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七組主要事實，表明引起全球瘟疫大流行的中共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病毒學家或對病毒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譯註：旨在提高病毒毒性和致命性的研究），或是病毒由於實驗室安全標準不嚴而外洩。但無論如何，武漢病毒研究所都應對銷毀關鍵數據，不能幫助世界了解病毒起源負有罪責。截至目前，這場大瘟疫已造成全球近350萬人喪生，而且死亡人數還在繼續增加。
首先，早在2012年，在中國墨江地區一個蝙蝠出沒的銅礦，就有6名礦工患了相似症狀的疾病，其中3人死亡。根據《華爾街日報》獲得的證據，CT掃描「顯示嚴重肺炎，與如今在許多中共病毒患者的肺部標記相同」。4名礦工的SARS抗體測試呈陽性。
其次，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學家懷疑是蝙蝠傳播的冠狀病毒，並從墨江地區276隻蝙蝠身上，採集了病毒樣本。這些蝙蝠至少分屬6個不同種類。《華爾街日報》稱：「他們從樣本中提取了遺傳物質，並對片段進行了測序」，「一半樣本的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包括一種SARS型。「至關重要的是，研究人員發現，所有6個蝙蝠種類都有冠狀病毒合併感染的證據。也就是說，病毒可以很容易地交換相似遺傳物質，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形成了可能感染人類的新病毒的成熟環境。」
2020年4月17日，中國武漢，武漢病毒研究所，左邊為P4實驗室。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領導這項研究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蝙蝠冠狀病毒頂級專家石正麗。石正麗聲稱她對礦工進行了重新測試，否認這些礦工感染了中共病毒（SARS-CoV-2）的説法。
第三，武漢病毒研究所曾經擁有一個公共數據庫，包括22,000個樣本和病毒序列，其中15,000個樣本來自蝙蝠。2019年9月，武漢病毒研究所關閉了這個數據庫，聲稱是由於遭到了三千多次網絡攻擊。
第四，石正麗最近說，她的團隊在礦山發現了另外8種SARS樣冠狀病毒。《華爾街日報》稱：「許多科學家質疑為什麼武漢病毒研究所不更早宣布那些病毒的存在，以及病毒與礦山的關係，為什麼他們等了這麼長時間才允許科學家檢查病毒序列」，「有些人已經注意到，石博士還反覆斷言，墨江礦工是可疑真菌感染，而不是病毒。這與當時的研究論文和石博士在《自然》學術雜誌上的更新相矛盾，在論文和雜志上這些礦工被認為是被一種病毒感染。」鑒於石正麗是研究所的雇員，因此，武漢病毒研究所應為她明顯的造假負責。
第五，武漢病毒研究所對病毒進行了功能獲得性研究。這種研究使病毒更具有致死性和傳染性，雖然表面上說是在嚴格的控制之下，為了開發疫苗才這樣做。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一些科學家認為，研究論文表明武漢病毒研究所「正在將他們培養的一些蝙蝠冠狀病毒與其它遺傳物質進行重組」。
2017年2月23日，中國病毒學家石正麗在中國湖北省省會武漢市P4實驗室。 (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華爾街日報》報導，「石博士曾公開描述過正在進行的實驗，包括在2018年和2019年進行的實驗。這些實驗是為了觀察，是否各種蝙蝠冠狀病毒可以利用其表面的刺突蛋白，與人類細胞的被稱為ACE2的酶結合。」「這就是SARS病毒和中共病毒（SARS-CoV-2）如何感染人類的方式。」石正麗說，「實驗需要將蝙蝠冠狀病毒與另一種的刺突蛋白進行重組，然後再感染含人類ACE2酶的基因改造的小鼠。」
《華爾街日報》報導，「北卡羅來納大學微生物學家拉爾夫·巴裡克（Ralph Baric）……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創造一種在實驗室感染人類細胞的人造冠狀病毒。」巴裡克博士需要做一些解釋。科學家不應該與極權政權合作，進行危險的生物學研究。
第六，3名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員曾在2019年11月患病住院，症狀與季節性流感和中共病毒一致。《華爾街日報》獲得的這些信息很可能來自澳大利亞的情報部門。
第七，中共當局正在阻止研究人員和記者進入銅礦和周圍地區。最近一位勇敢的《華爾街日報》記者設法騎山地自行車到那裡拍了一張照片，但卻遭到官方拘留5個小時，並刪除了這張照片。
科學家們正在研究這些事實，提出關切，並要求獲得更多數據。
哥倫比亞大學傳染病專家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表示，武漢病毒研究所在實驗室進行的冠狀病毒實驗，其生物安全水平可能低於美國所要求的標準。
拉爾夫‧巴裡克博士相信，中共病毒的遺傳結構表明病毒是野外起源、自然進化而感染人類，但「嚴格的調查將審查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蝙蝠冠狀病毒研究的生物安全水平……培訓程序記錄的詳細信息，安全程序記錄，以及為防止病毒因疏忽或意外而導致外洩，而制定的策略。」
芝加哥大學的病毒學家伯納德‧羅茲曼（Bernard Roizman）告訴《華爾街日報》：「我堅信所發生的事是，病毒被帶到了實驗室，他們開始用病毒做實驗……一些馬虎的人將其帶出了實驗室。他們不能承認自己做了那麼愚蠢的事情。」
顯然，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收集和公開更多的證據。由世衛組織領導、負責調查病毒的來源的小組只在武漢病毒所停留了3個小時，也無法對銅礦附近的動物和人群進行抗體測試。甚至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博士也批評他自己團隊的調查不充分。
中共對病毒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應該是所有人都關注的問題。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批評家認為，基因增強的有害病毒從實驗室洩漏出去的風險太大」，對幫助開發未來潛在大流行的疫苗沒有任何好處。
2014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停止了對功能獲得性研究的資助。但2017年，在一個專家小組更嚴格的審查之下，又恢復了這項研究。中國對功能獲得性研究的限制不太嚴格，其科學也常常不合標準，並能夠被習近平控制下的、沒有道德底線的中共軍隊操控。
總而言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研究人員沒有透露他們與中共軍方的合作，發布了各種顯而易見的、不一致的、不透明的造假數據。他們還阻止獲得解釋病毒起源的證據。
不過，多數科學家都確信，相對於發生頻率要高得多的人-畜自然傳播，實驗室洩漏假說不太可能。
除非中共提高了其科學和政治道德，中共不能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在目前中西方緊張對峙情形之下，西方科學家應該立即停止將這種強大的技術，交到中共那些可能草率、且與軍方有聯繫的科學家手中。繼續與中共進行科學研究合作，是將世界置於不合理的風險之中。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政治風險雜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2021年出版）和《禁止侵入》（No Trespassing），並編輯了《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一書。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