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0日讯】引言：索氏定论的不足
在前苏联，着名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批判当局是靠谎言来维系国家的，以至于谎言崩溃时，国家也崩溃了。尽管他后来因写残酷的劳改制度即《古拉格群岛》一书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只说对了一个侧面。
苏联崩解不只是谎言政治走到了尽头，而且是特务统治严重地伤害了整个社会，也更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民众急盼特务统治终结，苏联的崩解从逻辑上讲是人民极端厌恶苏共特务统治的一个政治结果。
1.一九七五：那笔沉重的政治债务
在历史分析中，重要人物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这个因素往往被夸大。简白地说，前苏联不出现叶利钦，也会出现“根利钦”、“枝利钦”。从逻辑上讲，苏联崩亡是民众期望结束苏共特务统治的一个政治结果。因此，苏共亡党在前，苏联崩亡在后。
叶利钦对苏共的抛弃毫无疑问是“蓄谋已久”且态度不可能逆转的。关于这点，有许多的时政分析与学术解释，但是，基本都没说到位。这还要从1975年的一个政治事件说起。
1975年7月，时任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后来短暂地任过苏共总书记，病逝）接到密报，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商人伊帕季耶夫经常在自己住宅里搞秘密聚会，讨论敏感政治话题。当时的叶利钦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第一书记。在克格勃第五总局的指令下，叶利钦着手“铲除”了伊帕季耶夫的小团体。
这次迫害很可能是叶利钦第一次欠下对知识分子和政治良知人士的巨额政治债务。可以说，这起由他亲手处理的政治迫害深深地震惊了他，使他的良知底线遭遇到挑战。
2.克格勃第五总局：未被注意的历史罪恶
那么，克格勃第五总局又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首脑后的一大创举，建立该局专司监督知识分子不满言行。按安氏的说法，“意识形态疏于监管，将会断送国家政权，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对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起到关键作用”。由于这种政治担心，第五总局内的部门分工特别清楚、活动就特别频繁。第五总局下设五个处、两个部。五个处分别为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作者处。两个部为民族工作部和反犹太复国部。总的来看，该局的工作重点是对准异议知识分子的，因此，克格勃内部就俗称其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局”，而其工作的道德说辞就是 “要向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的理想教育。”
当然，这种“教育”的先决条件是情报工作的绩效——“为能深入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苏联社会上到处都活跃着第五总局的工作人员的身影”——资料性的总结如此而言[1]。第五总局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仅1972年一年就导致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在流放中被冻死[2]。
对于该局的设立时间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说法：一个是上指的资料性总结，认为是1967年即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当年[3]；一个是中国着名的苏联历史研究专家金雁女士在2011年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文中交待：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4]。
比较而言，金雁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是，其他历史资料表明第五总局可能在1960年代之前更早的年代里存在过，因为，安德罗波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1969）以后，“重新组建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的各种表现，并与之斗争”[5]。
不管第五总局确切地成立于何时，它为勃列日涅夫的集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得以接任总书记的重要原因，尽管苏共党内最高层权斗总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
勃列日涅夫起初是个“弱主”，而由弱变强的条件必然是强化对国内异议的镇压，以及在最高层调整权力结构。这两点是独裁主义“君主”的通行策略，不同的是有的做得明显，有的做得隐蔽；有的把前者错后而后者置前，或者并行谋划。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以突出苏共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为借口，将中央主席团改为政治局，主席团的第一书记也就变成了政治局的总书记[6]；到1977年，历经十一年的“艰苦奋斗”，勃列日涅夫终于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独裁者，他是总书记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军衔则是大元帅[7]。不过，到这个光辉的顶点，他的来日也不多了，1982年11月10 日，这个疯狂的权力分子寿终正寝。
3.内外交困：戈氏改革的逻辑起点
安德罗波夫自然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摊子，很快做出外交调整，和美国谈核裁军，和中国谈改善边境态势[8]。两者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苏联门内部困难重重，改革就以不明显的形式发生了。所以说，现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发起人，是不全面的说法。至于安德罗波夫隐形改革是否具有伦理价值，还是个疑问，他最大的动机是改善国际环境，进而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事务。一句话：为政权续存之故。
也正是他的隐形改革没取得明显的国内效果，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才不得不采取公开的与系统化的改革。但是，苏共整个的统治已经失效，也即作为医生的同时，苏共也是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导致病入膏肓，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的特务统治。
特务统治是苏共的致幻剂，是剧毒健身药；特务统治是苏联腐蚀剂，是等待引爆的高当量炸药。
苏联出现叶利钦是必然的，或者说不出叶利钦也会另外的这类历史巨人。微妙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地位追求，尽管他要藉助非常反人性的特务统治。勃氏称他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苏联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并将此论写进宪法。发达社会主义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或曰“以人为本”的哲学探讨。因此，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苏联知识精英（包括异议分子和体制内良心人士）都在不停地探索人道主义、人性论，试图使苏联走上以人为本的良知与良治之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此种讨论藉助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大盛，实乃苏联社会与人民的幸运。
结语：有益的制度反省
人性的反省，当然会对特务统治做出结论。叶利钦的1975是个无法抹掉的印象，因此他后来对克格勃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忏悔与灵魂救赎。他说：“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线人与告密者的代称），而是相关的国家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伤害……在民主化时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9]
这是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前说的话。也正是鉴于特务统治的反人性本质，当然还有此前对他选举活动的破坏，他在当选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拒绝接受克格勃机构提供的警卫服务。较之与叶利钦，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即受命解散这个罪恶机构的政治人物瓦?巴卡京也许不算着名，但是，他的总结确比叶利钦更直接：“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10]
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没有什么可值得惋惜与同情的，更没有什么可“祭”的必要！相反，苏共亡党实在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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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2]&[3]参见网民“醉心望月”短文：“滴血的镰刀——克格勃第五总局”，载于凯迪社区（club.kdnet.net），2007年1月1日。
[4]金雁文章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此处转引自该报电子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5/02 /200296.shtml
[5]参见王铭玉编译《克格勃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P520。
[6]参见张建华着《推到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P344-345。
[7]同[6]，P348。
[8] 参加沈志华着《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P491-503。
[9]同 [5]，P658。
[10]参见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P14。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在前苏联，着名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批判当局是靠谎言来维系国家的，以至于谎言崩溃时，国家也崩溃了。尽管他后来因写残酷的劳改制度即《古拉格群岛》一书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只说对了一个侧面。
苏联崩解不只是谎言政治走到了尽头，而且是特务统治严重地伤害了整个社会，也更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民众急盼特务统治终结，苏联的崩解从逻辑上讲是人民极端厌恶苏共特务统治的一个政治结果。
1.一九七五：那笔沉重的政治债务
在历史分析中，重要人物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这个因素往往被夸大。简白地说，前苏联不出现叶利钦，也会出现“根利钦”、“枝利钦”。从逻辑上讲，苏联崩亡是民众期望结束苏共特务统治的一个政治结果。因此，苏共亡党在前，苏联崩亡在后。
叶利钦对苏共的抛弃毫无疑问是“蓄谋已久”且态度不可能逆转的。关于这点，有许多的时政分析与学术解释，但是，基本都没说到位。这还要从1975年的一个政治事件说起。
1975年7月，时任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后来短暂地任过苏共总书记，病逝）接到密报，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商人伊帕季耶夫经常在自己住宅里搞秘密聚会，讨论敏感政治话题。当时的叶利钦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第一书记。在克格勃第五总局的指令下，叶利钦着手“铲除”了伊帕季耶夫的小团体。
这次迫害很可能是叶利钦第一次欠下对知识分子和政治良知人士的巨额政治债务。可以说，这起由他亲手处理的政治迫害深深地震惊了他，使他的良知底线遭遇到挑战。
2.克格勃第五总局：未被注意的历史罪恶
那么，克格勃第五总局又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首脑后的一大创举，建立该局专司监督知识分子不满言行。按安氏的说法，“意识形态疏于监管，将会断送国家政权，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对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起到关键作用”。由于这种政治担心，第五总局内的部门分工特别清楚、活动就特别频繁。第五总局下设五个处、两个部。五个处分别为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作者处。两个部为民族工作部和反犹太复国部。总的来看，该局的工作重点是对准异议知识分子的，因此，克格勃内部就俗称其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局”，而其工作的道德说辞就是 “要向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的理想教育。”
当然，这种“教育”的先决条件是情报工作的绩效——“为能深入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苏联社会上到处都活跃着第五总局的工作人员的身影”——资料性的总结如此而言[1]。第五总局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仅1972年一年就导致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在流放中被冻死[2]。
对于该局的设立时间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说法：一个是上指的资料性总结，认为是1967年即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当年[3]；一个是中国着名的苏联历史研究专家金雁女士在2011年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文中交待：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4]。
比较而言，金雁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是，其他历史资料表明第五总局可能在1960年代之前更早的年代里存在过，因为，安德罗波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1969）以后，“重新组建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的各种表现，并与之斗争”[5]。
不管第五总局确切地成立于何时，它为勃列日涅夫的集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得以接任总书记的重要原因，尽管苏共党内最高层权斗总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出现。
勃列日涅夫起初是个“弱主”，而由弱变强的条件必然是强化对国内异议的镇压，以及在最高层调整权力结构。这两点是独裁主义“君主”的通行策略，不同的是有的做得明显，有的做得隐蔽；有的把前者错后而后者置前，或者并行谋划。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以突出苏共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为借口，将中央主席团改为政治局，主席团的第一书记也就变成了政治局的总书记[6]；到1977年，历经十一年的“艰苦奋斗”，勃列日涅夫终于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独裁者，他是总书记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军衔则是大元帅[7]。不过，到这个光辉的顶点，他的来日也不多了，1982年11月10 日，这个疯狂的权力分子寿终正寝。
3.内外交困：戈氏改革的逻辑起点
安德罗波夫自然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摊子，很快做出外交调整，和美国谈核裁军，和中国谈改善边境态势[8]。两者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苏联门内部困难重重，改革就以不明显的形式发生了。所以说，现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发起人，是不全面的说法。至于安德罗波夫隐形改革是否具有伦理价值，还是个疑问，他最大的动机是改善国际环境，进而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事务。一句话：为政权续存之故。
也正是他的隐形改革没取得明显的国内效果，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才不得不采取公开的与系统化的改革。但是，苏共整个的统治已经失效，也即作为医生的同时，苏共也是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导致病入膏肓，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的特务统治。
特务统治是苏共的致幻剂，是剧毒健身药；特务统治是苏联腐蚀剂，是等待引爆的高当量炸药。
苏联出现叶利钦是必然的，或者说不出叶利钦也会另外的这类历史巨人。微妙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的历史地位追求，尽管他要藉助非常反人性的特务统治。勃氏称他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苏联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并将此论写进宪法。发达社会主义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或曰“以人为本”的哲学探讨。因此，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苏联知识精英（包括异议分子和体制内良心人士）都在不停地探索人道主义、人性论，试图使苏联走上以人为本的良知与良治之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此种讨论藉助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大盛，实乃苏联社会与人民的幸运。
结语：有益的制度反省
人性的反省，当然会对特务统治做出结论。叶利钦的1975是个无法抹掉的印象，因此他后来对克格勃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忏悔与灵魂救赎。他说：“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线人与告密者的代称），而是相关的国家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伤害……在民主化时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9]
这是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前说的话。也正是鉴于特务统治的反人性本质，当然还有此前对他选举活动的破坏，他在当选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拒绝接受克格勃机构提供的警卫服务。较之与叶利钦，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即受命解散这个罪恶机构的政治人物瓦?巴卡京也许不算着名，但是，他的总结确比叶利钦更直接：“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10]
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没有什么可值得惋惜与同情的，更没有什么可“祭”的必要！相反，苏共亡党实在值得庆贺。
————————————————————————————————
注释部分：
[1]、[2]&[3]参见网民“醉心望月”短文：“滴血的镰刀——克格勃第五总局”，载于凯迪社区（club.kdnet.net），2007年1月1日。
[4]金雁文章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此处转引自该报电子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5/02 /200296.shtml
[5]参见王铭玉编译《克格勃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P520。
[6]参见张建华着《推到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P344-345。
[7]同[6]，P348。
[8] 参加沈志华着《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P491-503。
[9]同 [5]，P658。
[10]参见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P14。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