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12日訊】周恩來外交祕書、斯大林的追隨者楊剛自殺的真正原因為何？有人說，楊剛去世的前一天參加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大會，大會對丁玲「歷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刺激了她。也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祕書時，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今天寫一下斯大林的忠實粉絲、號稱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楊剛自殺之謎。
楊剛原名楊繽，其父楊會康是清朝舊臣，民國以後在江西、湖北擔任過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和代理省長等職務。
楊會康比較開明，為了讓女兒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會學校。北伐戰爭中，楊繽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考入燕京大學以後，她因為崇拜斯大林，改名為楊剛，然後「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
1929年夏天，楊剛在燕京大學包貴思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認識了蕭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蕭宣傳革命外，還幫他弄了一張假文憑考上輔仁大學。
後來，楊剛因為參加遊行被捕入獄。蕭乾則成了斯諾家的座上客。斯諾得知蕭乾已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小說，並且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後，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徵得斯諾同意，邀請已經出獄的楊剛也來參加。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去執教。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蕭力陳己見，終於讓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
《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後，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祕密轉移。」
有人撰文說，在轉移過程中，楊剛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採訪。採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認為，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導」。
一九四三年，楊剛奉命來到戰時陪都重慶，以《大公報》編輯兼外交記者的身份，往來於駐華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中間，並結識了年輕的費正清博士。
當時費正清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派駐中國的負責人，為獲得更多情報，他開始與「左派人士」交往，楊剛和龔澎就是其中的兩位。在費正清眼裡，楊剛身材苗條，容貌秀雅。性格剛烈，她雖然「不具龔澎的魅力，也未公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但是卻喜歡「以更鋒利的筆調」、從「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來探索中國的前途問題。」
交往中，他們建立了書信聯繫。費正清從楊的來信中發現，她不僅是個「非常嚴肅和虔誠的觀察家」，而且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與楊進行「討論真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得到這麼一位朋友是多麼幸運。」
與此同時，費正清認為從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因為這個「剛」字是表示「鋼」的性格，而所謂鋼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靈」！（在俄語中，「鋼」讀如斯大林。）
這時候，楊剛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費正清和包貴思等人的幫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獲得為期一年的免費。
根據當局規定，凡出國人員必須進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剛卻寧肯不出國也不去受訓。後來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蔣介石特批，她才免於受訓去了美國。在那裡，她又寫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訊，並結成另外一個集子——《美國札記》。
第二年，為了採訪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蕭乾從歐洲戰場來到美國，與楊剛在舊金山重逢。想當年，由於走得太急，蕭在赴英之前都來不及與楊見面，沒想到闊別十年之後，竟會在異國他鄉相見。對此，傳記作家李輝這樣寫道：「在舊金山，一走下火車，蕭乾就聽到一聲興奮的喊叫。多麼熟悉的女性聲音，一下子把蕭乾帶進一種彷彿喝醉了酒的境界。」
在這次採訪中，蕭乾敏銳地發現，儘管聯合國的成立和納粹德國的投降為中國帶來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國共兩黨還要為各自的利益而爭鬥的話，那就很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為此，他在散步中向楊剛傾吐了心中的憂慮。楊剛告訴他，「共產黨是不會打內戰的，關鍵是要看國民黨願不願意實行憲政，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在當時，儘管楊剛非常樂觀，非常自信，「她的情緒似乎感染了蕭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肅性的憂慮，甚至恐懼。」
在後來的接觸中，細心的蕭乾又發現：在楊剛的眼裡，有一絲不太容易覺察的傷感和憂鬱；在她的談吐中，也夾雜著幾聲輕微的嘆息。蕭不知道她究竟是內心有什麼矛盾，還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煩。
蕭、楊二人的再次見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當時，剛從美國歸來的楊剛準備策動《大公報》起義，而蕭乾卻被郭沫若指責為「黑色」反動文藝的代表人物。在楊剛的勸說下，一貫以「不帶地圖」自居的蕭乾，終於「按圖索驥」地逃到香港，準備參加《大公報》起義。正在這時，英國劍橋大學專門派漢學家何倫教授來找他，請他前去執教。
何倫是捷克人。他列舉發生在東歐的大量事實，希望蕭乾慎重行事。與此同時，有人給蕭乾送來《斯大林傳》，讓他看看蘇聯肅反運動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幫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國，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陸。
經過徹夜不眠的思考，特別是想到楊剛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蕭乾終於選擇了「前途危機四伏」的下策：回大陸成為共產黨的幹部。
新的生活開始後，蕭乾雖然還是從事編輯寫作工作，並決心以滿腔的熱情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但是他卻被一種嚴重的不信任所包圍。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準備參加一個代表團赴英國訪問，卻在臨行的前一天被無緣無故取消資格，這與當年《大公報》送他們出國形成鮮明的對照。
相比之下，楊剛正深得周恩來器重，忙得不可開交：她先後在外交部、總理辦公室和中宣部等部門工作，協助周恩來處理朝鮮問題和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1955年，為了加強《人民日報》的對外宣傳，周恩來調楊剛擔任該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評論工作。
當時，楊已經是年過半百，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為了消除疲勞，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菸。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以後一場車禍突然發生，給她留下了腦震盪後遺症。經過一段療養，楊剛恢復工作，主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副刊，並聘請蕭乾擔任文藝部顧問。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單純的蕭乾於五月底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人民日報》。文章寄出以後。蕭夫人文潔若放心不下，讓他打電話追回，但是該報負責人卻說他的文章對黨整風有益，不要有什麼顧慮。
文章見報後僅僅一週，《人民日報》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因此，蕭乾就幾乎成了最後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
在此期間，我不知道楊剛是否瞭解事情的全部。就是瞭解，恐怕她也愛莫能助。翻閱當年的《人民日報》，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論發表的第二天。文藝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銀花的長詩——《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據說它是楊剛的手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後不久，楊剛突然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多年來楊剛孑然一身，只有遠在蘇聯留學的女兒是她唯一的親人，她不可能因為家庭原因而自尋短見，所以有人都把她的自殺，歸咎於那次令人生疑的車禍。理由是事故發生之後，她的精神就有點反常。
也有人說，楊剛去世的前一天，曾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大會。因為她早年與丁玲有過交往，而大會對丁玲「歷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又刺激了她，再加上她在30年代初因為與黨小組長意見不合，曾經賭氣脫黨，才使她作出如此選擇。
還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祕書的時候，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對自殺的看法也許更有助於後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戰爭時期，楊剛在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說：「我想，中國人在生活上堅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闡明某種道理。……我們極少有人自殺」。
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師馬蒂遜教授在波士頓自殺後，又寫下這樣的話：「通常我們容易把自殺歸咎於自殺者的軟弱。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的。尤其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基本上屬於進步力量的個人或由於不堪忍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或由於鬥爭激烈、勝負不分、形勢混亂而產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見前途的情況，便決心以一死來解決一切。這種事情總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但是單純地從個人的因素來解釋那一個人不願意活下去的原因，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尤其是馬蒂遜，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優良繼承者。他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他未能取得階級鬥爭的思想內容、而又失去了他舊日的精神依據。」
這兩處文字足以證明，楊剛既不可能成為她所謂「極少」數中的一個，也不至於「軟弱無力」到「以一死來解決一切」。倘若這一判斷不錯的話，那麼我們對於楊剛之死，就只能套用她對馬蒂遜的分析來解釋了：她的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她既沒有洞悉「階級鬥爭」的真實目的，又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楊剛去世的時候，蕭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聽候發落。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楊剛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時、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來換取她的新生。這時，他難免會想起兩個月前與楊剛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當時，楊在談話中時有嘆息，臉上還露出悲戚的神情……
上世紀70年代末，楊剛的獨生女兒鄭光迪與蕭乾取得聯繫。她說，七七事變後，母親要離開北平，曾把她寄養在包貴思家裡。這使蕭乾想起了多年來潛藏在心中的一個啞謎：「共產黨員楊剛怎麼會與篤信宗教的包貴思那麼親近？」
不久，蕭乾重訪美國，曾為解開這個啞謎作了努力。在美國，蕭不僅找到了楊剛寫給包教授的部分書信和楊的英文自傳，還發現包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蕭乾說，儘管這部小說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難以卒讀，但是他卻發現，在包貴思心目中，楊剛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
小說中，作者以自己和楊剛為原型，塑造了女傳教士簡和女革命家柳兩個形象。柳出身於官僚家庭，她雖然長期在教會學校讀書，卻因為生來就是一個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簡看來，柳雖然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找到了為之獻身的「主義」，但是卻陷入一個嚴重的誤區：她把「主義」所標榜的政治制度當成一種宗教的教義。這讓我想到費正清對龔澎和楊剛的評價：「他們向其同胞傳播自己的信仰時，已具備了贏得信徒的條件。」
小說中的一些細節與現實也很接近。為參加革命，柳曾經把剛出生的女兒寄養在簡的家裡。簡表示：只要孩子在我身邊，我就要用我的愛和智慧來對待她；但是柳卻強調說：「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裡。」簡認為柳的想法不可思議，便對她說：「在這一點上，咱們的見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裡也不掌握在你手裡。」
看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倘若柳的父親也像柳一樣，為了掌握她的命運，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那又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想到這裡，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楊會康先生的「開明」。
蕭乾還看到，簡在一封信中對柳作了如下介紹：「她是我多年前的一個學生，和我十分親密。……我們長談過。我就好像暴風雨中的一株孤樹。我傾聽她對我們時代種種罪愆的憤怒譴責，我無可反駁。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們變得冷酷無情。我感到她這個充滿活力的人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她沒有一點悠閑心情，永遠也達不到恬靜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北平易手以後，楊剛曾經帶著女兒拜訪過包貴思教授。當時，楊已經是新政權的高級幹部，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但是她的衣著用度卻極其儉樸。包貴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條皮褥子，她說不要；給她沖杯速成可可，不僅被拒絕，還遭到她的譏諷：「我是中國人，我只喝白開水。」這使包教授非常生氣。她覺得，「意識形態的分歧也不至於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得這麼徹底呀！」
大約在2000年前後，鄭光迪擔任交通部副部長時因為接受賄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楊剛地下有知，對女兒的這個下場又會作何感想呢？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