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有兩場對戰爭罪犯的大審判：一是東京大審判；二是紐倫堡大審判。
高文彬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全程參與了東京大審判，為申張正義，懲治戰犯，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然而，中共當政後，高文彬卻被強加罪名送上審判台，被持續迫害27年。
高文彬幸遇良機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1945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同年11月，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而組建的盟軍國際檢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國檢察官。因東京大審判適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和日語，急需懂英美法、英語或日語好的人才。當時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是中國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課程的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著名律師劉世芳，把他的得意門生、學業優秀、英語極好的高文彬，推薦給向哲濬。經過面試與體檢，高文彬被錄用。1946年5月15日，23歲的高文彬，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在上海江灣機場，乘坐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開啟他人生最輝煌的一頁。
東京大審判
1946年1月19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宣布，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法庭由美、蘇、英、中等11國參加。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持續到1948年11月12日，歷時兩年半924天，共開庭審判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因案情龐大、複雜，證人、證據眾多，東京大審判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浩瀚的一場大審判。
800多本庭審記錄
據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17人，參加庭審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而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有100多人，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多達112人。此次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當時軍事法庭採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犯名單，而且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並被法官團採納。
高文彬先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後又擔任助理檢察官和檢察官向哲濬的祕書。期間，高文彬主要負責整理每天的庭審記錄，查閱相關資料以供庭審時使用。在對日本甲級戰犯在華犯罪進行審理時，高文彬為了收集更多證據，經常加班至深夜。「兩年多的審理，僅庭審記錄就多達800本。」
1948年8月，高文彬回國時，帶回兩套庭審記錄，一套送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給他的母校東吳大學法學院。
將殺人狂送上審判台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發現一張照片，拍攝的是1937年侵華日軍攻入南京不久，兩個軍刀插地的少尉軍官洋洋得意，題目是「百人斬超記錄」。圖片上的兩個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田野毅，以砍掉中國人頭顱的數量作為「比賽」，最終以向井砍死106人「獲勝」。而殺死105人的田野毅失敗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刀刃卷了。高文彬將這份報紙複製3份，一份留在檢察局辦公室，兩份通過中國首席檢察官顧問倪征燠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罪犯。當時，兩人混跡於被遣返的日軍中回到日本。經過半年多的艱苦搜尋，終於在日本崎玉縣找到兩人。此時，殺人狂魔已變成頭裹白布、在街邊設攤的小商小販。
兩人被押解到南京受審時，與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一樣，百般抵賴，拒不認罪。但是，證據確鑿，不容狡辯。兩人最終被判處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場被執行槍決。
歷史性的成就
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後完成了一項又一項高難度的任務：比如，將對日本戰犯的起訴起始日，提早到日本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設法進入被盟軍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證；說服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等。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宣判。判決書長達1212頁，整整宣讀了7天。28名戰犯全部被認定有罪；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另外21名戰犯分別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949年中共占領上海後，高文彬成了「國民黨的遺留人員」，在集中「學習改造」後，被分配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第四科工作。他以前有一個老師叫艾國藩，是東吳大學兼職教授、國際法專家。艾國藩的本職工作是瑞士駐上海領事館法律顧問，辦公室設在原來的法租界外灘一號。高文彬跟艾教授關係不錯，常向他請教。
上海外事處第四科負責與「敵產」有關的案子。其中，有一個法租界公董局62處公產大案，由高文彬負責。高對法租界不了解，常去找艾教授了解有關情況。1952年，中共發動「三反」、「五反」運動時，艾國藩被當成「國民黨潛伏在上海的特務」抓起來了。
有人揭發高文彬一直為艾國藩服務，給他定了一個「為國民黨特務盜竊外交部機密情報」的罪名，把他也抓起來了。
高文彬被判刑10年
中共指控高文彬拿了艾教授的錢，實際上，他1分錢也沒拿。高文彬一介書生，生性膽怯，經過一番威逼利誘，就怕了，今天承認收了20萬，明天又說30萬。辦案人員查來查去，也沒查出什麼證據，但是，中共說他「不老實」，沒有經濟關係，也有政治關係。最後，艾國藩被判刑7年，高文彬被判刑10年。艾國藩也是一介書生，篤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倆，以為中共的法院總有講理的地方，於是，上訴到上級法院。艾認為，如果自己做了，死刑也認；自己沒做，判一個月都不行。那知道，共產黨是根本不講法律的。上訴就是認罪態度惡劣，這怎麼能行？結果，艾國藩被改判無期徒刑，後來死在監獄。
1952年，高文彬被判刑。1953年，他的妻子就跟他離婚了，法院把大女兒判給他，由他母親撫養。從此，當年東京大審判的功臣淪為中共暴政下的囚徒，妻離子散。
高文彬刑滿不釋放
高文彬在上海被關押一年多，分別關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藍橋監獄。1953年被押解到蘇北鹽城東台上海農場川東分場勞改，在那裡待了一年左右，又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農場，到70年代初，被轉到江西中部的永橋農場。在勞改農場，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他還被要求上身赤膊著挑土，滿身是汗，墊肩貼著肉，下面穿著短的襯褲，赤腳穿球鞋。鄱陽湖邊沒有屏障，北風直直的吹來，非常寒冷。因為上級規定要趕在4月汛期到來前挑一萬畝地，如果來不及，水一淹，等於白挑。所以，建設工地高度緊張，80到100斤一擔，他每天要挑幾十擔，甚至上百擔，皮被磨破了，墊肩和血肉都黏在一起了。
按照刑期，他本應在1962年刑滿釋放，但中共的法律就是兒戲，刑滿不釋放，而是變了一個說法，叫「留場就業」。他被「留」在永橋農場，當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師。
高文彬終於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當局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十年文革宣告結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遭迫害的人，紛紛想辦法，找門路，解決自己的問題。按照當時的規定，65歲以上退休了的人可以回上海。那時，高文彬還沒滿65歲，就不斷的寫信給中央、給外交部、給鄧小平申訴，這些信最後都被退回到上海市政府安置辦公室。他又到安置辦去找。
他說，有的人是老牌特務，有血債的，他們過65歲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沒做過什麼壞事，還曾是中共外事部門的幹部，反而不能回來，這不合理。經過反覆上訪，歷經千辛萬苦的高文彬，終於在1979年回到闊別幾十年的上海。
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獲得平反。
結語
1949年中共當政後，在東西方冷戰已經爆發的情況下，在外交上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被中共認為是敵對的國家。
中華民國時代以教授英美法為主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幾乎都受到中共的迫害。法學院院長盛振為被判刑十年；繼任法學院院長楊兆龍被判無期徒刑。高文彬是眾多東吳大學法學院學子中飽受不幸的一位。
至今，中共當政72年，仍然是黨大於法，權大於法，冤假錯案遍中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