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3月05日訊】1957年夏天，席捲全國的「反右」鬥爭，使中華民族三百萬（不止官方公布的55萬）知識精英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監獄人滿為患。「哐當」一聲巨響，我身後的一扇大鐵門關上了，我被幾個警察領著推著從一條水泥階梯走下去，走向大連市法院設在地下的看守所。頭上幽暗的燈光，把我們的身影照在牆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動。這時，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寫地獄的名著《神曲》：地獄的大門上寫著一行大字：「來到這裡的人們，把你們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澤東製造的人間地獄，不會再有擺脫厄運的任何希望了。
我所在的看守所幾個大監室都塞滿了人，我住的那個監室只二十多平米，塞進了五十多人，大家盤腿坐在三面靠牆的炕上，不准說話和走動，除了聽看守所人員訓話，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惡」。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蘿蔔，坐得腿痛，餓得發慌，我閉目沉思，幾個月來的遭遇像一幕幕電影在腦中放映：
這年春天，毛澤東的一次次講話和眾多文件，不斷號召人民「大鳴大放」，揭露黨的工作缺點和錯誤，幫助黨整風。一再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諾言，使心懷疑慮的廣大知識份子逐漸大膽放言。我作為大連黨報《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隨市領導到各高校去參加鳴放座談會，沒有空閒參加本單位的鳴放會，只是在業餘時間與同事們聊天發表些意見。
我認為：人大是擺設，不為人民說話；黨不民主，不虛心接受各方的正確意見；黨不重視知識份子，只重視大老粗；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傷害了不少知識份子的心。毛澤東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權前不斷宣傳民主，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為什麼現在變了呢？……
十多天後風雲突變，廣大知識份子的鳴放意見，被稱為是「向黨猖狂進攻」，「言者無罪」的諾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我的這些私下議論立即被人檢舉揭發，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於是大會鬥小會批，日夜不停，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說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而遭撤職，投入打掃廁所和大煉鋼鐵等勞動，1958年的夏天，終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學老師，學校當局就逼她檢舉我的罪行。她不檢舉，就逼她講對黨不滿的意見，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憤而辭職，帶著3個子女逃回南方家鄉，從此我便妻離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個多月後，法院人員遞給我一張判決書，不容我聲辯，判我七年徒刑。這樣，我就成為大連第一勞改隊的一個囚犯，從事製磚勞動。我們監室三十多個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風中勞動，一幹就是十多個小時，彎腰曲背幹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時半夜裡下雨，警鈴一響，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搶蓋。如此強勞動，每天只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飢餓。
我們右派對中共以言判罪的惡毒手段無不心懷怨恨，刑事犯也對輕罪重判十分不滿。勞改當局為了強令犯人「認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會上鳴放的辦法開展「交心運動」，企圖「引蛇出洞」，進行打擊。每天晚間開「交心會」，大多數犯人早已領教了共產黨的陰謀陽謀，都不再上當，只談飯菜吃不飽，勞動吃不消之類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膽大的人發表不認罪不服法的言論，於是交心會變成批鬥會。有一位化學廠工程師對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責「共產黨不講理」，幾次批鬥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從5年加到8年，他還是不服，不斷聲辯罵「共產黨是法西斯」，終於在一次公審大會上把他判處死刑槍決了。還有一位海員，說他過去出差到日本時犯了一點過失，關進日本監獄，頓頓吃大米飯和魚，還不勞動，如今吃不飽還要幹重勞動，指責「共產黨不講人道」，幾經批鬥，他還是罵，就被綁在醫務室的鐵床上施用電刑，誣蔑他有精神病……許多事實使我們認清所謂「勞動改造思想」完全是謊話。改造思想只能用說理和辯論方式才會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勞動和恐怖手段對待有不同意見者，這是專制政權的故伎，無非是使人們內心產生恐懼，從而不敢說話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勞改隊召開大會，宣布一批名單，說要遣送到內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後來才知道，在臺灣的蔣介石宣稱要「反攻大陸」，中共擔心我們會起來響應，才把我們送到遠離海岸的內地去。在上火車的路上，我被勞動累壞的身體，實在拎不動兩只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只裝滿衣服的皮箱扔在路邊了。我們1000多人被押上用來裝運牛豬等牲畜的悶罐車，全車廂只有一扇小窗用來透氣透光。第二天到錦州，再轉乘大卡車到錦州西面的另一個小煤礦勞改隊。
當我們列隊進入這個勞改隊時，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點人聲，一片死寂。大家很驚奇，終於在一個監房裡發現有20個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個個說不動話，也沒有氣力行動，形同殭屍一般。經再三打聽，這個原有1200人的勞改大隊，已餓死1180人，就只剩下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這20個人，後來也在半個月內陸續死去了。這個勞動隊的原有統統死光，一個不剩，使這個勞改隊在毛澤東的所有專政系統中，創造了虐殺犯人的最高記錄，可與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媲美！這裡如此悲慘的情景，給我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意識到我們也將在這裡成為新鬼了。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每月只有12斤口糧（每天4兩），根本吃不飽，卻強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們這批新來的人開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頻率走向死亡。屍體由身體較好的犯人抬上板車，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餵給狼吃（大概也是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天天去挖坑埋屍吧）。有時屍體扔下後忽然又動起來，好心的難友把他再拉回來，其實這人還能再活幾天呢？在這塊荒無人煙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叢中，無數屍體難以數計，或仰著或俯著或屈著，慘不忍睹。在「毛澤東紅太陽」的照耀下，這裡陰風淒淒，白骨閃著刺眼的青光，空氣中瀰漫著腐屍的惡臭，不時傳來鬼哭狼嚎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還有些拉去不久的屍體，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體殘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總之這裡悲慘可怖的情景，就像傳說中的十八層地獄，使人不寒而慄。毛澤東暴政使大量無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髮指！
我們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中，久而久之神經反而麻木了。早晨醒來，可能發現睡在左邊的難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發現睡在右邊的難友又不動彈了，誰都不知道後天自己會不會成為冤鬼！落在中共的絞肉機裡，誰還有生的希望呢！有些難友預感到自己快死了，乾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給身體較好的難友換根香菸抽，免得白白死去。在監房旁邊有兩間大房間，從地面到屋頂堆滿了鋪蓋卷，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它們都是冤鬼的遺物，等待家屬前來認領，可從未見到有人來領，又有誰敢來領呢？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儘管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勞改當局完全不需為此擔心，因為各地政府源源不斷地把犯人輸送進來，每天三五個十幾個從不間斷，就像開足了馬力的生產線。我們好奇地問新來的犯人犯什麼罪？有的說：「我餓得不行，罵共產黨不顧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說：「我偷了公社食堂兩個窩窩頭，判了3年」；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犯人，他說：「我的父母都餓死了，我在筆記本上寫『我們要起來幹，不能等死』，被人檢舉就進來了。」
據他們說，當時遼寧省創造了名為「群眾審判」的所謂「先進經驗」——針對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來越多，司法部門來不及審判和處理，為了「提高效率」，決定實行新辦法：鄉鎮縣各級召開群眾大會，要求群眾檢舉揭發「犯罪份子」，當場就把被檢舉人抓到會場臺上，大會主持人簡單說明此人「罪行」後，問：「怎麼處理？」臺下的黨員或積極份子就喊：判他勞改三年五年！主持人又問：大家同意嗎？臺下的人三三兩兩舉手就算審判完成，既沒有被告和律師的申辯，也不需要任何證據，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一批批犯人就這樣製造出來了，勞改事業怎能不興旺發達？！這正是中共「無法無天」殘害無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個例證。
犯人們餓得沒有力氣幹活，勞改隊的生產任務難以完成，勞改當局想出了妙計：號召大家爭當「勞動模範」，給予減刑、假釋的獎勵。有些老實人就拚命地幹，甚至放棄休息，結果營養和體力消耗過快，還未評上「勞模」就先去見了閻王。
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聲中，中共當局認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險分子，於是我們幾百個人又被押上悶罐車，駛向離海岸更遠的地方——遼寧省北邊靠近內蒙的凌源縣勞改農場，從事種水稻、玉米、大豆等農業勞動。無論在大連、錦州或凌源，我們親眼目睹到處風調雨順，沒有任何天災的跡象，可是各地農田卻千裡荒蕪，雜草叢生，不見有耕作的農民。大家心裡清楚：正是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才是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謊話。
為了應付全國人民對飢餓的不滿，當局想出了新花招：在全國宣傳和推廣所謂「糧食增量法」，說只要把糧食放在水裡泡上幾天，然後蒸煮成食物，糧食就會增量，就吃得飽了。這個「先進經驗」很快傳進我們勞改隊，廚房如法炮製，開飯時每人領到一塊比平日吃的窩窩頭大一倍的玉米麵方糕（大概因含水量多，做不成圓形的窩窩頭），吃後確有脹飽感，可一次小便肚子又癟下去了，肚子又餓了，大家這才明白：這哪裡是增量，不過是增水，多吃水能吃飽嗎？共產黨不是在騙人嗎？這個花招被戳穿了，又有新花招：把玉米桿磨碎後摻進玉米麵裡做窩窩頭。這下窩窩頭的體積大了，但玉米桿很難磨得細碎，吃後腸子和肛門被玉米桿刮出血來，疼痛不已。大家氣憤地說：「共產黨不是把我們當牲畜嗎？」
為了自救免於餓死，大家在勞動中千方百計尋覓一切可吃的東西，把各種野菜塞進口袋裡，不管有毒無毒，拿回隊裡用水稍稍漂洗就吞下了肚。這樣人人的肚裡長滿了蛔蟲，多得從鼻孔裡、嘴裡爬出來，令人見了噁心得作嘔。還有多位難友因蛔蟲多得把胃腸或心肺堵塞不通而活活憋死，真是人間慘劇！有次我大便後發現糞便中有一堆蛔蟲在蠕動，用小樹枝把它們扒開來一數竟有120條，而別人都說我肚裡的蛔蟲是最少的。
一天在田裡，我看到一隻青蛙，求生的本能提醒我：它是蛋白質和脂肪啊！不能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啊！我們每年只有新年和國慶才能吃到指甲般大小的幾塊肉，這隻青蛙對我太重要了，我使足全身力氣猛撲上去把牠抓住，隨即用指甲劃破牠的肚皮，扔掉腸胃，連心肺一起送進嘴裡吃掉，青蛙還在吱吱叫呢！有時發現蜢蚱、蝴蝶等昆蟲，也毫不猶豫地捉來帶回隊裡，在廚房火爐上一烤就吃掉。
大家都跟我一樣在掙扎著求活命，我們沒有思想，也不需要文化，大腦被剝奪了一切功能，只剩下填飽肚子的本能，都成了野獸了。其實這正是中共的陰謀或陽謀——把人改造成沒有思想沒有文化只有求生本能的獸民、順民、愚民，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它的專制統治。
由於極度缺乏營養，特別是維生素A，全體犯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浮腫病，每天夜裡都成了瞎子，走路飄忽無力，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十分奇特可怖的景象——每天晚上在監房裡行動或上廁所，所有的人都向前伸出兩隻手，以防碰上牆壁或別人，加之兩腿乏力，行走時飄浮搖擺，在幽暗的燈光下，宛如一群群幽靈飄來飄去，伸著雙手，像在傾訴冤屈，像是要抓個活人作「替死鬼」，如果有外人進來看到這番景象，準會以為進入了地獄或鬼域而驚駭得癱倒的。這堪稱毛澤東時代輝煌成就的一道「風景」吧！
犯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社會上的景況也一樣。一天我們在田裡幹活時，突然一個中年農民闖進我們工地，這人瘦骨嶙峋，面色死灰，走路踉踉蹌蹌，他問我們：「我能到這裡過活嗎？」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們村裡樹皮草根早吃光了，快沒有活人了。你們雖也挨餓總還有點皇糧吃。我們告訴他：要來還不容易！只要在幹部面前罵聲害死人的毛澤東，你就一定能進來了。這人後來再沒有來，估計已餓死了。
暴政必然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當時不僅犯人們心懷怨恨，就是共產黨員管教幹部也多半敢怒不敢言。其實這些管教幹部在上層領導眼中，也不過是半犯人，他們或因不滿領導，不聽指揮，或因工作上的過失，被貶謫到基層勞改隊、教養隊作為變相的懲罰，只是名義上好聽點和比犯人多一點自由而已，所以內心是忿忿不平的。終於有一天，他們的怒火爆發了——
凌源縣一個勞改隊的幾個管教幹部，率領一批犯人攜帶槍枝逃了出去，逃進附近深山打游擊去了。這可不得了，因為凌源是勞改城，有多個勞改隊、教養隊集中在這裡，有犯人幾萬，超過了縣城的人口總數。如果這個星星之火發展成犯人大暴動，對中共政權無疑是個很大的威脅。當局立即調來幾萬軍隊包圍深山搜剿，最後把反叛者捕獲，隨即召開上萬犯人的公審大會，把他們槍決了。這件事使「勞改城」的所有犯人心靈受到震動：勇敢的反叛者們受鎮壓了，但暴政造成的反叛思想和意志能用暴力鎮壓住嗎？
熬過了七年人間地獄的悲慘生活，九死一生，萬幸沒成餓殍，1965年秋我被釋放了，先在勞改農場幹了幾個月農工，後被遣送回江南的家鄉。我是自由公民了嗎？不，是「二勞改」。——要向派出所經常報告思想和行動，到東到西要經批准，每到節日就和「地富反壞分子」一起集中禁閉，不准「亂說亂動」。為了謀生，我做各種艱苦的體力勞動，拉車運貨，當建築隊小工，受盡歧視凌辱。我方明白：我從小監獄進入了大監獄，「右派份子」的惡名烙印在身上，我成了永世的賤民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全家又被強迫「下放」，我和妻子及3個子女被放逐到附近縣城的農村，又使生活雪上加霜。江南素有「魚米之鄉」美稱，解放前農民生活都過得去，就是貧下中農也很少有挨餓的，餓死人是從未有過的。可是在毛澤東宣稱「人民公社好」的時候，這裡儘管風調雨順，全公社卻餓死了二百多人。我來這個公社後，就和貧下中農一樣從事繁重艱苦的勞動——鋤地翻土、挑稻挖溝，農忙時節下田插秧，空氣和水的溫度高達攝氏40度左右，兩腿被水中的螞蝗咬得血跡斑斑，面孔被成群結隊的「蠓獅子」（一種比普通蚊蟲更小的蚊蟲）叮咬，揮之不去，奇癢難忍。從早晨幹到日落，很少休息時間。特別是夏初小麥收割後，一向是農閒時期，農民可休養一二個月，等待種晚稻，但當局為了增產糧食，強迫農民放棄休息，加種一茬「雙季稻」，不僅農民在烈日下幹得疲累不堪，且因地力消耗過大而肥料不足，畝產量只三四百斤，根本得不償失。每年從稻麥兩茬變成三茬，農民終年辛勞，收穫的糧食卻大部分被公社「統購統銷」搜刮去了，這樣就使勞動工資降為每天8分錢，所有農民全都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除了賣掉飼養的豬雞有點收入，平日連買油鹽醬醋的零錢都沒有。加之口糧不夠吃，家家都在挨餓，不得不借錢或賣掉和當掉財物，到山區去買粗劣的雜糧（如山芋乾）來填飽肚子。所以我在那裡，貧下中農並不因我是右派份子而對我歧視或疏遠，相反還對我表示親近。他們知道，大家同受欺壓剝削，都沒有選擇種什麼作物的自由、經營謀生的自由、休息的自由，甚至沒有逃荒求生存的自由。我們等於被手銬腳鐐鎖在這塊土地上，被強迫幹繁重的勞動，被強迫挨餓受苦，我們都是人民公社的農奴啊！人民公社是世界歷史上最黑暗最殘酷的農奴制，比西藏農奴制更黑暗更殘暴，它還迫使四千萬農民死於飢餓。
我在生產隊什麼活都幹，由於長年累月的困苦加速了身體衰老，後來我幹不動重活了，生產隊派我專職管一頭牛，於是我天天牽著牛到處溜躂，讓牠吃草，讓牠下河喝水洗澡，再清掃牛捨。我預料我將當「放牛翁」直到老死了，想不到1978年傳來好消息：我得到「改正」摘掉了右派帽子，從此結束了十多年農奴生涯，在家鄉一家地方黨報恢復了工作。我的妻子因在鳴放中不堪逼供，辭職回家失掉組織關係，只能當代課老師，作為右派家屬的她，為我受盡凌辱打擊，精神刺激太大，使其高血壓越來越嚴重，就在我「改正」不久去世了。她實際上也是被中共的暴政迫害死的。
回想漫長的22年中我和全家老小經歷的苦難，刻骨銘心，難以忘懷，至今午夜仍不時為惡夢驚醒，思之心酸。這段歷史不僅是個人的苦難史，也是幾百萬右派份子和幾千萬家屬的苦難史，更是全民族的苦難史。現在當政者中有些人想方設法隱瞞和掩蓋歷史真相，以維護罪行累累的中共形象，維護毛澤東傳下的專制制度，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是違反人民意願的。我寫這篇回憶文章，目的在於告訴後人毛澤東時代的真相，中共統治下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時代，希望大家不要受謊言的矇蔽，要牢記歷史，吸取歷史的慘痛教訓，要努力推進民主憲政，維護人權，實行言論和新聞出版等自由，不能再讓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專制制度（如以言定罪）繼續施虐，再貽子孫以無窮的禍害。
感懷往事，心潮難平，爰作小詩，以抒衷曲：
響應號召成右派，百萬精英陷牢籠；
陽謀陰謀勝秦嬴，翻雲覆雨憑哄蒙。
廿載勞役險成鬼，餓殍遍野泣哀鴻；
士林黎庶同遭難，斑斑血淚應記誦！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 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