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5日讯】恐惧使网络拥有者自律，使网络使用者沉默。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潘在殊报导）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举行。本届金尧如新闻自由奖共评出 印刷组和电子传媒组两项大奖，分别由报导四川地震周年系列和有关大陆网络力量的题材夺得。金尧如新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程翔表示，今年共有70多个作品参赛，水平高，竞争激烈，并首次有大陆媒体参赛。显示此奖已逐渐获得新闻界的认同。
颁奖会后举行了研讨会，主题是 “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前《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员长平和香港互联网协会主席莫乃光发表了演讲。与会者也纷纷提问参与讨论。下面是新唐人独家录制的研讨会实况录像。
长平：中国互联网步入恐怖时代
刚才邱先生讲到，是人还是技术的Debate（辩论），我也想接着这个。首先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怎样突破资讯封锁，实现资讯自由。我想指出的事实是，其实现资讯自由不只是技术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现在不是一个资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讯恐怖时代。
这段时间的“推特”，如果大家观察，会发现人越来越少。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在那里说：哎呀，太没有意思了，连“五毛党”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用“推特”的人本身就很少，因为“翻墙”等等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恐惧。在“茉莉花革命”之前，还是有一些想要得到自由资讯的人会克服困难，翻墙去到“推特”。这段时间以来，当然第一个是技术上遇上困难，“翻墙”就更加麻烦了。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很多人也可以“翻墙”，甚至就在“墙”外，但是他也不愿意去说话了。“茉莉花革命”之后，“推特”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五毛党”，其实，一方面他们起着所谓引导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起着蒐集情报的作用，然后发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时候就是“道路以目”的故事。周厉王的时候实行恐怖统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大家可以谈论政治，但是他是派了很多人到那个镐京，就是现在西安以西的他当时的首都，去偷听老百姓的谈话，然后告上去。如果发现在议论国家大事，尤其是骂周厉王的，那就会处以极刑。很快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然后所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使眼神来表示问候，或者传达其他信息。其实那个时候嘴巴并没有被封住的，为什么大家不敢说话呢？是因为恐惧。“推特”的情况就让我想起这个典故。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人们少说话，或是不说话了，这是这几天的情况。当然我仍然认为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意识到这个资讯恐怖的前提下，回头仍然可以来讨论“怎么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这样一个事实。
在很多年前，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中国的传统媒体，我在报社工作，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使用互联网的信息，因为那个信息很多是谣言。报社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然后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基本上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了。反而是互联网公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转载某某报纸的报导或者评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呢？当然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那之前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疏的，不知道怎么管理，心里没有数，所以首先给传统媒体打招呼，互联网都是谣言，不要使用，或谨慎使用。后来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打这个招呼了，因为互联网已经他管得很好了，管得心中有数了。反过来，发现比传统媒体可能管得还好，所以会打招呼，不要转载传统媒体的某篇文章，或者某个报导。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互联网的管理，这些年来其实是站在他管理的角度说，可以说是非常进步、非常有效率的，甚至非常精细。
这个管理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征用了、或者收买了一些技术。这个都有一些事实，包括西方的一些商业公司都为“防火墙服务”。第二个方面是征用了大量的人力。公开培训这个网络阅评员，我们叫“五毛党”，就是发一个帖，可以得到五毛或者多少钱的费用。很多宣传部门，大家都在网站上也看到，实际上是不遮掩地把培训“网络阅评员”，作为一个成绩来宣讲的。这两点因素都是大家随时可以看的到的。
还有一点其实是商业的因素。商业公司在中国媒体，或是在中国言论发展的历史上，这一、二十年的历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开始是九二年，在我看来是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媒体才和其它社会领域一样，被推向了市场，大量的媒体成为市场化的媒体。这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是热烈拥抱市场化，拥抱这个资本家的。因为它会成为反抗过去的假、大、空的“新华体”的一个有利的武器。为什么成为武器呢？因为市场化在那个时候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因为成了中央的一个纲领和一些政策。
然后也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的产生也一样起着利用着市场化，市场的原则，自由交易的这种原则，反抗言论管制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现在。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那面。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公司，我用彻头彻尾的这个词，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传统媒体事实上，用英国有一位学者的论述，传统媒体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尤其对对新闻自由在起作用。其中有商业的因素，还有媒体人的职业自律，或者说职业理想，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行业形成的一些共识，行业自律等等。但在互联网公司，可以说这一块就是媒体人的职业理想，或者说职业追求这一块，实际上它起的作用是远远小于传统媒体的。不管是公司的运营，还是它内容的架构，还是这些从业者的职业心态，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化的。所以在媒体伦理，包括官方说的“造谣”，就是信息不准确等等这方面，互联网公司的确是、可以说是值得检讨的地方更多。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了商业利益，其实网络公司多多少少都是在配合官方的检查，或者说在自己设置机制，进行自我检查，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生存。举一个例子，“推特”问世之后，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山寨大国”，这些东西这些产品国内都会有。国外有“推特”，我们有“饭否”在当时；国外有Facebook，我们就有“校类网”。当时在“饭否”的时候其实跟“推特”是大体相同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人们称道的新媒体精神，对传统媒体的菁英化、控制模式的一些反动。因为传统媒体都是通过收集信息、然后编辑信息，经过制作，然后再印刷或者是传播的。而博客到“微博”、“推特”以来，新媒体它有一些这个反权威、反中心、去中心化、反菁英，这样一些精神出现。当时“饭否”基本上没有改造这些，当时“饭否”非常火爆，但是“饭否”在八九年“六四”二十三年之前被关了。
后来出现到新浪、微博为主的一些商业公司做的这个微博，当然“饭否”也是商业公司，我是谈它们的区别。现在这些微博都生存下来，而且非常的火爆，尤其是新浪微博从商业化做得非常成功。大家知道在零九年之前，新浪从商业上都在中国内地几大门户网站中，被认为是最不看好的模式，因为像网易有游戏，腾讯有QQ，它们都有别的挣钱渠道，新浪主要是新闻，新闻又是被严密管控的，所以它的股票在那斯达克上一直是不好的。但是在去年突然大涨，它的股票是翻了三倍。我都有朋友买一支新浪股票，什么都不干，就挣了一百万的。所以这对商业公司来说太重要了，对新浪来说太重要了，就是它从一个最不看好公司，突然变成一个最有前景的公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微博”。那这块对它就如此之重要，或者从一开始它们就非常重视，它不会让它消失，不会让它成为第二个“饭否”的，一定不会，或者从一开始它就没有准备让它成为“饭否”。
那它的一开始组织模式，其实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新媒体的一个精神是个体化、平等化、去中心化。新浪微博其实一开始就是组织、策划、分等级。它的用户有些是加V的，V就是VIP，大部份是不加V的。对加V的它会重点经营，有专门的客服、客服经理、客服代表，给你打电话沟通。它有组织化。它专门比如说会聘请明星，原来的“博客”时代，它甚至会花钱请明星来参与，尤其是港台明星。会对他们的身分和议题进行推广，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多的粉丝。它同时通过这样的策略，让粉丝（Followers）成为一种竞争态势。在“推特”更多的，或者是在Facebook关注者，或者 followers，更多的还是朋友圈，起这样一个作用去联系。
新浪的尤其是明星的粉丝，绝大部份跟他们的个人生活，或者跟他们的直接信息交流是没有关系的，大部份他们是不认识的，有些甚至被称为“僵尸粉丝”，就是是不存在的。但是大家喜欢的是这个数字，我有两百万粉丝。另外一个明星一看，我才一百五十万，我加紧努力，或者是我想办法跟新浪怎么样。当然新浪其实也是按这些明星的在娱乐圈的地位，来设置他的推广程度和粉丝数量的多少，这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逻辑，它把它置于商业竞争的这个态势。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像传统媒体一样会策划，策划话题，就是设置议题，甚至设置议程，如果暂时没有特别热烈的话题，它可能会设置一些。当然也有些人可能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在这种模式下诞生的。有些商业公司，一些小的商业公司，也会利用它来就是编造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一天晚上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是“张国荣复活了”，张国荣并没有从那个文华酒楼跳下去，那是一个假的，他正在从英国回来，马上要到香港，机场挤满了记者。这样一条消息那就会有无数的人去跟踪。还有一天金庸去世了，金庸先生去世了，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些都是故意编造的假新闻。这个在“推特”或是在Facebook就一般来说很难出现，就是故意编造假新闻来使自己的追随着（followers）增加。
设置议题。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可以肯定的说，它使当局有相当程度的放心，因为你体现了你控制言论的一种能力，你可以设置议题，你可以管理这个言论空间，它还有一些很细的，很细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我举我的这个例子，在去年一月份，就年前，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社之后，到互联网，尤其是在微博上，在三、四天内，特别是当天下午开始知道消息，下午开始，结果很多人声援，甚至发起了所谓的“新五毛党运动”，就是为了讽刺那个五毛党，有人号召每个人捐给我五毛钱，这个我收到了八千多元，每个人五毛，就有一万多这个党员很多的，比香港很多党都大，这个让我很害怕。而且只是在大概三天时间左右，后来就被封了。就是我的这个话题被封了。我的名字在微博上，你现在去搜索都是“根据相关法律侦测你的搜索结果不予显现”，同时把我的那个“微博”给屏蔽了，我也是他们加V的一个帐号。所以我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就说，“上面”要求我们删掉你的“微博”，但是我们很重视你，我们想办法保留，但是我们必须把你封了。“封了”的意思就是，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看不到我发言了，看不到我新的消息，但是如果他不给我打电话，我会认为他还是正常的，其实很多人没有接到电话，你发一条消息，其实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你看的到，你以为是已经发出去了，这是它一种管理办法。
但是他们告诉了我，又过了两天可能压力更大了，他们把我的全部消息封锁了，就是在最开始可以看到过去的消息看不到新的，新的发言，那现在呢，但搜索也搜索不到，但是如果你本身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的名字，我是还在，你点开看我的帐号还在，我这边也会显示我发了多少条消息，但这边一片空白，就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说这是我的情况。那另外的一些人的情况，当然我没有做全面的研究，只是我自己的经验，那我知道的信息有这几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就被封啦，比如说有位律师叫浦志强，也是做过一些呼吁人权等等比较活跃的，所以应该是它们的V，VIP。但是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比较激烈的在推特上发言，痛骂这个传说中的，要我离职的中宣部的某位副部长，他点名道姓地骂。于是他可能就不得不被删掉，他的帐号被删掉了。被删掉了之后，他马上就复活。在新浪微博上有个词叫“复活”，就是你再换一个名字，稍微不同的名字，但让人还是看得出是你，比如说有一位叫萧翰的，现在是二十多世还是三十多世，萧翰就是三十六世，就像那个转世复活，他会说我是转世的，我是前一个，我就是浦志强，他现在名字叫“小小律师浦志强”，他前一个叫“二律师浦志强”，我不知道最开始是不是叫“律师浦志强”。好，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也就存在了，他可以继续发言，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纯粹的无名氏、小人物，比如说跟我这个有关的，有一个所谓我的粉丝，建一个微博叫“长平官方粉丝团”，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一直在发言，在建了刚不久，所以他的追随者（followers）其实也不多，大概一千多人，他大概是一个积极的发言的人，就我这个时间，马上他的帐号被删了。被删了他也学浦志强马上复活，建了一个微博叫，一个帐号叫“长平民间粉丝团”，而且宣称我就是我的前身，是官方粉丝团，帐号马上被删了，他准备又建，根本就又被删。好，至少有这三种情况，就是允许存在的，一种是删了允许复活的，一种是根本不允许你存在的，因为你太少人了，你给它带来的利益和带来的麻烦完全不成正比，你就不存在。
这种管理呢，我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管理技术，不是中宣部给他们的，非常精细，而且还有非常具体的一些方面。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新浪微博的作用，新浪微博在很多话题上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的确是为很多底层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言论空间。我只是想讲，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个方面，看到商业性的方面，看到商业和权力将结合的时候的这个配合的，和主动利用这些技术进行言论管控的一方面。
所以呢，我觉得互联网的突破封锁的针对这个的一个前提，应该鼓励更多的、多元化的情况出现。更多的一些小的互联网网站，当然对这块官方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他不强加控制那自然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网站，出现很多很多的技术，他对这个是严加管控的，但是如果是有更多的一些，或者商业压力本身不那么大的，没有在那个那斯达克上市的，甚至就是一些这个公民团体，一些NGO做的这些网站，我相信这块会好很多，我的发言是不是占的时间太多了，我就先说这些。
（新唐人首发 转自请注明出处）
【演讲者简介】长平（本名张平）任职《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时就曾因“张君案”和“石家庄大爆炸案”等报道被开除。其后（2003-2004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回到南方报业。2008 年任《南都周刊》副总编。 其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现代快报》、《新快报》等。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系列文章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被报社撤职并调离采编一线到行政部门的《南方都市报》传播中心任研究员。2010年南方报业集团在中宣部压力下禁止旗下媒体刊登他的文章。2011年1月27日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
【金尧如及新闻自由奖简介】金尧如，1923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原香港亲中共《文汇报》总编辑。1989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金尧如等人主导在《文汇报》的社论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与中共决裂。移居美国后，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直至2004年初去逝。2009年05月20日金尧如纪念基金成立，并同时设立“金尧如新闻自由奖”，旨在秉承金尧如的精神，推崇爱国民主思想的精神，共同维护香港新闻自由。每年拨款1万元，以奖励在维护香港新闻自由作出贡献的新闻从业员。
听打：童龙 陈韵莲 清德 杨亚伦 张莉
制作：雅红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潘在殊报导）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举行。本届金尧如新闻自由奖共评出 印刷组和电子传媒组两项大奖，分别由报导四川地震周年系列和有关大陆网络力量的题材夺得。金尧如新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程翔表示，今年共有70多个作品参赛，水平高，竞争激烈，并首次有大陆媒体参赛。显示此奖已逐渐获得新闻界的认同。
颁奖会后举行了研讨会，主题是 “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前《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员长平和香港互联网协会主席莫乃光发表了演讲。与会者也纷纷提问参与讨论。下面是新唐人独家录制的研讨会实况录像。
长平：中国互联网步入恐怖时代
刚才邱先生讲到，是人还是技术的Debate（辩论），我也想接着这个。首先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怎样突破资讯封锁，实现资讯自由。我想指出的事实是，其实现资讯自由不只是技术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现在不是一个资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讯恐怖时代。
这段时间的“推特”，如果大家观察，会发现人越来越少。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在那里说：哎呀，太没有意思了，连“五毛党”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用“推特”的人本身就很少，因为“翻墙”等等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恐惧。在“茉莉花革命”之前，还是有一些想要得到自由资讯的人会克服困难，翻墙去到“推特”。这段时间以来，当然第一个是技术上遇上困难，“翻墙”就更加麻烦了。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很多人也可以“翻墙”，甚至就在“墙”外，但是他也不愿意去说话了。“茉莉花革命”之后，“推特”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五毛党”，其实，一方面他们起着所谓引导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起着蒐集情报的作用，然后发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时候就是“道路以目”的故事。周厉王的时候实行恐怖统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大家可以谈论政治，但是他是派了很多人到那个镐京，就是现在西安以西的他当时的首都，去偷听老百姓的谈话，然后告上去。如果发现在议论国家大事，尤其是骂周厉王的，那就会处以极刑。很快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然后所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使眼神来表示问候，或者传达其他信息。其实那个时候嘴巴并没有被封住的，为什么大家不敢说话呢？是因为恐惧。“推特”的情况就让我想起这个典故。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人们少说话，或是不说话了，这是这几天的情况。当然我仍然认为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意识到这个资讯恐怖的前提下，回头仍然可以来讨论“怎么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这样一个事实。
在很多年前，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中国的传统媒体，我在报社工作，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使用互联网的信息，因为那个信息很多是谣言。报社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然后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基本上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了。反而是互联网公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转载某某报纸的报导或者评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呢？当然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那之前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疏的，不知道怎么管理，心里没有数，所以首先给传统媒体打招呼，互联网都是谣言，不要使用，或谨慎使用。后来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打这个招呼了，因为互联网已经他管得很好了，管得心中有数了。反过来，发现比传统媒体可能管得还好，所以会打招呼，不要转载传统媒体的某篇文章，或者某个报导。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互联网的管理，这些年来其实是站在他管理的角度说，可以说是非常进步、非常有效率的，甚至非常精细。
这个管理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征用了、或者收买了一些技术。这个都有一些事实，包括西方的一些商业公司都为“防火墙服务”。第二个方面是征用了大量的人力。公开培训这个网络阅评员，我们叫“五毛党”，就是发一个帖，可以得到五毛或者多少钱的费用。很多宣传部门，大家都在网站上也看到，实际上是不遮掩地把培训“网络阅评员”，作为一个成绩来宣讲的。这两点因素都是大家随时可以看的到的。
还有一点其实是商业的因素。商业公司在中国媒体，或是在中国言论发展的历史上，这一、二十年的历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开始是九二年，在我看来是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媒体才和其它社会领域一样，被推向了市场，大量的媒体成为市场化的媒体。这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是热烈拥抱市场化，拥抱这个资本家的。因为它会成为反抗过去的假、大、空的“新华体”的一个有利的武器。为什么成为武器呢？因为市场化在那个时候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因为成了中央的一个纲领和一些政策。
然后也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的产生也一样起着利用着市场化，市场的原则，自由交易的这种原则，反抗言论管制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现在。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那面。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公司，我用彻头彻尾的这个词，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传统媒体事实上，用英国有一位学者的论述，传统媒体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尤其对对新闻自由在起作用。其中有商业的因素，还有媒体人的职业自律，或者说职业理想，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行业形成的一些共识，行业自律等等。但在互联网公司，可以说这一块就是媒体人的职业理想，或者说职业追求这一块，实际上它起的作用是远远小于传统媒体的。不管是公司的运营，还是它内容的架构，还是这些从业者的职业心态，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化的。所以在媒体伦理，包括官方说的“造谣”，就是信息不准确等等这方面，互联网公司的确是、可以说是值得检讨的地方更多。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了商业利益，其实网络公司多多少少都是在配合官方的检查，或者说在自己设置机制，进行自我检查，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生存。举一个例子，“推特”问世之后，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山寨大国”，这些东西这些产品国内都会有。国外有“推特”，我们有“饭否”在当时；国外有Facebook，我们就有“校类网”。当时在“饭否”的时候其实跟“推特”是大体相同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人们称道的新媒体精神，对传统媒体的菁英化、控制模式的一些反动。因为传统媒体都是通过收集信息、然后编辑信息，经过制作，然后再印刷或者是传播的。而博客到“微博”、“推特”以来，新媒体它有一些这个反权威、反中心、去中心化、反菁英，这样一些精神出现。当时“饭否”基本上没有改造这些，当时“饭否”非常火爆，但是“饭否”在八九年“六四”二十三年之前被关了。
后来出现到新浪、微博为主的一些商业公司做的这个微博，当然“饭否”也是商业公司，我是谈它们的区别。现在这些微博都生存下来，而且非常的火爆，尤其是新浪微博从商业化做得非常成功。大家知道在零九年之前，新浪从商业上都在中国内地几大门户网站中，被认为是最不看好的模式，因为像网易有游戏，腾讯有QQ，它们都有别的挣钱渠道，新浪主要是新闻，新闻又是被严密管控的，所以它的股票在那斯达克上一直是不好的。但是在去年突然大涨，它的股票是翻了三倍。我都有朋友买一支新浪股票，什么都不干，就挣了一百万的。所以这对商业公司来说太重要了，对新浪来说太重要了，就是它从一个最不看好公司，突然变成一个最有前景的公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微博”。那这块对它就如此之重要，或者从一开始它们就非常重视，它不会让它消失，不会让它成为第二个“饭否”的，一定不会，或者从一开始它就没有准备让它成为“饭否”。
那它的一开始组织模式，其实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新媒体的一个精神是个体化、平等化、去中心化。新浪微博其实一开始就是组织、策划、分等级。它的用户有些是加V的，V就是VIP，大部份是不加V的。对加V的它会重点经营，有专门的客服、客服经理、客服代表，给你打电话沟通。它有组织化。它专门比如说会聘请明星，原来的“博客”时代，它甚至会花钱请明星来参与，尤其是港台明星。会对他们的身分和议题进行推广，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多的粉丝。它同时通过这样的策略，让粉丝（Followers）成为一种竞争态势。在“推特”更多的，或者是在Facebook关注者，或者 followers，更多的还是朋友圈，起这样一个作用去联系。
新浪的尤其是明星的粉丝，绝大部份跟他们的个人生活，或者跟他们的直接信息交流是没有关系的，大部份他们是不认识的，有些甚至被称为“僵尸粉丝”，就是是不存在的。但是大家喜欢的是这个数字，我有两百万粉丝。另外一个明星一看，我才一百五十万，我加紧努力，或者是我想办法跟新浪怎么样。当然新浪其实也是按这些明星的在娱乐圈的地位，来设置他的推广程度和粉丝数量的多少，这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逻辑，它把它置于商业竞争的这个态势。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像传统媒体一样会策划，策划话题，就是设置议题，甚至设置议程，如果暂时没有特别热烈的话题，它可能会设置一些。当然也有些人可能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在这种模式下诞生的。有些商业公司，一些小的商业公司，也会利用它来就是编造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一天晚上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是“张国荣复活了”，张国荣并没有从那个文华酒楼跳下去，那是一个假的，他正在从英国回来，马上要到香港，机场挤满了记者。这样一条消息那就会有无数的人去跟踪。还有一天金庸去世了，金庸先生去世了，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些都是故意编造的假新闻。这个在“推特”或是在Facebook就一般来说很难出现，就是故意编造假新闻来使自己的追随着（followers）增加。
设置议题。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可以肯定的说，它使当局有相当程度的放心，因为你体现了你控制言论的一种能力，你可以设置议题，你可以管理这个言论空间，它还有一些很细的，很细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我举我的这个例子，在去年一月份，就年前，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社之后，到互联网，尤其是在微博上，在三、四天内，特别是当天下午开始知道消息，下午开始，结果很多人声援，甚至发起了所谓的“新五毛党运动”，就是为了讽刺那个五毛党，有人号召每个人捐给我五毛钱，这个我收到了八千多元，每个人五毛，就有一万多这个党员很多的，比香港很多党都大，这个让我很害怕。而且只是在大概三天时间左右，后来就被封了。就是我的这个话题被封了。我的名字在微博上，你现在去搜索都是“根据相关法律侦测你的搜索结果不予显现”，同时把我的那个“微博”给屏蔽了，我也是他们加V的一个帐号。所以我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就说，“上面”要求我们删掉你的“微博”，但是我们很重视你，我们想办法保留，但是我们必须把你封了。“封了”的意思就是，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看不到我发言了，看不到我新的消息，但是如果他不给我打电话，我会认为他还是正常的，其实很多人没有接到电话，你发一条消息，其实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你看的到，你以为是已经发出去了，这是它一种管理办法。
但是他们告诉了我，又过了两天可能压力更大了，他们把我的全部消息封锁了，就是在最开始可以看到过去的消息看不到新的，新的发言，那现在呢，但搜索也搜索不到，但是如果你本身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的名字，我是还在，你点开看我的帐号还在，我这边也会显示我发了多少条消息，但这边一片空白，就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说这是我的情况。那另外的一些人的情况，当然我没有做全面的研究，只是我自己的经验，那我知道的信息有这几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就被封啦，比如说有位律师叫浦志强，也是做过一些呼吁人权等等比较活跃的，所以应该是它们的V，VIP。但是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比较激烈的在推特上发言，痛骂这个传说中的，要我离职的中宣部的某位副部长，他点名道姓地骂。于是他可能就不得不被删掉，他的帐号被删掉了。被删掉了之后，他马上就复活。在新浪微博上有个词叫“复活”，就是你再换一个名字，稍微不同的名字，但让人还是看得出是你，比如说有一位叫萧翰的，现在是二十多世还是三十多世，萧翰就是三十六世，就像那个转世复活，他会说我是转世的，我是前一个，我就是浦志强，他现在名字叫“小小律师浦志强”，他前一个叫“二律师浦志强”，我不知道最开始是不是叫“律师浦志强”。好，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也就存在了，他可以继续发言，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纯粹的无名氏、小人物，比如说跟我这个有关的，有一个所谓我的粉丝，建一个微博叫“长平官方粉丝团”，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一直在发言，在建了刚不久，所以他的追随者（followers）其实也不多，大概一千多人，他大概是一个积极的发言的人，就我这个时间，马上他的帐号被删了。被删了他也学浦志强马上复活，建了一个微博叫，一个帐号叫“长平民间粉丝团”，而且宣称我就是我的前身，是官方粉丝团，帐号马上被删了，他准备又建，根本就又被删。好，至少有这三种情况，就是允许存在的，一种是删了允许复活的，一种是根本不允许你存在的，因为你太少人了，你给它带来的利益和带来的麻烦完全不成正比，你就不存在。
这种管理呢，我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管理技术，不是中宣部给他们的，非常精细，而且还有非常具体的一些方面。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新浪微博的作用，新浪微博在很多话题上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的确是为很多底层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言论空间。我只是想讲，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个方面，看到商业性的方面，看到商业和权力将结合的时候的这个配合的，和主动利用这些技术进行言论管控的一方面。
所以呢，我觉得互联网的突破封锁的针对这个的一个前提，应该鼓励更多的、多元化的情况出现。更多的一些小的互联网网站，当然对这块官方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他不强加控制那自然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网站，出现很多很多的技术，他对这个是严加管控的，但是如果是有更多的一些，或者商业压力本身不那么大的，没有在那个那斯达克上市的，甚至就是一些这个公民团体，一些NGO做的这些网站，我相信这块会好很多，我的发言是不是占的时间太多了，我就先说这些。
（新唐人首发 转自请注明出处）
【演讲者简介】长平（本名张平）任职《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时就曾因“张君案”和“石家庄大爆炸案”等报道被开除。其后（2003-2004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回到南方报业。2008 年任《南都周刊》副总编。 其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现代快报》、《新快报》等。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系列文章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被报社撤职并调离采编一线到行政部门的《南方都市报》传播中心任研究员。2010年南方报业集团在中宣部压力下禁止旗下媒体刊登他的文章。2011年1月27日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
【金尧如及新闻自由奖简介】金尧如，1923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原香港亲中共《文汇报》总编辑。1989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金尧如等人主导在《文汇报》的社论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与中共决裂。移居美国后，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直至2004年初去逝。2009年05月20日金尧如纪念基金成立，并同时设立“金尧如新闻自由奖”，旨在秉承金尧如的精神，推崇爱国民主思想的精神，共同维护香港新闻自由。每年拨款1万元，以奖励在维护香港新闻自由作出贡献的新闻从业员。
听打：童龙 陈韵莲 清德 杨亚伦 张莉
制作：雅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