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李雲翔：《布娃娃》是真實故事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20日訊】由「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獲獎導演李雲翔執導的「定格動畫」短片《布娃娃》（Rag Doll），7月7日在加拿大「雄獅獎」（Leo Awards）動畫片類別中唱主角，一舉斬獲最佳動畫片、最佳導演、最佳編輯和最佳美術指導四大獎項。

《布娃娃》以一個5歲女孩在母親被綁架後，克服恐懼的成長經歷為主線，通過布娃娃的遭遇，來反映現實社會中國大陸一些孤兒的經歷。

導演李雲翔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談了他創作本片的靈感來源，和為什麼採用「定格動畫」形式，以及創作背後的難度和故事。

他表示，短片在YouTube「Films for Freedom」頻道發布後，很多不同國家的觀眾看完後被故事所打動，直觀地感受到了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迫害，有的感動得流淚。

短片讓人們更好地理解了，中共迫害下的中國家庭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境遇。而這只是七十多年來，千千萬萬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國家庭所遭遇苦難的滄海一粟。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梁珍：能不能講一下您為什麼創作《布娃娃》？創作靈感來自什麼？

李雲翔：《布娃娃》是一部「定格動畫」的短片，主要講述了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在失去媽媽之後，她是怎麼樣克服自己很多的一些困難，來面對這樣一個世界。

創作靈感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之前看過一則報導，說有一個人她是因為信仰的原因被關在「上海女子勞教所」，被強迫勞動，做什麼呢？就是生產一種娃娃。她出來之後在意大利的一個網站上，找到了這個品牌的娃娃，她認出來（這）就是自己當時在勞教所裡面被迫生產的這些娃娃。

後來我也接觸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些小孩們，他們都是父母受到中共當局的一些打壓，有的失去了父親或母親，有的是失去了雙親，變成孤兒；其中還有人也在勞教所裡面被強迫勞動，都是未成年的一些孩子們。

所以基於這兩個因素，我就很想創作一部影片來反映這些孤兒們，他們的一些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環境下，尤其又失去了父母，吃了很多苦啊，有很多很感人很令人揪心的遭遇，我就想通過一部短片能把它表現出來。

梁珍：可以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那為什麼您選擇用「定格動畫」這種比較虛幻的方式去表達呢？

李雲翔：應該說是基於真實故事改編的一個故事。那麼選擇動畫呢，是因為如果用真人實景拍攝的話，當然演員啊，場景啊有很多挑戰。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如果你去真實還原這些孩子們很悲慘的一些遭遇，恐怕看起來，你表現得越真實，越容易讓觀眾覺得看不下去。

那麼如果用動畫的方式呢，給觀眾一些距離的話，反而更容易把他帶進來，能夠去從另外一個層面幫助他去了解這些故事。

動畫當然大家都很了解了，我們有二維動畫、三維動畫，尤其現在電腦動畫越來越流行，技術上越來越成熟。但是它有一個缺憾，就是你不管光影做得多麽流暢，不管你技術上多麽發展，這東西它不存在，是你用CG（電腦成像）做出來的。

那定格動畫有一個特點，它技術上雖然有一些限制，甚至有一些瑕疵，但是它的每一個畫面、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場景是實實在在做出來的東西，它存在過，然後再一幀一幀把它拍攝下來。所以說它有特殊的一種真實的感覺，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

再有一點，在影片當中，其實我們有一幕，就是這個主人公，她手裡拿著一個娃娃，她在做這個娃娃，我們也希望在這個畫面之前的場景也是實際做出來的。主要是基於真實的一個考量，最後選擇了「定格動畫」這個方式。

梁珍：您是第一次採用「定格動畫」的方式製作呢，還是說之前也嘗試過？您創造這一次「定格動畫」的難度在哪裡？

李雲翔：這是我第一次做定格動畫。動畫這個方式本身我倒不陌生，但是定格動畫帶來很多挑戰。如果你是CG（電腦成像）的話，幾乎是沒有什麼對於你想像力的一種限制，你想到你就可以畫出來，就可以CG製作出來了。

但定格動畫因為它是實際要存在這些人物和場景，所以你離不開這些現實的限制。你必須把它能夠一幀一幀地拍出來，又因為我們的預算也很有限，所以說很多事情局限性很大。我們如果一天比較順利的話，能拿到四到五秒的畫面，那我們就感到很高興了。

比如說，如果這一個鏡頭時間比較長，到晚上了沒有拍完，你說我第二天回來再拍，那不可以的。因為這一晚上的時間，人物位置、場景等可能發生了一些變化，你早上再來的時候這個戱接不上了，所以通宵一定要把鏡頭拍完才可以收工。有很多局限性，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吧。

再比如說有些看似很簡單，電腦動畫很容易的，比如下雨、雪地裡面做一個蛋糕、蠟燭，這些看似在電腦動畫裡面非常簡單的一些東西，在定格動畫做起來就很複雜。一陣風吹過把這個報紙捲起來，被吹走，那你這個報紙的每一個小的摺皺，沿著地被吹走的每一下都要用手去調整它，一格一格地拍下來。然後你還要很逼真地走過去，一陣風吹過這個娃娃，很冷嘛，打一個寒顫，她就哆嗦了這一下，我們就嘗試了很多種辦法，感覺到很逼真，讓它體現出來，所以這個做起來感覺比較艱辛。

梁珍：我發現你們那個場景布置非常的細膩，也有很多看上去是專門為這部電影做的小布景，包括那個盒子、那女孩子躲著那個箱子等，都非常細緻，是不是在製作背景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李雲翔：對。因為定格動畫的場景和道具呢，它不僅僅說你比例縮小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它必須得能動。能動是個什麼概念呢？比如這個盒子，一般做個盒子的話，你能打開能關上就可以了，但是作為定格動畫它不行，必須得要求從關上到打開的每一個步驟，它必須能停住。因為你打開一小點，拍一張照片；打開一點拍一張，一秒鐘你要拍比如說24張，或者你要拍12張。你是一（秒）拍一還是一（秒）拍二，它每一步必須都停住。

那麼人物也是，這個娃娃也是。這個娃娃我們也是找了一個業界很有名的專門做娃娃的老前輩，因為這個娃娃，一部電影下來成千上萬次的你要去擺動它的每一個關節，所以它不但每個關節都必須真實存在的，跟人一樣了，關節都有了，而且還必須得非常結實，否則你拍到一半，這個關節斷掉了，那還涉及到一個聯繫的問題，所以就是災難性的。

梁珍：這個布娃娃應該是非常質量好的，可以拿來做永久紀念的一個布娃娃。這部電影出來，已經入圍了好萊塢的多個電影節，現在觀眾的反饋怎麼樣？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故事分享，給我們講一講？

李雲翔：我們大概是在獲得「雄獅獎」之後，把它在YouTube上發布出來了。我最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評論、留言，我也覺得很有感觸，因為上面看起來大部分是不同的觀眾，來自不同的國家，那麼人們都被這個故事所打動。當然理解是不一樣了，有的人的是很直觀地感受到這個布娃娃她的一些境遇，被感動得流淚；有的人更多地理解到了影片背後很多的隱喻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人們普遍還是，好像能夠感受到內心的一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我也希望它能夠超越單純迫害和被迫害的一些經歷，它其實探討了很多更深層的，面臨恐懼的時候、面臨逆境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樣的辦法去面對。但真正不管這個困難也好，逆境也好，強權也好，看似多麽地不可戰勝、不可逾越，但是如果你真正內心有勇氣，敢去面對的時候，其實是有如神助，在這個時候可能會發生奇蹟。

也有很多來自業界的一些反饋，我也覺得很受鼓舞。因為其實在動畫界，尤其定格動畫界，這個圈子不是很大，大家看了之後，也給我發了一些訊息過來，覺得在這個故事當中，一個是技法上，一個是故事本身的內涵上，大家給了很多鼓勵。所以我覺得也很感謝大家。

梁珍：這個故事我也看了，除了技法上很細膩之外，就感覺到在黑暗中你看到光明，雖然看上去真的是一個非常淒涼的故事，但是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超越了這個故事，因為《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個悲劇，但是最後看到她在打坐的時候，看到一個仙境，那時候特別的美。在創作中編排怎麽樣給人帶來希望，你是怎樣想到並突破這塊的？

李雲翔：我覺得尤其從小孩的視角，來反映這樣一個作為孤兒的境遇，你把它描繪多悲慘都說得過去。但是問題並不在於這個，在於我跟很多孤兒們的接觸當中，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希望，不管多麼大的逆境，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他們心中這個希望是存在的，他沒有自暴自棄。

那這種精神力量給我很大的觸動，從而讓我感覺到，其實很多小孩之所以有這樣的精神力量，是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有受到更多的作為成年人的「洗禮」，就是很多事情磨得很圓滑，是吧？

小孩們呢，他們保持著這樣的一份童真，這個童真恰恰是我們，可能很多作為成年人失去的一些東西。那麼當把這些東西都拋下之後，真正從小孩視角來看這個世界時候，反而給我們一些啟示。

當你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的時候，你覺得沒有解，鬥又鬥不過，妥協你又不心甘情願，那我應該怎麼辦？有的時候回到一些很單純很簡單的問題來看，就是說你可能改變不了外面，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的一點善念。那麼有的時候，你可能還需要一些勇氣，這個勇氣看似好像光芒很小，但是對人內心真正的改變，有的時候是很大的。

梁珍：你在製作的時候，有沒有考量到這部片子可能要拍四年，這麼長時間，而且你和好萊塢的多位媒動畫大師一起合作，當中又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難忘的分享和技能的提高方面？

李雲翔：說來很慚愧，當時我的計劃是四個月把它做完。還記得我們當時開製作會議的時候，我們還想了一下，大家努努力，我們爭取四個月把它拍出來。但是實際拍攝才發現，真的遇到很多挑戰、很多挑戰。

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就很有幸，我們這次參與的一些人，包括像我們的動畫總監Martin Meunier，他是因為在《Caroline》影片當中，開創了定格動畫的一些手法，從而獲得了奧斯卡獎，還有參與了很多定格動畫長篇大作的一些知名的定格動畫師，像Ken Burton，Rich Zimmerman，Justin Kohn，他們也都非常支持這一部作品。因為他們在看了這個劇本之後，深受觸動，所以說很願意來幫忙，他們當然帶來了一些，可以說是定格動畫一些比較一線的技術。

當然因為受我們預算影響，他們也沒能夠完全地發揮出來，我感覺一個是在很多場景的處理上，一些細節的處理上。比如這個娃娃怎麼從這個畫面當中跳出來，再比如說我們有一段這個娃娃在風雨當中，在街上行走，對於這個雨的處理，對於整個畫面的過渡，很多細節方面，原來我覺得定格動畫實踐起來是否有些困難，是不是需要多一些電腦的輔助？但實踐證明，他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方法能夠把它解決。所以我覺得帶來了很多很新的一些東西。

另外，敬業精神我覺得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為了拿到這一個鏡頭的畫面，不管幹到多晚，一定要把這些畫面完成，很多這個（事）。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業界公認，就是從好萊塢也好，從很多電影人也好，人們更多的是在拍一些續集，更多在拍一些市場上、票房上他們認為有保證的一些故事；（而）創新的東西、敢於突破的東西，就是風險的東西，越來越少。

所以呢，我認為他們能夠來參與我們這樣一部很小的製作，也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很少見，也打動了他們，所以說對於這些合作呢，我覺得對大家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梁珍：談到您自己。看到您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榮獲大獎，包括《活摘》，就是《大衛戰紅魔》這個片子，奪得「皮博迪獎」，也是媒體界的「普利茲新聞獎」，是最高的獎項。那我就想問一下，為什麼您的創作題材很多都和人權迫害有關係？尤其是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

李雲翔：我在加拿大，跟中國大陸的電影人相比，優勢就是有一些他們沒有辦法觸及的故事，沒有辦法說的話，我有這個條件能去講這樣的故事，能去說這樣的話。也有一些大陸的朋友們，私下跟我講了，說很羨慕我。

其實很多從事電影工作的人，包括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他們是很明白的。他們很想把一些故事講出來，但是迫於這樣的環境限制，沒有辦法。所以我有這個條件，那為什麼不去做一做？

另一方面，其實往往在這些在中國很難講的故事當中，確實（有）真正的應該被講的故事，因為這裡面，體現了人的勇氣、智慧，體現了人們在這個這種大環境下，怎麼樣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這裡面有太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們，在最近一段時間這個變故當中，也應該能夠遇到很多在您身邊的很多感人的故事。在這些變故發生之前可能還不太注意，不太聽得到，所以所謂「時勢造英雄」，對吧？

那麼這些故事呢，我也很榮幸能夠把它講出來，其實正因為以前我的一些作品，也不斷地有一些在中國大陸的人找到我，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他們告訴我，對我是一種信任，因為對我來講只聽一聽故事而已，對他們來講那是經過在風雨當中洗禮，有很多犧牲，有很多付出在背後的。所以他們敢於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對我的這種信任，我感到是一種囑託，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動力，在激勵我的同時，也不斷地告訴我說，OK，聽完故事不是白聽的，我要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所以說，在不斷地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梁珍：因為你所接觸的這個題材都是當今世界在屏蔽的真相，所以您看到，包括「活摘器官」這個題材一直都是被中共當局封鎖的，而你把它搬上大屏幕，讓國際社會知道。您雖然在自由的國度，但您在創作這類題材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合作方等的一些壓力，您又是怎麼去應對呢？

李雲翔：壓力其實是很大的。在北美電影界有句話叫「Every movie is a miracle」，每部電影都是一個奇蹟。因為每部電影創作都很困難。這個題材，那就是「Double Miracle」雙重奇蹟，真的是很困難。

如果是真人實景拍攝的影片，我們經常遇到這個場景被取消的，或者演員馬上就要開拍了，甚至簽完合同了，他說，「對不起我不敢來了」，那你馬上面臨停拍的問題。

動畫片沒有演員的問題，但是有主創人員受到壓力之後退出的。也有電影節或者是一些獎項的主辦方，受到壓力之後把我們這個電影取消的，無法參加影展的，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了。

甚至有給了我們一些資金支持的一些機構，也收到中國大使館的一些信件，要求他們停止支持。當然他們說得比較含蓄了，說這是一些「反華」影片，或者是什麼的，再後來人家主辦方把信拿給我看，你看這是衝著你來的。所以這樣的事情一直很多的了。

但是呢，我們在海外只不過創作這樣的一些影片就受到這麼多壓力，那麼可想而知，在中國大陸，親身要面對這樣的事情那些主人公們，他們的壓力是多大？如果我們面臨這樣的一點壓力就退縮的話，對不起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把故事告訴我們的那些人們。所以我剛才講，聽故事不是白聽的，對吧？

這些人把故事講給了我，對我是一種信任，那麼我多少也要學到一點他們的勇氣吧？多少也要對得起他們的一些信任吧？所以我覺得，至少一路走下來，我倒覺得應該堅持下去，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

我們之前推出一部影片《求救信》，孫毅這個主人公，他在勞教所裡面把很多遭遇寫成祕密的信件，塞到聖誕節裝飾品裡面，居然被一個美國人發現了，甚至帶來整個中國勞教制度的一些變革。像這樣傳奇般的故事，你說不應該把它記錄下來嗎？

梁珍：我相信你手上有很多題材，可能也希望更多人能參與，把這麼多好故事記錄下來，但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中共大使館會說這是「反華」，香港現在的電影界也面臨著國安審查的紅線，拍了電影可能就會說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罪」，所以令到香港本地的電影界已經是創作自由大為受限。

一些像《十年》這樣的電影已經要被迫下架，《理大圍城》連播放的場地也多次被取消，那你有什麼話想跟香港的觀眾講？在面對動不動被扣帽子，你又是怎麼去應對呢？

李雲翔：我在加拿大創作環境還是更自由，對於香港甚至中國大陸的很多同業的一些朋友們，他們的處境我其實也是很了解的，確實是很艱難的。

我在有一次電影節當中，有一個觀衆是中國大陸來的，他來旅遊，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很真誠地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很榮幸看到這樣的作品，他也很受感動，他有個想法就是：「我們把中國大陸很多的人權迫害在國際上這樣去講，會不會感覺很丟人呢？」

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中共當局，它在做這樣的侵犯人權的事情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是很丟人的一件事情？第二，這件事情你瞞是瞞不住的，中共迫害人權這件事情，在國際上不說婦幼皆知，也差不多了，如果沒有人站出來講這樣的故事，這是不是更丟人的一件事情？（同胞被迫害）14億人大家都默不作聲。

我問這個觀眾這樣一個問題：我說如果在二戰期間，有德國人站出來說，納粹的罪行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迫害猶太人；或者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時候，它做了很多侵犯人權的事情，有日本人站出來說，我們不應該去侵略別人的國家。你怎麼看待這些人？你認為他是反德、反日，還是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也有很多外國朋友問我，說中國人為什麼不抗爭？我說不是不抗爭，很多人在努力、在抗爭，只不過因為封鎖的很嚴重，大家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如果你認為這個環境應該改變，那麼盡你的一份力。當然大家的環境、處境不一樣，能做的事情不一樣，那麼每個人問自己：我能做什麼？哪怕小到只是發一個傳單，或者傳遞一個信息，大到你的角色、你的地位能夠做更大的事情，每個人你不用問別人怎麼做，其實都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梁珍：現在香港，大家經過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很多人目前心情都是非常的恐懼，大批的人移民走，還有一些留下的人或者在監獄裡面都變得非常的痛苦，每天（心裡）在流淚。相信你在加拿大也看到，越來越多的華人、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包括電影界、藝術界也有不少人來到加拿大，你有什麼話想跟香港人講嗎？

李雲翔：每年「六四」的時候，我都看到有媒體的報導，在維園那麼多的人去紀念「六四」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我很受感動，因為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也好，在海外華人界也好，好像提「六四」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好像提起來都是老黃曆一樣，甚至很多人覺得，你看經濟發展也好，怎麼樣也好，來證明當時的一些決定是「正確」的。但是就香港每年的這個紀念活動本身來講，我覺得這個精神還在。

香港市民的很多抗爭精神，尤其在後來的一系列的事件當中，我看到了很多報導，我深受感動，我覺得只要這個精神還在，不管有多麼大的逆境，都有希望。

我想說的是，作為海外華人，其實很多人都是一樣的，心與香港市民的心是同在的，大家不要放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覺得前景是光明的。

梁珍：你用四年拍了15分鐘，積纍了很多經驗，會不會再創作下一部「定格動畫」的作品？

李雲翔：這個計劃確實是花費的時間跟精力超出了原來的想像。那最近在做一部長片，應該說也在接近尾聲，這是一個實景拍攝的故事，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的長片，講述的是中國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他們怎麼樣幫助一個外國記者，把在中國被封鎖的一些人權迫害的消息，在國際上能夠曝光出來，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這個我們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製作，希望今年秋季能夠發行出來。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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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