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百年真相】鋼琴家巫漪麗的劫後琴聲

2023年05月19日共產黨百年真相系列片

鋼琴家巫漪麗，一生只愛一個人，卻主動離婚；一生只願守一架琴，卻在中國舞台消失半世紀。《梁祝》鋼琴曲是她的經典之作，也是劫後倖存之音。（《百年真相》提供）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5月19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一曲《梁祝》，在中國家喻戶曉。大家可否知道，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是《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鋼琴伴奏的首創者和首演者。

「文革」期間，為了保護用來彈奏鋼琴的一雙手，她向毒打她的紅衛兵苦苦哀求：「打我的腿吧，不要打我的手！」

從此，她的腿落下病根。在半輩子的漂泊中，每次表演她總是顫巍巍地走向鋼琴，每一步都邁得小心又吃力。

梅百器的第一個小弟子

1930年，巫漪麗出生於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祖父是興中會登記在冊的會員；外祖父李雲書，在江浙一帶是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賈，曾擔任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在辛亥革命期間曾資助過孫中山。巫漪麗的父親巫振英，早年留學美國，是著名建築師；母親李慧英也接受過西式教育。

巫漪麗與鋼琴結緣，源於6歲時跟隨舅舅看的一場電影，男主角彈奏的鋼琴曲縈繞在耳邊揮之不去，小小年紀的她竟然失眠了。她纏住媽媽，要馬上學鋼琴。

學琴的第一年，她就拿了上海兒童音樂比賽鋼琴組第一名。當時的上海《申報》報導，那個獎盃很大，她抱不動，舅舅就把她抱在椅子上，兩人一起舉起了獎盃。

巫漪麗9歲時，被舅舅帶到意大利著名音樂家梅百器面前。當時，梅百器是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創辦人，他既是指揮家，又是音樂教育家，20世紀初曾在德國獲得李斯特鋼琴比賽頭獎，也是李斯特的再傳弟子。

梅百器聽完巫漪麗彈奏後，當場收她為徒。梅百器沒收過兒童學生，就這樣，不到10歲的巫漪麗成了他的第一個小弟子，傅聰後來也與巫漪麗同門學藝。

隨著彈奏水平的飛速提高，巫漪麗1949年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演奏了《貝多芬協奏曲》，轟動上海灘，獲封「最年輕的女鋼琴演奏家」。那一年，她19歲。

遇見楊秉蓀

雖然巫漪麗在中國的舞台上足足消失過50年，半個世紀默默無聞，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巫漪麗」這個名字在中國的音樂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954年，巫漪麗被調往北京中央樂團，一年後擔任中央樂團第一任鋼琴獨奏家。鋼琴，不僅給她帶來了無限榮耀，也讓她結識了一生摯愛——中央樂團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楊秉蓀。

據專訪文章《巫漪麗：一生只守一架琴》，婚後的兩人默契非常，一起合作了多首曲目，而且與另外三人合作演奏了舒伯特的A大調鋼琴五重奏《鱒魚》。無論收入有多低，住得有多擠，但有琴的地方就是舞台。在周圍的人們看來，巫漪麗與楊秉蓀琴瑟和鳴，詮釋著愛情最完美的樣子。

1962年，32歲的巫漪麗被評定為國家一級鋼琴演奏家。她應業界需求，通宵達旦三天三夜，創作出了《梁祝》的鋼琴版樂譜，接著又完成了鋼琴版《梁祝》的首演。在命運的最高音上，她聽到那歡涌的琴音。

然而，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暫，一場長達十年的浩劫正在逼近。剎那間，巫漪麗鋼琴上那黑暗剛硬的低音已經敲響，一步步加強、放大，瞬間就吞噬了華美的樂章。

戛然而止：琴聲與婚姻

1966年，巫漪麗與楊秉蓀的音樂戛然而止。紅衛兵和造反派衝進他們的家門，狂吼不准再拉琴彈琴。

他們偷偷練琴，楊秉蓀把指法和運弓分開練習，不讓小提琴發出聲音。巫漪麗也在無聲地練習彈鋼琴。雖然琴無聲，但音樂在他們心裡。

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小小的一個中央樂團就有4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曾留學匈牙利的楊秉蓀，從「文革」一開始就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判刑10年。

巫漪麗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屬，她感到無奈，窒息，恐懼……多少次輾轉反側後，她作出了改變一生的痛苦決定：申請離婚。獄中的楊秉蓀接到離婚通知書，二話沒說，就簽了字。兩個彼此相愛的人，從此各奔東西。

楊秉蓀繼續坐牢。當時，因組織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蒙冤入獄的作家張郎郎，和楊秉蓀一起被關在河北第二監獄。張郎郎後來寫了一篇《監獄裡的楊首席》，說楊秉蓀在獄中被迫用拉小提琴的手，在幹重活的施工隊搬水泥墩子，澆水泥塊。他患上了腰間盤突出，苦不堪言。雖在獄中，他有時還是忍不住在心裡想像著小提琴的樣子，偷偷地徒手練習。

而巫漪麗呢，雖然一時保住了在中央樂團獨奏演員的位置，但仍被趕到小閣樓。有人貼她的大字報，鄰居將番茄醬潑在她的大門上。她曾在半夜兩點突然被喊醒、被蒙著眼睛押走、邊走邊被狠狠地抽打，之後被發配到北京郊區的幹校接受「勞動改造」。

她曾對那些毆打她的紅衛兵苦苦哀求：「打我的腿吧，不要打我的手！」

對於一個視鋼琴藝術為生命的人來說，巫漪麗顯然明白，她那雙在黑白琴鍵上翻飛的手，是她生命的價值所在。造反派們的毆打讓巫漪麗留下了病根，她的雙腿患上了長期的脈管炎。

巫漪麗在三十多年後的一次受訪中曾這樣描述，在被「勞動改造」的多少個護田看水的夜晚，她仰望星空，過去的日子又重新來過，心裡瞬間溢滿的音符，倉皇不知奔向何處。

而那時的另一邊，在監獄服刑的楊秉蓀，因為監獄長要開一場新年聯歡會，他再次成了「香餑餑」。

作家張郎郎記錄了當年的情形：

「中隊為了讓楊秉蓀表演好這個節目，讓他寫信給前妻巫漪麗，請她把小提琴託人帶到監獄來。可隊長聽說這把琴價值的天文數字，當場就傻了眼，於是，獄部決定派最靠譜的人專程到北京去取；

「當費獄長隨隨便便地把這把小提琴遞給楊秉蓀的時候，老楊當時雙手發顫，那臉上的表情無法描述。彷彿他捧過來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

張郎郎回憶，1975年，在監獄六千多名男女重刑犯在場的「新年聯歡會」上，楊秉蓀的一曲小提琴獨奏《新疆之春》轟動了整個監獄。「楊秉蓀在二監獄服刑」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石家莊，甚至傳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會時，來了許多「貴賓」，都是為了聽楊秉蓀的琴聲，特地來參加犯人的新年晚會。這些「來賓」裡，有河北省軍區的文工團演員，有軍隊首長，省革委會主管公安或文化單位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

此後，楊秉蓀的處境有了改善，每週還有機會坐著監獄隊長的吉普車出去一兩次，那是要他去給某個領導的孩子上小提琴課。

而此時的巫漪麗，一直在等，等楊秉蓀出獄。

有人可能想：主動提離婚的是她，情絲難斷的也是她，這不是自作自受麼？但我們不能跳出時代的大背景啊。在那個特殊年代，中國類似妻子被逼揭發丈夫、子女被迫揭發父母的互害行為數不勝數。這是時代的悲劇，是中共製造的反人類悲劇，我們不能把這些過錯，都讓個體來扛。作家方方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難道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