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08日訊】
第十一章 賞罰第九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眾。天以寒暑為德，君以仁愛為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風雨不節，則歲有饑寒。仁愛下施，則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開其利本者，使民各務其業。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適己而妨於道，不加祿焉；逆己而便於國，不施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賞罰之權也。賞罰歷來被視為人君的權柄。老子說「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法家解說為「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韓非子‧喻老》），強調人君不可大權旁落，強調權術。
例如，《韓非子‧二柄》等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宋國卿大夫子罕對國君說：慶賀賞賜這些事情，是百姓們都喜歡的，主君您自己來執行；而殺戮刑罰這種事，是百姓們都厭惡的，就由我來代勞（充當這惡人）。「於是宋君釋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這故事太生動了，人君都引以為戒，賞罰都要掌握在自己手裡。
而且，賞罰在許多管理者心裡成了一個「技術」：適當的時候，對適當的人，為適當的理由，以適當的方式，進行適當程度的賞罰。
但是，太宗這裡講「賞罰」，絕口不提權術，也不講「技術」，全是從「仁愛」出發，導人向善。這盡顯「千古一帝」的厚德載物、獨特風範。
眾所周知，中國上古就流傳「王道」，西周時已明文提出「明德慎罰」思想，即崇尚德政、慎施刑罰。太宗賡續之，並發揚光大。
在本篇中，太宗將「君之御眾」比作「天之育物」，天講陰陽調和、風調雨順，人君則講仁愛下施、教令有度。在「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開其利本者，使民各務其業」基礎上，人君再善用賞罰，教化民眾，導人向善，所謂「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與現代政治學的一大區別）。
因此仁心，太宗在治國中，運用賞罰的藝術，令人歎為觀止。且看幾個事例。
其一，悲天憫人、天下大治。
貞觀元年，太宗說：「人死不能復生，所以執法務必寬大簡約。古人說，賣棺木的人希望年年發生瘟疫，並不是對人仇恨，而是利於棺木出售的緣故。如今，執法部門審理每一件獄案，總是力求苟嚴，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績。現在該用什麼辦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當呢？」諫議大夫王珪進言道：「只要選拔正直善良的人，他們斷案準確，就增加他們的俸祿，賞賜金帛，那麼奸偽邪惡自然會止息。」太宗下令按這個辦法實行。太宗又令：遇有死刑，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書、九卿都來議處，以免冤濫。
「由是（貞觀元年）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刑法幾乎擱置不用）。」（《貞觀政要‧刑法》）
其二，通情達理，信任官吏。
太宗心胸坦蕩，待人以誠，信任官吏，通情理不苛求，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君臣一體」的局面，這是「貞觀之治」的一大特色。例如，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因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惡之罪，被御史彈劾。
太宗說：「古代唐堯是大聖，他的兒子丹朱卻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賢，他的弟弟盜跖卻成了巨惡之人。他們以聖賢之訓，以父子兄弟之親，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薰染而發生變化，去惡從善，現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們走正道，這怎麼可能呢？如果因此都予貶降，恐怕今後都會互相隱瞞罪行，就發現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惡之罪的，刺史不必連坐獲罪，只令其明加查糾懲治，這樣才可以肅清奸惡之人。」（《貞觀政要‧刑法》）
其三，賞賜貪官，令其知恥。
貞觀元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收受他人饋贈的絹匹，事情敗露後，太宗在殿廷之上公開賞賜他絹布數十匹。大理寺少卿胡演問：「順德枉法受賄，罪不可赦，怎麼還賜給他絹匹？」太宗說：「他若有人性，會覺得這賜絹的恥辱更重於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猶如一禽獸，這樣的人殺之何益！」（《資治通鑑‧唐紀八》）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從九成宮趕赴京城，違規取用驛站的幾石麥麩。此事被告發，太宗沒直接處罰陳萬福，而是在宮殿上賞賜他麥麩，令他自己背回家。（《貞觀政要‧論貪鄙》）
貪圖絹匹的，賜予他絹匹；貪占麥麩的，賜予他麥麩。看似黑色幽默，卻絕非縱容貪瀆，太宗的用意事喚起他們的廉恥之心，使其自我戒貪。的確，貞觀一朝，官場形成了注重精神品位與道德操守的氛圍，很多宰輔大臣生活簡樸，甚至有些清貧。
太宗信任官吏，通情理不苛求，形成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君臣一體」的局面。圖為《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冊‧唐太宗八》。 （大紀元）
其四，不謀小仁，慎用赦令。
赦令，乃減免罪刑或賦役的命令，代表著人君的恩典；但，古人又言，「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小人的幸運，就是君子的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發表意見了），「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保養稂莠之類的雜草，就會傷害到田中的禾苗，將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會傷害好人）。
歷史上，「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文王制定刑罰，對觸犯刑罰的一概不予赦宥）；諸葛亮治理蜀國，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梁武帝每年幾次赦宥，終於導致傾覆敗亡。
太宗認為，國家法令，惟須簡約，穩定劃一，公允平等，不能隨意頒布赦令。
貞觀七年，太宗說，天下無知的人多，聰明的人少，聰明人不會做壞事，無知的人卻屢屢觸犯法律。國家赦免寬宥的恩典，只能施惠於那些不軌之徒。「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貞觀政要‧赦令》）
太宗這才是真正的「愛民如子」，令天下大治。相反，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動盪，卻赦令泛濫，如晉惠帝短短17年間，進行了大小赦免28次，最多一年頒布了七次赦令。
以上事例，顯示的是太宗的光明正大。太宗不以個人恩怨、感情偏好濫賞濫罰，要的是公平正道，讓人口服心服，「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貞觀一朝庶幾達矣。
附錄：「賞罰第九」大意
君主統治百姓，就如同天養育萬物。天以寒暑有序、陰陽調和作為德行，君主應以仁德和慈愛作為本性。寒暑如果調和，四季就不會流行疾病和瘟疫；如果風雨違反時令，則四季之中人們就會挨餓受凍。君主如果以仁愛對待黎民，那麼百姓的生活就不會困苦；而如果頒布的法規制度不適宜，則政務就會不順並有過失。預防發生禍患的根源，是使百姓不去觸犯法律；為百姓開創利益的根本，是使百姓們各務其業。明令刑罰用以威懾百姓，彰顯獎賞用以教化百姓；威懾的力量如果形成，做惡的人就會感到畏懼；教化得以實行，行善的人就會受到鼓勵。有的人雖能順應君主，卻有傷於治國之道，那麼就不能給他加官進祿；有的人儘管不附和君主，但他的意見有利於國家，就不能對他進行處罰。因此受獎賞的人不一定去感激君主，之所以受獎賞，是因為自己有功的緣故；受懲罰的人也不會去怨恨君主，之所以受懲罰，是因為自己罪有應得。所以《尚書》中說：不要偏於私情，也不要結黨營私，那麼君主的事業就會暢行無阻。這就是賞罰適當起到的作用。@*#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