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欺其民的“中国市场”谎言
近年来在党的宣传教导下，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人口众多的低端消费能力转化为国际政治筹码，将“一人消费一元钱，就是十三亿元”的理念无限扩大，用于与各国的“实力”交往之用，“顺我者则食其货，逆我者则拒其货”，好像世界离了中国就会“没法过”甚至面临被“饿死”的惨局，却从不想想中国人无形中已将自己设定为一个以吃见长的猪八戒形象了，在世界上以吃为能，乃至以吃为霸。可是，如果离了别人的猪食供应，就像猪没了吃的，到底谁会被首先饿死呢？
本来世界经贸交流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合则两利，争则两伤，一路争斗下来，没有绝对的赢家和败家，只有先倒后败之别。
中国过去对外国资本高度依赖，现在已转化成了对外国需求、能源和产品的全方面依赖。可中国却错误地将外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单向看成了外国生存与否的决定式依赖，将中国人的消费“特长”，变成了中国的政治优势……总之，中国认为别国离不开中国，而中国则可以随意地摆布别国。----此论调除了党的慷慨高歌自我安慰外，不知有何实际理论支持？
以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在国际经贸依存度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上，比较得出中国离了外国将会更加难过，甚至面临死亡，而别人离了中国，则大不了难过几天，生活质量下降一些而已，所以还是中国对外国的依存度强些，中国的“救世主”角色需要重复新定位。所以经贸战真的爆发，则最终不支倒地的首先是中国，而非它人。先倒下的，则是败家，后败的，则是赢家。
经济危机面前，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面临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失业增加，稳定受困的窘境，对消费市场的需求量，已超出了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所以真正急切需要下游产品消费市场的是中国，而不是欧美。
以中澳铁矿石交易为例，中国要面对强大的世界性铁矿石联盟的全力阻击，多年来屡战屡败，虽然至今还在以“中国市场”自居，但事实上对手却无视此一威胁，“不惜以损害长期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形势正变得异常严峻起来。
“无米下锅”的中国，将来会如何收场，还要继续持“中国市场”强硬下去吗？
二、自顾不暇的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繁荣，就像是美国纳斯达克的“麦道夫”骗局。不同之处在于，麦道夫仅一家企业法人，众人上当受骗是因为不明就里，自愿加贪心所致，而中国则是全体国民的福祉被绑架于专制者为所欲为的战车上，是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赌，是不得已而从之。
中国多年来一直用“老鼠会”式的经济手段，不停地以新骗局来掩盖旧骗局(以股市为国企解困)，以新投入来掩盖旧漏洞(建行上市前，国家注入资金，以冲淡其呆坏帐)，“拆了东墙补西墙”(抑民营，保国营)，人为制造繁荣泡沬(政府对股市、楼市托市，用以保证土地财政)，形成一个连续难解的恶性循环怪圈，到最后竟连骗局制造者也身不由己不能自拔了。
这个怪圈的破解，只有直到世事风云突变(如本次经济危机，还有国内的政治危险互为因果影响)之时，操纵者如麦道夫那样再也无力寻求新的补充资源，而彻底破裂的那一天才可能终止。
相比在各方面体制制度建设要完善得多的日本，约二十年前经济泡沬大增之时，人们仍对其经济以5%～6%的速度永久性持续发展抱有期待，无人敢于怀疑，但不久之后的90年代，日本经济即陷入了长期低迷的泥潭而难于自拔。没有任何制度做有力保证的中国，拿什么来“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还能够支撑运行并好似状况良好，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显现出异样的光彩，决非其本身内在实质如何健全，潜力如何巨大，而是因为中国经济首先是典型的权贵垄断性质，权贵资本(国有企业)占有全部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也是中国不被认可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之一，中国还游离于世界主流经济体系之外(虽然在不断“接轨”，但很多时候不按国际规则行事)，尚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最末端的“世界工厂”地位，与世界经济的共融性和关联度不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有限，受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天然具备一个滞后期。次之是中国以专制集权国家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超大的国家内涵，在既有基础之上可以再行无限次地吸取民间资源和社会能量，以损失底层国民幸福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为代价，来表现一时的光鲜和扮演“救世主”角色。
中国09年推出的“四万亿经济拉动计划”，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政策的极端体现和总爆发。其中含义之一，是意图通过透支大量国民存款、后代资源和生存环境，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梦想，终为政治稳定服务。但因无合理的实体产业做支撑，无有效的监管和后期执行效率，资金去向不明或被滥用已成必然，最终无异于给垂死病人的一剂强心针，一场非生即死的命运赌博，其生命力是脆弱的，有效性是暂时的，结果是危险的。之二则是，如此大规模投资，是因为对不久的未来有一个自认为可以好转的良好预期，对传统的美欧市场的心理期盼尤其如此。但这是有时限性的，假如世界经济好转的周期延后超过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则中国必然会在某一天因后继乏力不支而倒地。
三、经济行为政治化
中国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弱硬两手并用，在国际事务上经常大度地一掷千金，不外乎是想以此换取一些国际政治意识认同，搞金钱外交而已。或是动不动就以“停用某国商品”“拒绝消费某国产品”相威胁，以期达到“制人低头”的政治目的，但这是以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存水平下降为代价的。
如08奥运之前的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使法国家乐福在中国遭受大量愤青的抵制和冲击，在其总统低头“来朝”后，又抛出经贸大单回报，之后萨克奇会见达赖，又被视为“反复小人”，再受经贸“制裁”，再认错，再回暖复活……如此反复，两国政治中的主线就是经济，以经济来操控政治，中国的经贸行为，已完全政治化了。
“当局出于维护政权需要煽动民族主义时，动辄挑动抵制法国“家乐福”、包围抗议美国《CNN》等等，而在对待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异常的“克制”和“冷静”。据当地华商介绍，目前在集装箱大使馆附近，莫斯科警察只要看到中国人不管身份合法不合法，先抓捕扣压然后就是遣返，限期离境。前不久发生“新星”号商船被击沉事件，当时当局表现的也是这么不闻不问的软脚态度。请问在美国的华商有这样的遭遇吗？
在民主国家它就尽量利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来贩卖共产政策，可是真正碰到他的苏联老大哥，它完全没辄。苏联虽然现在不是俄共了，但是要在这个老朋友面前百依百顺听他的话，这样他才能维持跟俄罗斯的关系，来跟美国讨价还价。对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力拓间谍案 vs 华商俄国走私案 新唐人电视
与中国经济骗局有得一比的，是中国的小学生---北韩为了争面子在军事上花费数亿美元搞核讹诈，在经济上向世人发出 “在2012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梦呓一般的疯狂叫嚣，是专制制度不顾其国民死活而仅仅为了一己私得所做出的种种政治表演，其内里是血腥和非人性的，目的不外乎是对内愚其一国之民，对外“唬”一下人，给自己“壮”一下胆罢了。可身处其专制铁桶之外的世人，谁还会相信这种“天国鬼话”呢？
四、中国实力的脆弱
中国不具备完整的社会体系，如从先进的社会法律制度到完善的经济产业规划，从高尚的道德理想信仰到人性的公民教育理念等，所以中国的社会风险是巨大的，长久的，也是脆弱的，使中国在面对种种突发危机时，只能以“体大人多”自居，以透支未来或是吃老本来应对。
中国在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时表现出强大的消费张力，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只要政治正确，哪怕打肿脸充胖子，哪怕经济行为失误，花钱买稳定也是值得的。----因为它自己从来不用为此买单，在它背后，有无数为其买单的普通国民。
经济上因为贫富差距巨大，中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仅仅局限于精英消费和政治集团消费(如世界奢侈品在中国的热卖)领域，其能量再大，也只局限在小范围，也缺乏社会基础和扩张潜力，只能逞一时之强，却难展长久之效。
一个正常国家的消费能力，是以普通国民的日常消费做为最大支撑基础的，而中国这方面的消费能力是十分低下的。中国平民消费能力低下，不是中国人不需要消费，而是权贵阶级时时在以法律形式想法设法地限制平民消费，利用一切公开形式转移社会资金和财富，才造成中国消费市场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两重天局面。
中国欲以“四万亿”来重振经济的冲天口号，同样还是精英们的财富游戏，让人重新想起了在五十年代曾经喊过的“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革命”口号，到后来除了死人还要加上倒退(放在北韩还可能引发革命)。用美国人前不久反讥北韩“将美国从地球上抹去”的大话试问之：“中国拿什么发展？”，无疑是非常形象贴切的。
有鉴于中国实力的外强中干，世人大可不必为“中国威胁论”纷扰过度，需要防备的，仅仅是代表其存在的一小撮专制者临死之前的疯狂一搏而已。魔鬼死后的世界，依然风和景明，依然美丽如常。
2009-7-17
（《自由圣火》 ）
近年来在党的宣传教导下，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人口众多的低端消费能力转化为国际政治筹码，将“一人消费一元钱，就是十三亿元”的理念无限扩大，用于与各国的“实力”交往之用，“顺我者则食其货，逆我者则拒其货”，好像世界离了中国就会“没法过”甚至面临被“饿死”的惨局，却从不想想中国人无形中已将自己设定为一个以吃见长的猪八戒形象了，在世界上以吃为能，乃至以吃为霸。可是，如果离了别人的猪食供应，就像猪没了吃的，到底谁会被首先饿死呢？
本来世界经贸交流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合则两利，争则两伤，一路争斗下来，没有绝对的赢家和败家，只有先倒后败之别。
中国过去对外国资本高度依赖，现在已转化成了对外国需求、能源和产品的全方面依赖。可中国却错误地将外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单向看成了外国生存与否的决定式依赖，将中国人的消费“特长”，变成了中国的政治优势……总之，中国认为别国离不开中国，而中国则可以随意地摆布别国。----此论调除了党的慷慨高歌自我安慰外，不知有何实际理论支持？
以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在国际经贸依存度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上，比较得出中国离了外国将会更加难过，甚至面临死亡，而别人离了中国，则大不了难过几天，生活质量下降一些而已，所以还是中国对外国的依存度强些，中国的“救世主”角色需要重复新定位。所以经贸战真的爆发，则最终不支倒地的首先是中国，而非它人。先倒下的，则是败家，后败的，则是赢家。
经济危机面前，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面临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失业增加，稳定受困的窘境，对消费市场的需求量，已超出了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所以真正急切需要下游产品消费市场的是中国，而不是欧美。
以中澳铁矿石交易为例，中国要面对强大的世界性铁矿石联盟的全力阻击，多年来屡战屡败，虽然至今还在以“中国市场”自居，但事实上对手却无视此一威胁，“不惜以损害长期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形势正变得异常严峻起来。
“无米下锅”的中国，将来会如何收场，还要继续持“中国市场”强硬下去吗？
二、自顾不暇的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繁荣，就像是美国纳斯达克的“麦道夫”骗局。不同之处在于，麦道夫仅一家企业法人，众人上当受骗是因为不明就里，自愿加贪心所致，而中国则是全体国民的福祉被绑架于专制者为所欲为的战车上，是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赌，是不得已而从之。
中国多年来一直用“老鼠会”式的经济手段，不停地以新骗局来掩盖旧骗局(以股市为国企解困)，以新投入来掩盖旧漏洞(建行上市前，国家注入资金，以冲淡其呆坏帐)，“拆了东墙补西墙”(抑民营，保国营)，人为制造繁荣泡沬(政府对股市、楼市托市，用以保证土地财政)，形成一个连续难解的恶性循环怪圈，到最后竟连骗局制造者也身不由己不能自拔了。
这个怪圈的破解，只有直到世事风云突变(如本次经济危机，还有国内的政治危险互为因果影响)之时，操纵者如麦道夫那样再也无力寻求新的补充资源，而彻底破裂的那一天才可能终止。
相比在各方面体制制度建设要完善得多的日本，约二十年前经济泡沬大增之时，人们仍对其经济以5%～6%的速度永久性持续发展抱有期待，无人敢于怀疑，但不久之后的90年代，日本经济即陷入了长期低迷的泥潭而难于自拔。没有任何制度做有力保证的中国，拿什么来“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还能够支撑运行并好似状况良好，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显现出异样的光彩，决非其本身内在实质如何健全，潜力如何巨大，而是因为中国经济首先是典型的权贵垄断性质，权贵资本(国有企业)占有全部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也是中国不被认可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之一，中国还游离于世界主流经济体系之外(虽然在不断“接轨”，但很多时候不按国际规则行事)，尚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最末端的“世界工厂”地位，与世界经济的共融性和关联度不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有限，受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天然具备一个滞后期。次之是中国以专制集权国家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超大的国家内涵，在既有基础之上可以再行无限次地吸取民间资源和社会能量，以损失底层国民幸福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为代价，来表现一时的光鲜和扮演“救世主”角色。
中国09年推出的“四万亿经济拉动计划”，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政策的极端体现和总爆发。其中含义之一，是意图通过透支大量国民存款、后代资源和生存环境，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梦想，终为政治稳定服务。但因无合理的实体产业做支撑，无有效的监管和后期执行效率，资金去向不明或被滥用已成必然，最终无异于给垂死病人的一剂强心针，一场非生即死的命运赌博，其生命力是脆弱的，有效性是暂时的，结果是危险的。之二则是，如此大规模投资，是因为对不久的未来有一个自认为可以好转的良好预期，对传统的美欧市场的心理期盼尤其如此。但这是有时限性的，假如世界经济好转的周期延后超过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则中国必然会在某一天因后继乏力不支而倒地。
三、经济行为政治化
中国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弱硬两手并用，在国际事务上经常大度地一掷千金，不外乎是想以此换取一些国际政治意识认同，搞金钱外交而已。或是动不动就以“停用某国商品”“拒绝消费某国产品”相威胁，以期达到“制人低头”的政治目的，但这是以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存水平下降为代价的。
如08奥运之前的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使法国家乐福在中国遭受大量愤青的抵制和冲击，在其总统低头“来朝”后，又抛出经贸大单回报，之后萨克奇会见达赖，又被视为“反复小人”，再受经贸“制裁”，再认错，再回暖复活……如此反复，两国政治中的主线就是经济，以经济来操控政治，中国的经贸行为，已完全政治化了。
“当局出于维护政权需要煽动民族主义时，动辄挑动抵制法国“家乐福”、包围抗议美国《CNN》等等，而在对待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异常的“克制”和“冷静”。据当地华商介绍，目前在集装箱大使馆附近，莫斯科警察只要看到中国人不管身份合法不合法，先抓捕扣压然后就是遣返，限期离境。前不久发生“新星”号商船被击沉事件，当时当局表现的也是这么不闻不问的软脚态度。请问在美国的华商有这样的遭遇吗？
在民主国家它就尽量利用西方国家的民主来贩卖共产政策，可是真正碰到他的苏联老大哥，它完全没辄。苏联虽然现在不是俄共了，但是要在这个老朋友面前百依百顺听他的话，这样他才能维持跟俄罗斯的关系，来跟美国讨价还价。对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力拓间谍案 vs 华商俄国走私案 新唐人电视
与中国经济骗局有得一比的，是中国的小学生---北韩为了争面子在军事上花费数亿美元搞核讹诈，在经济上向世人发出 “在2012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梦呓一般的疯狂叫嚣，是专制制度不顾其国民死活而仅仅为了一己私得所做出的种种政治表演，其内里是血腥和非人性的，目的不外乎是对内愚其一国之民，对外“唬”一下人，给自己“壮”一下胆罢了。可身处其专制铁桶之外的世人，谁还会相信这种“天国鬼话”呢？
四、中国实力的脆弱
中国不具备完整的社会体系，如从先进的社会法律制度到完善的经济产业规划，从高尚的道德理想信仰到人性的公民教育理念等，所以中国的社会风险是巨大的，长久的，也是脆弱的，使中国在面对种种突发危机时，只能以“体大人多”自居，以透支未来或是吃老本来应对。
中国在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时表现出强大的消费张力，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只要政治正确，哪怕打肿脸充胖子，哪怕经济行为失误，花钱买稳定也是值得的。----因为它自己从来不用为此买单，在它背后，有无数为其买单的普通国民。
经济上因为贫富差距巨大，中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仅仅局限于精英消费和政治集团消费(如世界奢侈品在中国的热卖)领域，其能量再大，也只局限在小范围，也缺乏社会基础和扩张潜力，只能逞一时之强，却难展长久之效。
一个正常国家的消费能力，是以普通国民的日常消费做为最大支撑基础的，而中国这方面的消费能力是十分低下的。中国平民消费能力低下，不是中国人不需要消费，而是权贵阶级时时在以法律形式想法设法地限制平民消费，利用一切公开形式转移社会资金和财富，才造成中国消费市场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两重天局面。
中国欲以“四万亿”来重振经济的冲天口号，同样还是精英们的财富游戏，让人重新想起了在五十年代曾经喊过的“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革命”口号，到后来除了死人还要加上倒退(放在北韩还可能引发革命)。用美国人前不久反讥北韩“将美国从地球上抹去”的大话试问之：“中国拿什么发展？”，无疑是非常形象贴切的。
有鉴于中国实力的外强中干，世人大可不必为“中国威胁论”纷扰过度，需要防备的，仅仅是代表其存在的一小撮专制者临死之前的疯狂一搏而已。魔鬼死后的世界，依然风和景明，依然美丽如常。
2009-7-17
（《自由圣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