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罪過、譴責與極權主義懲罰

今天我們已經很少聽到關於報應的宗教教義了，不再相信罪人將遭到永久的懲罰。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宗教人士無法自由宣揚神學觀點，抑或僅僅是社會的持續世俗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無論如何，儘管這種嚴厲的評判主義可能會在人際之間造成令人不安的緊張關係，但一般來說仍是無害的。我們擁有一個政教分離制度，除保護宗教自由活動之外，並沒有賦予任何教派將其教義強加於人的權力。宗教人士可以口頭或內心譴責世人，但並沒有權力控制或懲罰他人。那是造物主的特權，世人只有等到離開人世時才能意識到，那些關於報應的無聲預言是多麼的靈驗準確。

然而，目前社會上流行著一種關於罪過、譴責和懲罰的說教，威脅著每個美國人的日常喜樂和福祉。我指的是政治左派分子對於某些准宗教教義的狂熱迷戀；具體而言，就是他們宣稱美國人集體犯下了各種罪過，應該受到譴責。對於這些罪過的漸進式懲罰就是將世人置於嚴厲的極權主義議程之下，而該議程可以為這些所謂的罪過提供唯一的救贖方式。

在這種人文主義「宗教」中，進步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異教徒環保主義者等，諸如此類，各色人等都擁有一種道德優越感，認為有了這種優越感，他們就是法官和陪審團，可以隨意給美國和美國人宣判所謂的罪行，從而譴責和懲罰民眾，向民眾推銷他們自行炮製的精英主義計劃。

事實上，在他們看來，民眾救贖自身「罪過」的唯一途徑就是接受懲罰，就是盲從進步主義人士自行推出的激進社會主義中央經濟計劃。如果整個社會可以「改造」成一個進步主義烏托邦，民眾就可以得到救贖。這個中央計劃包羅萬象，其實質就是將政府控制滲透至民眾的思想、言論和生活等各個角落。

下文將簡要回顧一下左派分子常用的幾項罪狀，他們以此為藉口對美國人民實施暴政措施，以圖實現其烏托邦目標。

《大紀元時報》撰稿人拉裡‧埃爾德（Larry Elder）上週在位於伊利諾伊州的普林希匹亞學院（Principia College）做了一場精采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有力地揭穿了關於白人罪過的謊言。（欲知詳情，請參閱埃爾德的《種族與此何干？》[What’s Race Got to Do with It?]一書，以及《大紀元時報》對他的採訪報導。也可參閱布蘭登‧塔圖姆（Brandon Tatum）的相關評論。）

左派分子總是試圖將集體罪責強加給美國白人，那些堅定不移地爭取、促進和捍衛種族正義的所有白人，包括在世的和已故的，讓他們為某些白人個人的罪過擔責，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早已離開人世。他們對所有種族都存在種族主義者的現實視而不見，而對整個種族的集體譴責本身就是種族主義者。這也展現了「社會正義」的變態本質性，即集體主義的補救措施毫無人性地踐踏了無辜者的權利。

企圖懲罰所謂的「白人罪過」是不明智的，也是適得其反的。一旦你開始試圖不分青紅皂白地懲罰整個種族人士的過往罪孽，你就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看一下中東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們越想清算歷史舊帳，這一代人就越受難受苦。我們是想讓曾經摧殘先輩無數生命的仇恨、不公和暴力，轉接到無辜的後代身上，還是能夠向世人展現博愛，打破循環衝突的魔咒？（事實上，美國白人的祖輩們也經常遭受殘酷和不公的壓迫，想像一下，如果美國白人也要對這些加害者的後代尋求報復，這個世界將是多麼敵對和暴戾！）

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上週剛剛撰文探討了這個問題。猶太人和美國人有著共同的文化歷史，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他們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神的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相較於世界上其它社會和文化，猶太文化和美國文化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突出成功。而可悲的是，這個成功引發了外界許多人的妒忌、怨恨和仇視，這些人自出生起就從未體驗這些文化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成功。那些猶太人和美國人竟然膽敢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他們必須為這種厚顏無恥而受到懲罰。

普拉格在專欄中也暗指了這一點。反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近兩個世紀，自從資本主義企業家找到途徑使廣大民眾擺脫貧困後就一直如此。1956年，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出版了《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 Mentality）一書，書中他診斷了反資本主義知識分子內心揮之不去的自卑感。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只是無法直面廣大民眾對那些幫助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慾望的企業家不吝讚美，而對知識分子的抽象哲學和學術認知毫不感冒。億萬富翁們是社會的施益者，他們至少沒有躺拿政府補貼。他們應該得到社會大眾的感謝，而不是敵視。

仇富意識源於對經濟的嚴重無知，例如他們一直篤信16世紀的蒙田教條，這個教條早已過時，它錯誤地認為一部分人的獲益就是另一部分人的損失。兩個多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成功擊碎了這個謬論。

事實上，即使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也明白，資本主義擅長生產財富；然而，馬克思及其門徒時至今日都在抨擊盈利過程，而正是盈利令如今數量空前的普通民眾有機會獲得空前的財富。

可悲的是，眾多美國人仍不了解利潤的兩個關鍵因素。首先，利潤是新的財富。社會變得更加富有的唯一途徑就是生產額外價值，以利潤為標誌的價值。其次，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企業家競爭目的是為了最好地滿足民眾需求，而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企業生產必須聽命於他們的政治統治者，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精英。顯而易見，當產品生產的導向是民眾喜好，而不是政府強制計劃時，普通民眾將會更加自由幸福。

當今環保主義的一個核心價值觀是錯得離譜的厭世觀，認為人類的繁榮就是一種邪惡，會使地球變得不適合居住。這些思想意識的盲從者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一無所知。他們認為，社會繁榮程度越高，環境污染就越嚴重，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這個世界真正的運作方式就是，隨著貧困社會跨越了僅能維持生存的生活標準，在經歷最初的污染增加之後，這些社會財富增加使他們能夠將財富和精力用於環保事業。可喜的現象就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比發展中國家更少。

嗚呼，所謂的綠色環保主義者如此狂熱地篤信人性的邪惡，以至於他們固執己見，對目前社會所獲得的兩個巨大的環保成就故意視而不見。首先，氣溫已經適度上升，超過了嚴寒的小冰河時期，令生活更加安全舒適。其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地球大氣層的二氧化碳富集，令地球產生了巨大的綠化。對此，我們應該慶祝，而不是哀悼，但那些內心陰暗的犯罪主義者卻希望我們哀悼。

所以，這就是左派分子強行扣到民眾頭上的所有這些罪狀的結果：他們狂熱而不容置疑地篤信美國人民犯有上述各種「罪行」，在這種信念控制下，左派分子譴責所有敢於對他們的教義提出異議的人。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持不同意見者自然是壞人；因此，我們應該為自己的罪過而受苦和受罰。

左派分子的思維沒有絲毫差異，沒有減輕因素，沒有背景考量；而非左派是錯誤的，就是這樣。因此，美國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並將繼續保持優勢，但並未因此得到讚許。相反，我們由於尚未完全實現理想而被視為有罪。正如我之前所寫的，對於左派分子來說，完美無暇已經成為美好事物的天敵。

順便說一下，如果你不想把左派分子描述為「狂熱」，也許「救世主」會是一個更合適形容他們的詞語。請看一下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愛德華‧馬基（Edward Markey）吧，他在公布被稱為「綠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的龐大社會主義中央經濟計劃時，將該提案描述為「拯救所有生物的使命」。所有的生物？如果這還不算是救世主的話，那世上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了。值得注意的是，左派分子經常使用救贖性的宗教語言。他們在宣揚自行推出的願景時，常常斷言自己的政策是「拯救」民眾所必須施行的；而可悲的是，這些政策需要把民眾拯救出來的，往往是他們想像中的問題，如財富、成功和一個綠色的世界等。

這種救世主式的狂熱已經凝結成對保守派、自由主義者和共和黨人的仇恨，實際上就是對任何不同意左派議程的所有美國人的集體仇恨。左派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列寧主義運動，把列寧式狂熱與對於政治對手的仇恨交織在一起。

左派分子對於政治對手的仇恨表現在他們積極地試圖通過取消和壓制對手，從而達到抹殺、破壞和摧毀這些對手的目的。這具體體現在他們公然企圖繞過民主程序，採用華盛頓特區建州、擠壓最高法院、對各州選舉規則發號施令以及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或支持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立法等手段。

在我所提出的進步主義「三個天然錯誤」（信任政府能力、崇拜人類意志與善意暴政等）的麻醉薰陶下，左派分子覺得完全有理由掌控極權主義權力。他們可能稱其為「民主社會主義」，但這跟民主可沾不上邊。

就像馬克思、列寧和其他過去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一樣，今天的左派分子也相信，目的正義就能保證手段正義。他們似乎已經相信，通過對美國人民實行自上而下的激進中央計劃，結果將會獲得一個光明的、烏托邦式的未來。不要屏住呼吸，不要成為待宰羔羊。

如果你想找到左派分子所渴望的烏托邦，請到華盛頓特區，向左拐個大彎，在獨角獸農場和亞特蘭蒂斯酒店之間尋找它。任何源自對他人的仇恨、基於對真理的殘害的激進社會計劃都不可能保佑人類。如果你想看白紙黑字，可以讀讀《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一書，該書告訴我們，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以民主為起點、以社會主義為過渡的整條道路的終點。人類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病毒的折磨。

今天仍然鼓吹社會主義，只能解釋為拒絕理性、堅持世俗信仰、把希望凌駕於經驗之上了。這種准宗教教條的眾多狂熱追隨者，在判定美國社會犯了大罪後，將全體民眾判入一個國家強加的地獄，而這個地獄正變得越來越極權。

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就是，我們美國人並沒有犯左派分子所指控的那些罪過。因此，沒有理由對民眾進行譴責，也沒有必要進行左派分子所推動的極權主義議程。與以往光榮的歷史一樣，如果民眾不受獨裁政府的計劃和控制，美國和美國人民將會蓬勃發展。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