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毛澤東前祕書李銳撰文《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其中，寫道：「（從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職位上）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
這1萬5千個特務到底是怎麼回事？
1941年至1945年，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中華民國臨時首都重慶經常遭到日軍飛機狂轟亂炸。中共的大本營延安卻一次都沒有遭到日軍飛機轟炸。這使得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有機會整肅內部反對勢力，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毛髮動了一場持續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這1萬5千個特務就是延安整風後期由康生直接指揮的「搶救」運動的產物。
毛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康生
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正式開始時，康生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重要人物，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康生是1937年11月底從蘇聯回延安的。他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四：第一，他在蘇聯悉心照顧過毛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3歲的毛想與跟24歲的江青結婚，不少中共老幹部因江青在上海當演員時有很多風流韻事，表示反對，但康生堅決支持；第三，康生善於見風使舵，他在延安看到毛是中共真正的老大後，立即站到毛一邊；第四，康生在蘇聯親歷過斯大林的大清洗，對斯大林整人有很多心得，正好為毛所用。
王實味被祕密殺害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康生上升為政治問題，隨後，王實味被扣上「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五人反黨集團成員」等罪名，被開除黨籍；1943年4月被逮捕，之後一直被關押。1947年7月，由康生下令，在山西興縣槍決。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因受父親薰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風是同班同學。學生時代開始發表小說，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過小說集，還翻譯了不少西方文學作品（如都德、哈代、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經是個作家、翻譯家。在延安的頭四年，他翻譯了一、二百萬字的馬、恩、列著作。
歷史學者傅國涌評論說：「其實他一直是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向這一意識形態提出挑戰。他不過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裡表達了自己樸素的人性觀點，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學的深厚造詣有關。他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也沒有放棄最基本的對人性的內在追求。這是他1942年闖禍、1943年被捕、1947年被殺的根本原因。」
王實味是中共早期「因講真話挨整」的典型，「因言獲罪」的典型，「人性不被黨性所容」而被殘害的典型，是從延安整風開始一直到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最早樣本。
張克勤被打成特務
張克勤當時只有19歲，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派他到蘭州做地下工作，並在蘭州加入中共。1939年6月，國民黨懷疑他是共產黨，中共駐甘肅代表林伯渠把他調回延安，安排他到西北公學學習。
康生認定張克勤定為特務，理由有六：（1）張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國民黨特務容易從他下手；（2）張來自國民黨統治區，國統區中共組織已被國民黨特務滲透；（3）張的父親和妻子相繼叛變，他可能也已叛變；（4）張與國統區至今保持聯繫；（5）西安三青團報紙已刊登張叛變的消息；（6）魯藝有人揭發他是特務。
在康生看來，憑上面六條，如果張克勤不是特務，延安還有誰是特務？於是，下令逮捕張，晝夜不停地審訊張。張堅決否認自己是特務。康生下令對張實行車輪戰、突擊戰和神經戰，三天三夜不讓他睡覺，張終於支持不住，被迫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幾天後，康生召開檢舉坦白大會，他在大會上說：「今天召開坦白、規勸大會，現在由張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務活動。」張痛哭流涕地控訴國民黨怎麼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務們猛醒，趕快交代問題。他帶頭一口氣交代了十幾個特務。他還談了自己的轉變過程，衷心感謝黨組織對自己的搶救，一定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會後，各機關、學校紛紛搞起各種「坦白」活動。通過大會、小會、規勸會、鬥爭會、控訴會，造成聲勢，強迫延安各機關、學校黨員幹部進行坦白。
抓「特務」鬥爭被推向高潮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召開挽救失足者動員大會，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後，有12個人上台作了「坦白」。
當時，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弗拉基米爾在《延安日記》中寫道：「這個情報局頭子（指康生）怒氣沖沖。他咬牙切齒，發了瘋似地揮手叫喊：『你們十分清楚，你們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們一離開這個禮堂，就會發現你們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蹤！要是今天在這裡參加會的許多人明天被關起來，你們不要大驚小怪。』」「然後，康生開始要求與會者和延安的所有黨員行動起來，清除特務，挽救特區。」
中央直屬機關成為「搶救」重點。中央辦公廳當時有60多名工作人員，這些人調入中辦時都受過嚴格審查，但在搶救運動中，還是有十幾人被打成特務。《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總共100多名工作人員，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占70％。中央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人中，170人被打成特務，以致一段時間延安總部與各地的電訊聯絡中斷。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總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幹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務分子」602人，占總人數的57.2％。時任校長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真是駭人聽聞。」
中央黨校第三部集中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乎所有比較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是「搶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領導並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最後整體被打入另冊。
行政學院除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過半數人也都是「特務」。
綏德師範成「搶救」運動「模範」
1943年9月，綏師連續召開9天控訴坦白大會，在會上自動坦白者280餘人，被揭發者190餘人。一個14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16歲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殺人用的武器。
綏師整風領導小組還「破獲」一個「特務美人計」組織，據說這些女學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叫「美人計」，三年級叫「春色隊」。最後，綏師竟挖出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
一個女學生在《我的墮落史》中寫道：「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展有6歲的小特務」。
每天晚上都有人鬼哭狼嚎
康生整人有自己的邏輯：「有材料還需要審問嗎？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弄清問題。」
先逮捕人，後逼口供，這是康生的慣用伎倆。關在窯洞裡的人，除夜間連軸轉逼供外，還施加暴力。一心嚮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為特務，對他們精神上的打擊太大，超過對肉體的折磨。自殺的，逼瘋的，哭喊的，各種情況都有。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中寫到：「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來不時湧上心頭……那時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結語
逃亡蘇聯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延安整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
1949年中共建政後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各種栽贓陷害手法，都可以從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找到它的源頭。
之所以中共在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無中生有地抓了1萬5千個特務，關鍵在於：中共是一個由「共產主義幽靈」操控的組織，它把「黨性」置於一切之上，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運動中，黨員必須用「黨性」戰勝人性，泯滅人性，才可能生存下來。黨性把許多黨員變成「非人」！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體中共，中共還將繼續製造冤假錯案，禍害全中國，禍害全人類。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