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9日讯】遭北韩羁押140馀天的美籍华裔记者凌志美与韩裔记者李云娜，8月5日清晨6时许返抵洛杉矶近郊的贝班克机场，两人都喜极而泣表示“恶梦终于结束”。重获自由的两名记者对克林顿及其团队表达由衷地感谢。
凌志美一长串的感激名单，还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前副总统高尔，家人亲朋，甚至那些默默关心他们的心地善良的陌生人，她说她们在北韩一直能感受到他们正的能量，这些爱让她们走过最黑暗的日子，并使得她们相信终有一天会回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凌志美最后也表示要“感谢北韩政府的的特赦”。
闻听此言，人们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北韩流氓政府正是这140天来给她们制造痛苦与创伤的真正元凶。受害者虽已身处自由之地，却还是身不由己要感激流氓的“开恩”之举。
不幸的是这种言论通过自由社会的媒体被传播到全世界，无形之中助长着这些个共产流氓政权的气焰，正如北韩中央通信社自我吹捧的说，释放两名新闻记者，像征北韩的“人道主义与爱好和平的政策”。
说起来这种“感谢北韩政府的的特赦”的言论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政权都惯用这种心灵摧残的洗脑术。例如中共采取各种洗脑转化手段，在长期非法关押与折磨法轮功学员之后，却要人们对其所谓的“帮教”而感激不尽，并大肆宣传中共的“人道”案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在1973年8月23-28号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之后被发现的。当时人质和绑匪共处一个屋檐下，身处绝望而又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人质逐渐的熟悉了绑匪，当人们从绑匪那里得到某种“好处”时，就会对绑匪心存感激之心，甚至出来后还为绑匪辩护。
当然，与绑匪不同，共产邪恶政权是以此耍弄着人类社会的普世原则，模糊着人类的道义原则，从而求得其生存的空间。说白了，当人们没有了道德勇气，缺乏了是非判断的时候，共产政权的一切邪恶也都可以明码标价而得以疏容。
北韩政权有意重判两位记者12年，从心理上把她们与国际关注打入绝望，居上位逼人来“救”，来“求”。在机场新闻发布会上，凌志美数度哽咽，她说，“过去的 140天是我们一生中最艰难、最心痛的时刻”，“我们曾经害怕会被送进劳改营，接着突然间，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会面”，“我们被带到一个地点，我们走进门，看到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克林顿总统，我们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心里立刻知道，我们人生中的恶梦终于就要结束了”。
凌志美一长串的感激名单，还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前副总统高尔，家人亲朋，甚至那些默默关心他们的心地善良的陌生人，她说她们在北韩一直能感受到他们正的能量，这些爱让她们走过最黑暗的日子，并使得她们相信终有一天会回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凌志美最后也表示要“感谢北韩政府的的特赦”。
闻听此言，人们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北韩流氓政府正是这140天来给她们制造痛苦与创伤的真正元凶。受害者虽已身处自由之地，却还是身不由己要感激流氓的“开恩”之举。
不幸的是这种言论通过自由社会的媒体被传播到全世界，无形之中助长着这些个共产流氓政权的气焰，正如北韩中央通信社自我吹捧的说，释放两名新闻记者，像征北韩的“人道主义与爱好和平的政策”。
说起来这种“感谢北韩政府的的特赦”的言论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政权都惯用这种心灵摧残的洗脑术。例如中共采取各种洗脑转化手段，在长期非法关押与折磨法轮功学员之后，却要人们对其所谓的“帮教”而感激不尽，并大肆宣传中共的“人道”案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在1973年8月23-28号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之后被发现的。当时人质和绑匪共处一个屋檐下，身处绝望而又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人质逐渐的熟悉了绑匪，当人们从绑匪那里得到某种“好处”时，就会对绑匪心存感激之心，甚至出来后还为绑匪辩护。
当然，与绑匪不同，共产邪恶政权是以此耍弄着人类社会的普世原则，模糊着人类的道义原则，从而求得其生存的空间。说白了，当人们没有了道德勇气，缺乏了是非判断的时候，共产政权的一切邪恶也都可以明码标价而得以疏容。
北韩政权有意重判两位记者12年，从心理上把她们与国际关注打入绝望，居上位逼人来“救”，来“求”。在机场新闻发布会上，凌志美数度哽咽，她说，“过去的 140天是我们一生中最艰难、最心痛的时刻”，“我们曾经害怕会被送进劳改营，接着突然间，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会面”，“我们被带到一个地点，我们走进门，看到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克林顿总统，我们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心里立刻知道，我们人生中的恶梦终于就要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