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9月08日訊】中共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已是經濟復甦路上的「不定時炸彈」，基層農村最近也被爆出危機重重的債務壓力。「小村巨債」的現象已覆蓋全國各地數十萬個行政村。
中共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國70萬個行政村莊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高達9000億元人民幣，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過百萬。
《中國新聞週刊》9月4日刊登調查報導稱，村債分布範圍極廣，幾乎涵蓋全國所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甚至出現一兩千人口的小村莊，負債卻高達幾千萬的現象。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這還只是疫情前的抽樣推測數據，不算完整統計。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它的真實情況其實是個糊塗帳，中共自己也不掌握。在疫情三年之內，中共的各級政府，包括村莊都大量欠債，所以它現在的村級債務的數額，它肯定是不止9000億了。雖然跟地方債比，那是很少了，但是相對於農民的收入來說，相對於村集體的盈利能力來說，這是個非常大的天文數字。」
報導也認為，「小村大債」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抑制村級債務增長迫在眉睫。
這些村債包括「傳統村級債務」和「新村級債務」。
傳統村債是中共在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前形成的集體欠債。
中部某省份一位村副書記透露，該村超過200萬的債務中，有幾十萬是二三十年前的舊債，至今仍未償還。
對於新債，多位調研專家都認為村莊建設導致的建設性債務是主要來源。
取消農業稅後，國家公共財政資源以項目制為主要形式向農村輸送，並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不等的配套資金。很多村子沒能力籌集相應資金，只能採取借債、欠款等方式，從而形成村級債務。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歷史上的「好村」，因為地方政府示範任務在身，必須推進所謂美麗鄉村建設、旅遊開發、人居環境整治等項目，後來成了「差村」。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這些債務產生的村一級，他們往往是一些沒有土地價值，也沒有多少盈利能力，也沒有多少的村辦企業去進行扭轉局面，這種村的產生的債務往往是基本上是無力償還。」
調查數據顯示，排除江浙滬、珠三角的省份，全國很多村子的集體經濟年收入仍不超過10萬元，甚至絕大多數的村集體年收入在5萬元左右。
調研還發現，很多村莊沒能力賺錢化解債務，只能不斷跑新項目，用新錢還舊債。但申請新項目意味著村子也需要投入更多配套資金，於是陷入「國家投入得越多，專項資金下達得越多，村級債務就會越多」的怪圈。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表示，這種滾雪球的困局充滿關係運作，和地方腐敗密切相關。
黃大衛：「有新的工程，它有政治資本跟個人利益的尋租空間。所以往往它並不在乎原來村的債務和營利能力，只在乎自己在任內的資金到位，去做出一些肉眼可見的配套措施出來。也通過這個工程達到一個權力尋租的目的。」
參與調研的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也表示，上級政府要政績，村集體要面子，村幹部要利益的合謀，是新村級債務形成的內在動機。
王赫：「要解決這個問題，是要把權力還給農民，農民有了權力，農村真正的自治了，那麼這個問題，這些項目該不該搞，搞這個項目做的過程中，大家眼睛睜得很大，你能夠貪污嗎？所以歸根到底，這個農村基層治理，村債務問題，是中共政權流氓化的一個惡果。」
王赫認為，中央財政不會出手幫農村債務買單，在土匪式的農村治理模式下，村民、村委和地方黑勢力將形成長期拉鋸的局面。
編輯/李明飛 採訪/ 駱亞 後製/陳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