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宠:二千万上访大军覆盖全国

2009年04月08日评论
【新唐人2009年4月8日讯】作者﹕郑恩宠

中国出现声势浩大的冤民上访潮,主要是中共三大过失:错误的土地制度、体制腐败和经济瞎指挥。

二○○九年大陆“两会”结束,进入了四、五和六月特别敏感期。国内各种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不断,多年形成的上访潮,使中共颜面扫地。

官媒透露:包括西藏等少数民族在内,近年到乡镇以上政府上访人数达二千万以上,其中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访达二百万以上。按官方定义,信访包括走访和书面上访,但近年来通过网路上访的国民应包括在上访大军之内。越来越多公民用快捷高效网路让反腐维权的声音从没像今日这样壮观,使各地访民力量凝聚,上访声势浩大,对当局的压力已超过了六四和法轮功,让海内外刮目相看。

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起,中共分批集中三千多名县委书记到京集训以应对抗议潮。从今年二月十八日起至六月份,分批集中三千多公安局长进京集训。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冀平称:二○○九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一年,将是社会治安压力增大的一年。

中共从未停止对上访潮成因的研究,从未停止对亡党失政种种应变措施研究。我认为上访大势主要是中共建政以来错误的土地制度、体制腐败和经济瞎指挥的结果。

对比台湾和大陆土地制度

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了在大陆失政教训,研究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和中共的土改运动,悟出:太平天国绝对均田是农民幻想,但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不可取。从一九四九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土改。

台湾土改分三次依次推进。头次土改又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减租,从法律上限定地租不超出全年主要产品收获量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保护农民利益也保护地主利益。第二阶段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土地出售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产品全年收获量的二点五倍,十年至二十年分期平均摊还,不付利息。第三阶段是“耕者有其田”实行土地私有化。地主保留法定数额田地,超过部份政府征购转卖农民,地价按土地产品二点五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百分之七十)和公营企业股票(百分之三十)作为补偿。债券委托土地银行发行,年利率为百分之四,在十年内分二十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水泥、造纸、农村、工矿股票。

土改后许多地主变成工商业者,农民有了私有土地,种地兴趣和投资积极性大增。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重点转向工业,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每年有一千公顷以上农地用于开辟道路、兴建工厂、商店、住宅及公共基础设施,有时一年减少农地五千公顷以上......

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推进第二次土改。农民之间自愿互换耕地,将不规则农地联成一片综合利用或办农场。辅导农民转业,将四十万公顷土地,从分属九十万农户转为三十万农户经营,安排约三百七十万农民转业。鼓励农民出售土地,贷款、辅导有能力农户购买土地,扩大耕地面积达到规模经营。

台湾经济飞跃时,进行了第三次土改,开放土地自由买卖,适应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规模经营。台湾土地制度经验在于:

一、土地制度私有或国有在一个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是与非,关键是否有利农业发展,农民富裕,人口城市化和国民安居乐业。

二、土地私有制在政治权利保护下得以实现。台湾公民有结社自由,农民成立农会,百分之九十九农户加入农会。没有农会,台湾农民地位不会像今天那样重要。


李肇星吹爱国鼓励儿子留美不归

二千万上访大军是体制性腐败造成,这种后果中共高层早已心知肚明。例如前外长李肇星自称农民出身,做官第一天起大谈如何爱国?称只有饿过肚子的人才懂人权......为了不让儿子忘记是农民的儿子,取名李禾禾。二○○一年,李禾禾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不归,九一一后被一家电脑公司裁员,李鼓励儿子继续留美。二○○四年到哈佛大学工商学院学习,毕业后经习近平夫人彭丽嫒介绍,与在加拿大就读的音乐家阎维文女儿阎晶晶相好。去年十二月回北京结婚,现定居美国生子。

今年政协会上,有人提交了〈关于建立官员滞留他国不归预警机制〉的提案:干部及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要报告和备案。干部个人、家庭、子女收入、财产申报及是否身在海外?建立存款和购置财产的档案......

去年一月八日,三鹿奶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八个月后“三鹿”案发,主持评奖的正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小平女儿邓楠。


两会提案曝地产业内幕

今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农民工李云找不到工作又遭窃,在广州火车站割脉自杀。百分之八十返乡农民表示,即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在城市呆下去。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习惯了城市环境,已缺乏农业技能难以回乡生存。

今年以来,贺州发生的十起命案中有七起涉及返乡农民。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和城市,后果是数亿农民喝不上干净水。重庆一个年交税费六十万元的城市工厂排出的废水,使附近上千农民饮水遭受污染,上百亩良田被毁绝产。大陆矿产实行承包制,造就一大批矿老板,但当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受益,反因采矿生态灾难而陷入贫困。中共以破坏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高增长,用牺牲多数人和几代人利益让少数人暴富,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

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去年底公布〈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大学毕业还没就业的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远高于社会百分四点五平均失业率。大批家庭对子女高昂教育投资,换来是毕业就失业或就业购不起房结婚。金融危机中各国经济增长百分之二至三就能稳定就业,大陆要至少百分之八增长率才能稳定社会?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本次政协会上曝出,高房价的内幕:土地成本、税费和利润占总房价八成。有提案披露:上海地产项目收入流向政府占百分之六十一,企业只占百分之四十一,地产商有意吐真情保自己。

回顾各国发展史,六十年足够使百分之八十农业人口城市化。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起飞,城市化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各国对于劳资纠纷由独立工会、雇业联合会(企业行会)和政府三方谈判,最终达成协定。大陆当今失衡的劳资关系就需中共放弃惯性理念,放弃将计画体制中的劳资关系,强加于国有控股或私营企业。让劳工以自由身份与企业搏奕,若政府真正成为劳资中立的仲裁者,只有让政府变为民选政府。大陆没有独立工会,上访大军中就有可能出现中国地下“准工会”。

以往中共应对各种事件,莫过于加强党领导增大公权力,每一次滥用强制力之后,都是公权力合法性及人心流失。中共为摆脱被动局面,随便给访民扣上政治帽子,随意以社会黑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操纵为由,不断对访民予以打压。以往用阴谋论来解释苏东各国亡党,过于简单并与事实不符。

今年人大会上,吴邦国委员长重申拒绝三权分立,拒绝朝普世方向政改,只会增加访民数量。访民现像是公民经济和其他私权的甦醒,大陆没有私权与公权的边界,没有私权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向心力的社会。官方御用文人用所谓“协商民主”理论作自辩,认为投票是情绪化东西。各国实践证明,没有投票就不可能有民主,“协商”只是一种暗箱交易。访民目前处于争取消极自由中脱离当局的自由,相信不久有更多民众会争取积极自由与民选政府沟通互动的权利,提高弱势民众谈判地位和能力。从邓小平“一国两制”到马英九“一国善治”,象征访民将是个大票箱。

──转自《开放》杂志,200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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