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10月27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57年10月7日清晨,楊剛被人發現死於北京煤渣胡同的宿捨內。她服過量安眠藥過世,年僅52歲。
此時,楊剛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之前,她曾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祕書,是周處理國際事務和對外宣傳的得力助手之一。
楊剛為什麼自殺?今天,我們就根據裴毅然的《紅色才女楊剛自殺之謎》等資料,說說被認為「很剛強」的楊剛,她的一生和結局。

自盡之謎

關於楊剛為什麼自盡,現在一般有三種說法。
第一,因病說。
楊剛的好友、美國著名「中國通」費正清同意這種說法。
1955年,楊剛遭遇一場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醫治後,仍有後遺症,經常頭痛難忍,無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請病假,到廣東從化和杭州療養,但療效不佳。
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分析說:「楊剛發現她的大腦遭受的損壞如此嚴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殺了。」但是,據楊剛在報社的同事講,她在自殺前出席會議、處理稿件等都算正常,病情造成的干擾並不大。
關於楊剛自盡,第二種是丟本說。
毛澤東的大祕胡喬木持這種說法。
胡喬木在《楊剛文集》的序中寫道:「1957年10月,她偶然遺失了一個筆記本。儘管沒有受過任何責怪,而且許多人都曾勸解她務必不要為此著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緊張(這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了人間。」
不過,胡喬木的記憶應該有誤。據《名記者楊剛自殺經過》等考證,楊剛丟筆記本,不是發生在1957年10月,而是1950年10月。
當時,她作為周恩來的祕書,丟了一本工作筆記,裡面有重要機密。為此,她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有人已經撿到,把它交給周了。當時,周並沒有處分她。她在周的身邊一直工作到1953年。
1953年,朝鮮停戰協議簽署後,楊剛在周身邊的工作告一段落,被調到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任處長;1955年,又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丟筆記本發生在楊剛自盡的7年前,雖然那是一個錯誤,但並沒有對她造成太大的影響。
那她為什麼最終走上絕路呢?第三個是理想破滅說。
回顧楊剛的人生旅程,這個說法或許更可靠一些。因為楊剛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奮鬥,都是基於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楊剛原名楊季徽,祖籍湖北沔陽,1905年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個官宦之家。她的父親楊會康,歷任武昌守備、江西道台、鄂省政務廳長、湖廣漕運使、湖北省代省長;母親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楊剛自幼在家塾誦習古籍,中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南昌葆靈女中,大學上的是美、英聯合辦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在燕大讀書時,她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受激進思想影響,1928年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然而,正是中共,在北伐戰爭期間鼓動農民燒了她的家,分了她家的田產,還監禁了她的父親。所以楊剛的入黨決定,是不惜背叛原生家庭的。
大學畢業不久,楊剛嫁給了北京大學學生鄭侃,婚後生下一個女兒。但日後,她與丈夫因為人生理念不同,常常發生爭執。
有一天,他們又吵起來了。楊剛說:「我未能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但我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時代賦予我的使命,不允許我做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更不允許我做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回說:「當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裡也總想著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請問:這樣的革命給我帶來什麼好處?」
一番爭吵後,楊剛與丈夫分道揚鑣,之後一直單身,終身沒有再婚。為了共產主義理想,她捨棄了自己的婚姻。不僅如此,楊剛甚至與自己唯一的女兒都長期分離。
女兒鄭光迪三歲時,被楊剛寄養在友人、美國女教授包貴思(Grace Boynton)家。之後,她把年幼的女兒送到延安。女兒上中學時,她在美國;女兒上大學時,她在上海;女兒去蘇聯留學時,她在北京;她自殺時,女兒仍在蘇聯。

盡心竭力的「大喉舌」

楊剛一直在為中共的事業辛苦奔波。1928年祕密加入中共後,她成為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1933年春,她到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結識了替中共做宣傳的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這年秋天,她回到北平,協助一名美國記者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個美國記者,就是後來寫出《西行漫記》、為中共唱讚歌的埃德加‧斯諾。
1937年,楊剛在《大公報》當記者,後隨報社南遷到香港,接替蕭乾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讓這個小小的副刊成為「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
1943年,她輾轉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才華得到周恩來的賞識。周指示她以編輯、記者身分,與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美國記者聯繫。在此期間,她結識了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主任費正清。
1944~1948年,楊剛成為《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根據中共的指示寫了大量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問題的通訊。她還在美國報界、文藝界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學者之間奔走呼號,反對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支持中華民國,爭取美國對中共的同情。
這些工作,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充當中共「大外宣」、無孔不入地滲透美國社會。
1948年11月,楊剛奉中共之命回國。她先回到香港,她利用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的便利,全力做《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王芸生的工作,使曾經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宗旨的《大公報》,轉向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
從香港北上到達西柏坡後,楊剛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接見,之後竭力推動「大內宣」。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報》改造成中共的《進步日報》,並擔任副總編、黨委書記。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報》的軍代表,把這份報紙也改造成中共傳聲筒。1950年,她再奉調進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祕書。不久,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祕書。
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在朝鮮停戰談判三年間,楊剛每天晚飯後即去總理值班室上班,通宵達旦,12小時連續作業,出色地完成周總理交付的工作任務,成為總理在處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現實擊碎理想

楊剛為她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如此付出奮鬥,中共幫她逐步實現理想了嗎?她看到的現實是什麼呢?
從1955年調到《人民日報》,到1957年,她親歷了一個又一個整人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報人、作家、藝術家,包括她的朋友、領導、同事,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全國上下人人自危。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有三大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到1957年,彭子岡和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楊剛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岡的會上發言,批判當年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
在自殺前兩天,楊剛被安排到文聯禮堂參加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會。她挨著丁玲坐著。當時,丁玲拿著手絹,不停地擦眼淚。楊剛表情黯然,呆若木雞。
在自殺前一天,楊剛作為《人民日報》「反右領導小組」第三把手,不得不寫一篇批判蕭乾的文章。蕭乾是她在燕京大學的同學、多年的摯友。這篇文章第二天要見報,當晚由編輯葉遙負責校對。過了深夜11點,快校完時,楊剛敲門而入,對著葉遙煩躁地說:「沒意思,沒意思,不要發表了。」
當初,楊剛深信中共是一個為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和自由奮鬥的黨。但是眼前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先是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特別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那些赤誠的知識分子把心底話說出來了之後,卻一批批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被批倒批臭。
幾十年來,楊剛苦苦追尋的自由在哪裡?尊嚴又在哪裡?理想難道只是鏡中花嗎?
中國作家傅國涌評價說:「作為一個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的忠誠女兒,作為黨得心應手的工具、一架龐大機器上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她確實無所適從。」
楊剛絕望了,只好一死了之。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收看,再見。
《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