幹部人事檔案的「活材料」，有些部分流傳於黨校教授們的口耳之間，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或忍俊不禁的細節，包括蔡霞在內的教授們或許會耳熟能詳。這，可能就是最令中共尷尬不已和惱羞成怒的。

換言之，蔡霞脫離中共體制的同時，於無形中帶出了一部「黨校版」的「中共幹部隊伍及官場實例活辭典」，一部「中共高官個性實錄」的節選版(精選版？)，一部口語版「百官行述」。以蔡霞多年來從事較具理論性工作的經歷與素養，既可出口成述，又能落筆成章。這才令中共格外惱且怒、分外憂而懼。中共最怕蔡霞什麼呢？怕的就是這個。

若要論「根正苗紅」的紅二代造反，羅宇先生在1989年已經開了先例。其父羅瑞卿為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的大將，因此在目前已經背棄中共、舉起義旗的紅二代中，羅宇可算是父輩(或祖輩)級別或權位最高者。按中共體制內的「算法語言」，羅宇先生「紅色基因」中的「含趙量」，多少要高於蔡霞。

若要論中共意識形態「黨衛軍」造反，蘇紹智先生在1989年也早已開過先例。他在「六四」民主運動中公開聲援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抗爭，中共軍隊開槍鎮壓後流亡海外，成為海外民運的代表性人物。蘇紹智先生在1982年至1987年曾出任中(共)國社科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論「黨衛軍」的「軍銜」，則明顯高於蔡霞。

但若要論對中共中、高層幹部的「黨校版」信息及其「演義性」特色的具體把握，則至今尚無其他中共體制的反叛者能夠勝過蔡霞女士一籌。

當然，中共懼怕蔡霞肯定還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顯而易見的，恐怕不外乎以上三點。

中共懼怕紅二代、「黨衛軍」、知內情者(尤其是蔡霞那樣身兼三者的人，或曰「三料」人士)以及體制內其他各類人士群起仿效、紛舉義旗，從而使中共體制面臨更大危局，所以在網上組織對蔡霞的多重圍攻，展開頗具規模的襲擾戰。幾個月下來，初戰告竭，已呈難以為繼之態勢。

希望有更多紅二代、紅三代將炮口對準中南海和習近平，「炮轟司令部」，成為「轟二代」、「轟三代」。

希望有更多「黨衛軍」，無論是「筆桿子」方面軍、「槍桿子」集團軍、「刀把子」常備軍，還是這個軍、那個軍，都站在中國人民和國際正義力量一邊，都成為令中共「黨中央」思而生畏的「黨畏軍」。

希望有更多的知內情者成為「指(證)內情者」，在歷史關頭挺身而出或潛身而動，儘可能多地爆內情、揭黑幕，成為加速埋葬中共專制暴政的有功之臣。即使曾經追隨中共作過惡的人，也完全有機會做「指(證)內情者」而反共自救，從而將功補過、將功折罪、將功贖罪、戴罪立功，為自己贏得光明的出路和前途。

君若不信，請觀先行一步者蔡霞，可矣！

君若不決，則隨歷史大潮而前行，達矣！

本文在此收篇之際還想指出，蔡霞案例實際上牽涉到一系列其他問題：

應當怎樣精準區別、分別對待中共體制內人士的起義、投誠、投降、頑抗？

如何「以毒攻毒」、「以共制共」，有批判性地選取、借用中共的一部分「統戰」方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一切可能壯大反共陣營？

如何針對各種具體情況，適度(包括適當的大幅度)減免刑罰，以鼓勵更多曾經的作惡參與者站出來當「污點證人」？

將功補過、將功折罪、將功贖罪、戴罪立功的「度」應當如何確定、如何把握？

專制體制下，主動被動(或半主動)、自覺不自覺(或半自覺)、知情不知情(或半知情)、直接間接、或多或少、造成程度不等後果的所有參與作惡者是否全部應當無例外受到懲辦？「雪崩」過後，是否應當懲處「有辜」的「每一朵雪花」？

如何通過司法程序、政策感召以及其他多種途經和手段，更好地鼓勵、號召並促成中共理論破產、黨心渙散、組織解體、政權崩潰？

這些問題都涉及事關全局的政策性問題。

據未經核實的消息，僅2020年1月初至8月中旬，就已經有上千名身在美國的中共外交人員、黨媒記者、職業間諜、訪問學者、企業員工及其家屬叛逃美國或滯留美國不歸。即便該消息有誇大成分，中共海外人員此伏彼起的「逃亡潮」已經是當前一個不爭的現實。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解決上述問題？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帶有現實緊迫性的議題，它實際上已經無可迴避且不容拖延地嵌入了全球反共陣營的議事日程。

(全文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