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三鹿奶粉事件不但在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引起了各国对中国食品及添加剂的广泛关注。三鹿奶粉公司所在的石家庄市，有多位官员因此下台。石家庄市官员近日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经过反思，石家庄政府认为在处理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存在三大问题。
这三大问题，分别是“政治敏感性差、后果估计不足和太相信企业”。新华社报导说，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表 示，石家庄市政府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敏感性差，只是就事论事，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 关全局和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二是后果估计不足，对事故缺乏前瞻性分析；三是认为三鹿奶粉是中国五百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果，“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石家庄市政府的这三个反思结果显示，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面子和形象永远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这里面，他把影响了党的形象放在突出地位，给党丢人，这个讲法简直是荒唐，你什么事情把一个政党的形象放在里面，这个不是这样啦。你要从根本制度上来考虑。”
孙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显然没有认识到三鹿奶粉事件，首先是给人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危害。不过，美国爵硕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则认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王建国，只是说了实话。
“因为对他来说，死人不是最大的问题，而给党摸黑、给上级领导摸黑，是最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中共官员为谁负责的问题。如果给他的选民、老百姓、他代表的那些人，他因为伤害他们的利益，所以要下台，但他显然看起来就是他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他总结说，王建国先生的讲话，显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才是导致许多政府官员下台的真实原因。
中国的官方媒体近日发表多篇文章，为三鹿奶粉事件导致多位政府官员被问责下台叫好，认为这反映了中国重大公共事件问责制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然而孙教授认为，在没有进行制度性反思的前提下，中国目前的所谓问责制，其实只是中国政府减轻公众舆论压力和推卸责任的做法。
“他们为了应付民间的愤怒、民间的不满，那么，这种下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意义，在中国，其实就是调一个地方当官就是了，你这个地方下来到别的地方当官，这个意义是不大的。就是为了平息民怨。”
孙教授表示，中国的有毒食品事件近年以来已经在中国发生过多次，而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也层出不穷，虽然有官员遭问责下台，但问题显然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这说明只在官员职位上动脑筋，而不对现行制度进行真正的反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问题。
这三大问题，分别是“政治敏感性差、后果估计不足和太相信企业”。新华社报导说，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表 示，石家庄市政府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敏感性差，只是就事论事，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 关全局和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二是后果估计不足，对事故缺乏前瞻性分析；三是认为三鹿奶粉是中国五百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果，“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石家庄市政府的这三个反思结果显示，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面子和形象永远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这里面，他把影响了党的形象放在突出地位，给党丢人，这个讲法简直是荒唐，你什么事情把一个政党的形象放在里面，这个不是这样啦。你要从根本制度上来考虑。”
孙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显然没有认识到三鹿奶粉事件，首先是给人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危害。不过，美国爵硕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则认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王建国，只是说了实话。
“因为对他来说，死人不是最大的问题，而给党摸黑、给上级领导摸黑，是最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中共官员为谁负责的问题。如果给他的选民、老百姓、他代表的那些人，他因为伤害他们的利益，所以要下台，但他显然看起来就是他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他总结说，王建国先生的讲话，显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才是导致许多政府官员下台的真实原因。
中国的官方媒体近日发表多篇文章，为三鹿奶粉事件导致多位政府官员被问责下台叫好，认为这反映了中国重大公共事件问责制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然而孙教授认为，在没有进行制度性反思的前提下，中国目前的所谓问责制，其实只是中国政府减轻公众舆论压力和推卸责任的做法。
“他们为了应付民间的愤怒、民间的不满，那么，这种下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意义，在中国，其实就是调一个地方当官就是了，你这个地方下来到别的地方当官，这个意义是不大的。就是为了平息民怨。”
孙教授表示，中国的有毒食品事件近年以来已经在中国发生过多次，而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也层出不穷，虽然有官员遭问责下台，但问题显然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这说明只在官员职位上动脑筋，而不对现行制度进行真正的反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