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宋慶齡兩姐妹，分別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夫人和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孫中山的夫人。
但是，宋美齡、宋慶齡後來走上了相反的路，前者走的是與普世價值接軌的路；後者走的是與共產主義接軌的路。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北京病逝。中共官方稱她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但是，宋美齡對她的評價卻是：「二姐生性好強，一生每逢大事必糊塗，最終於國未盡忠，於民不稱仁，於父母未盡孝，於夫妻未盡節，於親朋未盡義，於大義未盡思，於天地無一敬，於暴君未盡諫，於凶民未盡撫。可不悲哉！……終至於眾叛親離，孤苦無依，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災黎民。」
為什麼宋美齡說宋慶齡「於國未盡忠」？
因為宋慶齡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但她沒有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與信奉共產主義的共產國際、蘇共、中共搞到一起，背叛了孫中山，背叛了中華民國。
被共產國際發展被祕密黨員
共產國際是蘇共主導下於1919年成立的共產黨的國際組織。其目的是：在蘇俄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國際的支部，為蘇共、蘇俄（後來的蘇聯）的最高利益服務。中共就是在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共產國際在上世紀20年代，還以出錢、出槍、出炮、出人等方式，以支持孫中山搞「國民革命」的名義，為蘇共、蘇俄、蘇聯的最高利益服務。
宋慶齡可能在1930年代初，被共產國際發展為祕密黨員。
據中共高官廖承志回憶，1933年5月的一天，宋慶齡來到他的母親家。在只有他們二人在場時，宋慶齡對他說：「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廖承志驚奇地望著她：「最高方面？」宋只說了兩個字：「國際。」隨後又補充道：「共產國際。」
宋慶齡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祕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廖承志回答說：「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
廖承志飛快地寫出名單後，交給宋慶齡。宋慶齡打開皮包，取出一根紙菸，把上半截菸絲挑了出來，將廖承志寫好的紙條捲成卷塞了進去，放回皮包，然後匆匆離開。
廖承志回憶說：「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個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關於宋慶齡加入共產黨，在蘇聯解密檔案中也有佐證。1934年6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匯報的備忘錄裡寫道：「關於宋慶齡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祕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
被共產國際特別利用
蘇聯解密檔案中有一封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寫給曾任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的絕密信。1928年3月23日，加拉罕將此信抄送蘇共軍方領導人伏羅希洛夫。信中，米夫向蘇共領導人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有必要請蘇共領導人與宋慶齡談話，以了解她對共產國際最近的決定，特別是全會第九號決議的態度。
第二，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利用宋慶齡：
（1）在她參與公共活動方面，可以建議在中國成立一個由她積極參與的反帝聯盟，並確保可以利用這個成員廣泛的組織，合法地掩護共產黨的活動。
（2）在國民黨這條線上，可以利用宋慶齡瓦解國民黨領導層，將國民黨左派與之分離，並使其與共產黨接觸。
（3）在國家層面上，利用宋慶齡向南京、武漢和奉天政府施壓，要求他們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
（4）通過宋慶齡向中國傳播蘇聯的消息，反擊國民黨人（如孫科、胡漢民、伍朝樞）和民國媒體對蘇聯的攻擊。
第三，有必要加強她對蘇聯政治體制是如何運作的了解。可以安排她訪問蘇聯一次，邀請她參加紅色國際工會大會，並指派1-2名講師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她進行強化訓練等。
第四，如果與宋慶齡的合作取得成功；有必要邀請鄧演達前往蘇聯，以與共產黨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並希望利用他與宋慶齡共同實現上述目標。
跟共產國際「同聲共氣」
1927年4月12日，鑒於共產國際支持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後，一方面借國民黨的「殼」發展壯大共產黨，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爭權奪利，在南京策劃殺人排外事件，在農村殺害北伐軍官兵家屬等，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開始清黨，即將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全部清除出去。1927年8月1日，共產國際操控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宋慶齡被推選為由周恩來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並擔任七人主席團成員。暴動當天，她和毛澤東等22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宣言。
1927年8月23日，宋慶齡跑到「共產黨的祖國」——蘇聯訪問。
同年11月1日，宋慶齡等人在莫斯科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其對中國時局的看法與共產國際高度一致。
1929年春，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8月1日，宋慶齡給「國際反帝大同盟」發了一封電報，再次譴責國民政府，與共產國際的口徑完全一致。
1929年9月21日，宋慶齡再次離開中國，前往歐洲，直到1931年為母奔喪才回國。回國途經莫斯科時，接受蘇共關於營救共產國際高級間諜牛蘭夫婦的指示。
為共產國際效勞
1932年12月，宋慶齡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名義上是爭取「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以及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等，實際上是為了營救在上海被捕的共產國際間諜牛蘭夫婦。她曾親自找蔣介石，轉達蘇共的條件：用扣押在蘇聯的蔣經國，交換被關押在中國的牛蘭夫婦，但遭到蔣介石拒絕。
她還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設法安排獄中的牛蘭到南京鼓樓醫院就醫，將他們的兒子接到自己家中，請律師為牛蘭夫婦辯護。
她在上海成立「營救牛蘭」委員會。因反響不大，遂將組織擴大，冠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稱。
除營救牛蘭夫婦外，該同盟還開展了對陳獨秀、廖承志、陳賡等中共要員的營救。
此後，宋慶齡繼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為共產國際效力，比如：
1933年初，幫助越南的胡志明與法國共產黨領導人接觸，恢復了胡志明與越共的聯繫。
1936年初，宋慶齡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潘漢年派一個中共黨員做她的祕書，負責她和中共的聯繫，替她傳遞有關國民黨高層的祕密情報。中共派來了李雲。
據李雲回憶，由於電台被破獲，上海地下黨無法和陝北的毛澤東和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宋慶齡設法找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請上海地下黨員董健吾前往陝北，接通與陝北紅軍的聯繫。
1936年3月，應毛澤東的請求，宋慶齡設法安排美國醫生馬海德前往延安；6月，設法安排美國記者斯諾前往延安。11月，毛澤東向宋慶齡借了5萬美元。
1937年12月23日，宋慶齡為躲避日軍戰火，帶祕書李雲由上海到香港。隨著「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宋慶齡的工作重點由地下轉向公開，繼續幫助中共及其「解放區」的軍民。
潘漢年對宋慶齡有過這樣的評價：「孫夫人堅定不移地與我黨合作，她用她的特殊身分、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為蘇共提供情報
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有兩份宋慶齡與蘇共外交官的祕密談話記錄：一是1943年1月12日與蘇共駐華大使帕紐什金的祕密談話；二是1945年7月21日與蘇共駐華大使館一等祕書費多連科的祕密談話。在與前者的祕密談話中，宋慶齡向蘇共提供了以下情報：（1）蔣介石對莫斯科三國會議的看法；（2）中國政府內部核心圈對莫斯科的態度；（3）中共與國民黨的關係；（4）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與她會面的情況；（5）新疆的有關情況；（6）中英關係將發生重大轉變的動態等。
在與後者的祕密談話中，宋慶齡提供了以下情報：（1）中蘇談判的目標；（2）蔣經國參加談判的作用；（3）國共兩黨關係；（4）蔣介石如何解決共產主義問題；（5）蔣介石是否打算進行民主改革；（5）中國政府對蘇聯在遠東採取行動的態度等。
結語
鑒於宋慶齡在中共不擇手段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的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共建政後，一度給了宋慶齡不少政治待遇，諸如：讓她擔任中共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婦聯名譽主席等。但是，中共建政後，完全違背了它當初許下的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的承諾，發動了一場接一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給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浩劫大難。
在文革的「掘祖墳運動」中，毛澤東的紅衛兵，不僅毀壞了宋慶齡父母的墓地，還把墓中的骸骨挖出來「暴屍」。
據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祕書的何方統計，宋慶齡在文革期間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革的反感。
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慶齡三次產生過厭世思想。
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 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怎麼可以亂抓人、亂斗人、逼死人?」
對此，毛澤東不屑一顧。19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
毛的意思很清楚，你看不慣就滾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