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26日讯】
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线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着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 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 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路，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 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 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 程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 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 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 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着《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 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 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 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 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 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 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 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 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 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 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 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 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
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 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 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 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 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 -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 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 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 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 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 “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沈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 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 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 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 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馀 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 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义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 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 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着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 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沈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着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 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 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资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 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 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 的半自传体小说《馀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线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着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 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 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路，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 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 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 程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 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 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 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着《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 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 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 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 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 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 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 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 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 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 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 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 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
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 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 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 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 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 -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 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 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 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 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 “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沈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 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 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 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 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馀 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 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义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 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 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着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 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沈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着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 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 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资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 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 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 的半自传体小说《馀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