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獨裁統治者習近平總喜歡誇耀，自其2012年當政以來，中共已經成功使上億人口脫貧。中共也一直在宣稱，自1990年以來已使8億人口脫貧。其黨總是在做數字加和，卻輕鬆地忽略了1950年代時，因為災難性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而餓死的數千萬人。相較日本、韓國和台灣，中國經濟一直表現低迷，對此中共也從來隻字不提。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6月8日報導了一項最新研究，其中詳細介紹了習近平的「精準脫貧」運動，是如何對統計數據造假的。該運動忽略了占全中國總數超過63%的城市人口，以及那些在脫貧運動開始後陷入貧困的人群。不僅如此，其設定的貧困線，也遠低於其它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這項研究，由聯合國前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比爾‧比卡萊斯（Bill Bikales）主導，仔細分析了中共發布的統計數據以及其中被忽略的因素。
如果將上述因素納入考慮，中共顯然並沒有幫助中國人脫貧，反而抑制了這一進程。真正減少貧困的，是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但這些都不是中共積極政策的成果，只是將中共稍稍抽離中國經濟後帶來的局面。事實證明，一旦中共讓道，中國經濟就會有所改善。
今年2月，BBC引用《經濟學人》大衛‧雷尼（David Rennie）的話說：「中國人靠著過人的辛勤勞動，幫助他們自己擺脫了貧困——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毛主席制定的一些最愚蠢的經濟政策被拋棄了，相應的，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
而這項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資助的新研究，雖說不上恭順，至少也客氣多了。但即使這樣，它仍然在某些方面打臉了北京政府。在批評獨裁者以實現改革時，「表揚三明治」（一種先表揚，後批評，再表揚的做法）似乎仍是最好的辦法。
中共之所以堅稱已經在中國消除了貧困，實則是為了維持其執政合法性。2020年下半年，該黨宣稱消除了極端貧困。考慮到上半年由於疫情封鎖而造成的經濟負增長，這簡直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金融時報》表示：「今年7月，該黨將慶祝建黨百年。在此之前，如期實現（脫貧）指標，是為習近平鋪平宣傳道路。」
4月，北京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更失實地將習近平的脫貧方針描述成「歷史千年以來首次全面消除極端貧困」。北京政府甚至試圖將自己標榜成消除貧困的模範，鼓吹其它國家效仿。
可是，共產黨的這些宣傳和華麗說辭，都是建立在謊言、偏見和混淆事實的基礎上的。
正如比卡萊斯所揭示的，習的做法，是在2014至2016年期間，在國家數據庫中識別和登記了近9,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完全排除了城市人口）。然後，中共聲稱要在2020年底之前，使已登記貧困人口的收入超過貧困線。即使在疫情大流行開始以後，中國的脫貧工作仍集中在剩餘的550萬農村登記貧困人口上，而不是全國範圍內的貧困人口，當然也不包括那些未登記在冊的農村貧困人口。
減少農村貧困數字的一個辦法，就是迫使農村貧困人口住進城市的公寓樓。這顯然是中共的策略之一。
2015年公布的「十三五」經濟規劃，就包括了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搬遷的約束性指標。比卡萊斯說：「該政策動用了大量人力和財力，還不斷受到國家領導人嚴肅地提點。它影射了當局以政策為主導的辦法——實際上是一種運動式的辦法——來實現縮小貧困。」「（中共）每年都會發布一套剩餘貧困縣、村和家庭的詳細數字。到2020年11月，政府宣布，根據國家現行定義，極端貧困已被完全消除，所有脫貧目標全部完成。」
2017年8月17日，北京郊區一個農民工社區的街道上，人們正坐在屋外吃晚飯。（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比卡萊斯指出，中國近9,000萬農村人口脫貧的說法，「顯然缺乏詳實的數據，讓外界無法確認或推翻這一說法的準確性。」根據他的觀察，不論在城市還是農村，貧困都是動態的。因此，只識別農村貧困人口並追蹤他們脫貧的情況，忽略了城市的貧困人口，以及那些自登記完成以後新近陷入貧困的農村人口。
比卡萊斯寫道：「在某個時間點確認所有窮人，並用七年多的時間讓他們擺脫貧困，然後政府宣稱完全消除貧困，這種思維反映了一種靜態的貧困觀。」「這種貧困觀，不同於在全球範圍內觀察到的一種反覆出現的特徵：也即貧困是動態的；家庭不斷地擺脫貧困，也可能隨時陷入貧困。」
因此，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式脫貧，是抱著一種以宣傳為宗旨的官僚主義目的，而非公平地解決中國貧困的根本問題。因為後者需要真正的改革。
比卡萊斯說：「徹底取消戶籍制度（一種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制度），是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必要措施，早就應該這麼做了。」他還指出，中國的累退稅制度（隨著收入額度增加而實際稅率遞減），不利於未來的有效減貧。
中共還把門檻設得很低。自2010年以來，它自己定義的貧困線，在經過通脹調整後是每天2.3美元。可是，這遠低於世界銀行對中國等中上收入國家所設定的5.5美元貧困線。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中，情況比巴西更糟。
但是，用每天2.3美元或者5.5美元，來簡單地劃分窮人和非窮人，這本身就具有誤導性。如果在中國，某個人每天可以賺5.51美元，即使高於這兩條貧困線，其收入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如果將中國的人均GDP和收入不平等指標，同東亞鄰國（比如日本、韓國和台灣）相比較，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貧困狀況。
中國的人均GDP，即使在考慮購買力差異後，仍遠低於日本和韓國。中國的共產主義財富分配，並不能彌補窮人的差距。事實上，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財富集中程度比其它兩個東亞國家還要糟糕。
2014年5月1日，一名婦女在日本靜岡縣的森內茶農園（Moriuchi Tea Farm）採摘茶葉。（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可能由於中共對世界銀行的政治施壓，這個國際銀行沒有提供台灣的類似數據。但是，這個民主台灣2017年的人均GDP是50,500美元，其2019年的收入不平等指標是33.9。與中共治下的中國相比，台灣要富裕得多，而且財富分配也更加平等。中國2016年的收入不平等指標是38.5，2019年的人均GDP是16,804美元，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怪不得中共不希望台灣被承認為獨立國家。因為即使在共產黨引以為豪的消除貧困和實現平等這些指標上，小島的民主制也擊敗了中共。這對中共來說，實在太丟人了。
其它發展中國家，要想尋找榜樣，以擺脫貧困，實現相對平等、自由和繁榮的社會，就應該從日本、韓國和台灣汲取經驗，而不是向共產主義中國看齊。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雜誌《政治風險》（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擔任書籍《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編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