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安哥拉

葡萄牙自15世紀以來就在非洲海岸保持存在，但在把一個龐大帝國（其自身大小的25倍）變為殖民地方面卻成為新來者。1884至1985年歐洲大國在柏林會議上瓜分非洲時，葡萄牙才被授予殖民權。這種遲來而膚淺的殖民化阻止了殖民地各民族間產生一種整體感。結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發起武裝鬥爭的團體被迫依靠反殖民情緒。這種情緒比任何假定的民族主義抱負都強大得多。這些民族主義團體意識到自己極端主義觀點的障礙，因此在獨立後就把重點放在了inimigo interno（「內部敵人」［enemy within］）身上。這指的是傳統的酋長、曾與殖民者相勾結的人以及政治異見者。他們所有人都被控危害國家。這就是斯大林與葡萄牙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Salazar）之間撕裂的政治文化的特徵。這種文化幾乎沒有建立代議制民主的動機，儘管葡萄牙殖民主義政權很快就倒台了。

面對白人殖民地人民的狂怒，1974年在裡斯本上台的軍官宣布支持這些殖民地的獨立。就在此時，葡萄牙軍隊仍然牢牢掌握著安哥拉。1974年7月以後軍隊的迅速撤離為組建一個聯合政府開闢了道路。該政府由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爭取獨立的3個組織所組成：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FNLA）以及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1975年1月15日，獨立條約在阿爾沃（Alvor）簽署時，新的葡萄牙共和國承認這些組織為「安哥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時間表看起來頗有前景：將於9個月內舉行立憲會議選舉，並於1975年11月11日宣告完全獨立。但在40萬名葡萄牙人於1975年2月至6月離開以及3個組織間出現緊張關係之後，聯合政府（MPLA在其中負責掌管信息部、司法部和財政部）很快就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血腥事件變得越來越常見，6月14日的納庫魯（Nakuru）停火只是被各方用作休戰，目的是加強儲備並為其外國盟友的干預做準備。

從1974年10月起，蘇聯大大增加了對MPLA的財政和軍事援助。該組織也得到了葡萄牙軍隊左翼即所謂的武裝部隊運動（Armed Forces Movement）的支持以及「紅色海軍上將」安東尼奧．羅莎．科蒂尼奧（António Rosa Coutinho）的支持。他常駐在羅安達（Luanda），已被葡萄牙政府委以監督安哥拉向獨立過渡的責任。1975年3月，首批古巴和蘇聯顧問抵達該國。菲德爾．卡斯特羅後來用以下措辭描述了這一決定：「非洲現今是帝國主義鏈條上的一個薄弱環節。正是在那裡，存在著從部落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最大希望，這種過渡不會經過世界其它地區所被迫經歷的各個階段。」聯合政府於1975年8月14日垮台後，「英雄越南」（Vietnam Heroico）號船停靠在羅安達，船上有數百名（大多數是黑人）古巴士兵。到10月23日南非站在UNITA一邊進行干預時，蘇聯和古巴顧問已達7,000名。MPLA及其資助者並沒有很認真地看待UNITA；《真理報》將其描述為「一支充斥著中國和中央情報局僱傭兵並得到南非和羅得西亞種族主義者援助的滑稽軍隊」。這一描述有些道理。UNITA最初是個毛派組織，一直在與魔鬼簽約。其混雜的組織和盟友反映了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道路的苦澀現實。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坐在和皮克．波塔（Pik Botha）所坐的同一張桌子旁，這一事實應該不會讓那些記得斯大林與希特勒的協定的人感到驚訝。

蘇聯和古巴的空中支援證明對該政權的生存起了決定性作用。1975年11月11日， MPLA和UNITA分別宣布該國獨立。與此同時，這顆葡萄牙殖民地中曾經的明珠的地圖被重新繪製出來。MPLA占據著海岸線，不僅包括港口，還包括石油儲備和鑽石，而其對手們（其中UNITA很快成為最重要的對手）則占據著北部地區和中部平原。

在南非和共產主義陣營的干預之後，西方列強和南部非洲其他領導人更容易釐清不同的團體。對於莫桑比克領導人薩莫拉．馬謝爾（Samora Machel）來說，從各種力量的組合中，可明顯看出鬥爭的殘酷性：「在安哥拉，兩方正在相互對抗：擁有盟友和傀儡的帝國主義以及支持MPLA的進步勢力。就這麼簡單。」MPLA無可爭議的領導人阿戈什蒂紐．內圖（Agostinho Neto）是一位被同化的黑人，出身於新教牧師世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是親蘇聯的葡萄牙共產黨的成員。MPLA創立於1956年。它的許多幹部，比如胡利奧．馬特烏斯．保羅（J. Mateus Paulo）和阿豐索．多明戈斯．范杜嫩（A. Domingos Van-Dúnem）都曾於60年代在蘇聯接受過培訓，並精通盛行的馬列主義理論。除了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方面的這種培訓外，其中一些人，例如J．納姆巴．耶米那（J. Njamba Yemina），在國外時也曾接受過軍事訓練，要麼是在蘇聯，要麼是在古巴的游擊隊學校。

掌權後，MPLA在羅安達的代表大會（1977年12月4日至11日）上決定，是時候從人民陣線類型的運動轉變為按照布爾什維克路線組織的先鋒黨了。MPLA領導人意識到，只有這樣的政黨才會被允許加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席這次大會的勞爾．卡斯特羅立即承認新的MPLA勞動黨為「能夠正確表達勞動人民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政權的理念（idea of the state）作為「唯一能夠實施一黨決定的工具」，意味著要對對手黨派保持極度警惕。這些黨派可能正在掩蓋它們在左翼措辭背後的反革命本質。不足為奇的是，在那之前一直是北半球共產黨政權專利的許多「反路線偏差的」做法，開始在安哥拉出現。甚至在布爾什維主義被正式設為安哥拉新的信仰之前，內圖就已經在該領域獲得了豐富的經驗。1975年2月（在葡萄牙軍隊的幫助下），他襲擊了由奧文本杜族（Ovimbundu）幹部丹尼爾．捷賓達（Daniel Chipenda）所領導的「東部起義」派系。當時， 捷賓達聲稱，這只是自1967年以來對MPLA異見者一系列整肅中的最新一段插曲。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1974年2月發布的MPLA公報。該公報聲稱，「發現並摧毀了」一起旨在「對總統及其幾名幹部進行肉體消滅」的內部反革命陰謀。

內政部長、內圖的主要對手之一尼托．阿爾維斯（Nito Alves）在1974年4月25日的系列事件中曾出現在羅安達。這些事件敲響了殖民政權的喪鐘。在沒有其他領導人的情況下，他設法贏得了相當大比例的城市黑人的支持，方式是通過拒絕給予白人安哥拉國籍，除非他們能表現出明顯的反殖民主義行為。阿爾維斯受到了居委會網絡的支持，這要歸功於他所說的「大眾權力」（poder popular）。這是他毫不猶豫地使用很明顯是斯大林主義的做法而獲得的。這些做法對於受害者來說並不意外，因為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在毛主義傳統下長大的。由於相信從蘇聯、古巴人和葡萄牙共產黨人那裡獲得的支持承諾，阿爾維斯於1977年5月27日嘗試發動政變，以阻止一場剛剛開始的對其黨羽的清洗。當行動失敗（部分是由於阿爾維斯外國顧問的猶豫）這一點變得明朗化時，內圖在電台廣播中說：「我確信，民眾會理解，我們為什麼會被迫有些嚴厲地對待參與這些事件的人。」密謀者被指控為「種族主義、部落主義和區域主義」，遭到徹底的清洗。中央委員會和國家主要機關的成員被完全更換，首都發生流血衝突，鎮壓深入到各省。在恩貢扎（Ngunza）（南寬扎［South Kuanza］），204名路線偏差分子於8月6～7日的夜間被殺；該數字為1991年以後倖存者拿出的數字提供了可信度。他們報告說，在那個時候，數千名MPLA成員被徹底清除。MPLA中央委員會成員阿尼巴爾．薩皮利尼亞（Anibal Sapilinia）在盧埃納（墨西哥）清算了武裝部隊中的許多政治委員。

在這次未遂政變之前，尼托．阿爾維斯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在報紙《羅安達日報》（Diario de Luanda）上的專欄以及在兩個廣播節目「Kudibanguela」和「Povo em armas」中的評論。這兩個節目不斷地譴責該國惡劣的生活條件。這些節目證實了某些地區確實存在嚴重的糧食短缺（他的支持者甚至談到饑荒）。他們還強調了被迫為該政權工作的城市受薪工人的精疲力竭。1975年11月推行的一項法律和1976年3月的一項法令，通過對「工會外」（extra-union）（即反黨）罷工進行入罪化，並營造充斥著「生產和抵抗」（Produce and resist）等口號的政治氣氛，來加強製造業的紀律。開始出現新的抗議形式。它超越了對戰爭的一貫譴責和白人統治後的混亂狀態。安哥拉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繁榮發展，但在1975年崩潰，儘管國家對經濟體系進行了控制，但政府卻發現，越來越難以否認經濟正在逐漸被美元化。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對普通民眾生活條件漠不關心的統治階級開始出現，部分是由於MPLA對權力的壟斷，部分是由於難以獲取外匯。外匯在黑市上轉手的價格是其官方價格的50倍。十多年來，對於該國內部情況到底是怎樣的，甚至不可能有一個不錯的認識。政府成功地將由石油出口支持的城市市場與本地生產商分離開來。國家或多或少地對飽受戰爭蹂躪的農村撒手不管。衝突雙方在農村地區實行強制徵兵。「饑荒」一詞在官場上被謹慎地避免使用，但1985年被世界糧食組織用於一則警告中。隨著蘇聯改革（Perestroika）的出現，安哥拉政府開始公開承認情況的嚴重性，導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於1987年初宣布，前一年安哥拉有數萬兒童死於饑荒。

儘管有卡賓達（Cabinda）產油區創造的財富，但國家的行政和軍事資源相當有限，該政權幾乎未做什麼嘗試來進行集體化和農村重組。儘管如此，農村地區對政府仍頗為怨恨。稅收徵管方面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貿易壁壘以及城市市場的消失，意味著農村常常不得不自謀生路。獨立13年後，安哥拉當局發表了一份正式報告。該報告是基於農學家勒內．杜蒙（René Dumont）的調查結果。他尖銳批評安哥拉的貿易條件，因為它們沒有承認農民所作貢獻的真實價值。這種情況導致人們對沿海地區日益上升的敵意。在那裡，克裡奧爾人或混血同化民（assimilados）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居於統治地位，其中許多人在MPLA擔任職務。

正是在農村人口（其中許多人也討厭外國人）中，若納斯．薩文比的UNITA黨在其起源地奧文本杜人的地區以外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儘管薩文比對民眾提出的要求與政府一樣，UNITA的支持度卻有所增加。隨後發生的衝突，實際上是一場農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的戰爭，而不是一場由MPLA領導的針對農民的斯大林式戰爭。UNITA受到裡根政府的支持，但從毛主義中汲取了自己大部分思想，因此其領導人總是急於渲染城鄉間的衝突；他們經常以「非洲人民」的名義譴責MPLA的克裡奧爾貴族。儘管如此，仍難以衡量在劇變席捲蘇聯陣營之前農民對薩文比事業的支持程度。1988年12月22日和平協定在紐約簽署後，南非人和古巴人最終撤軍之際，MPLA向西方思想的轉變產生了預期的結果。1990年7月，MPLA領導層承認了市場經濟和政治多元化的必要性。這一變化被證明是UNITA失敗的原因。它在1992年的選舉中遭遇了慘敗。

MPLA在獨立15年間所經歷的不可否認的變化，實質上是民眾普遍抵制MPLA的黨國理念之結果，也是15年經濟不穩、強制徵兵和大規模人口流動的慘痛經歷之結果。

朝著多黨制民主發展的過渡期，顯然不是開始搜尋負責祕密警察或對人權侵犯負責的人的時候。像在蘇聯一樣，許多責任人都是少數族裔成員，從未被迫對其以前的活動負責，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內部存在基本的連續性。除了清洗中倖存下來的幾小群人外，沒有哪個主要政黨曾經要求對數以萬計受害者的失蹤進行調查，正如大赦國際措辭嚴謹的報告所說的，他們的命運並不「符合國際公認的公平標準」。（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