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0日讯】说来凑巧，我正花极大的精力来研究前苏联对异议人士采取的“被神经”方式迫害之时，张可心女士寄来有关其母王佩英的资料，资料含两张光碟及着名媒体人郭宇宽先生所着《王佩英评传》一本。王佩英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枪杀于一九七○年。
在接到张女士的资料之前，我看过茅于轼老师追悼王佩英的文章；更早些时候，也从介绍商业精英张大中（王佩英六个儿子之一）转型的新闻资料里，得知大中电器销售公司起家的“血汗资本”来自于其母平反后的那点抚恤金。作为当局和民众认为有“特殊经历”即因政治罪名坐过监狱的人，我自然会对王佩英的人格产生发自内心的敬佩。因此，读到郭宇宽先生写的评传时，我愤怒了：暴虐有时可以原谅，但盘踞于暴虐之上的缺德却是十恶不赦！
反毛先驱的沉重灾难
王佩英是“文革”之前就敢反毛的思想勇士，正如剥夺她生命的“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刑字第十九号判决书”所指：“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判决书虽然指出事实，表述却大为委婉，并未指明王佩英反毛的行为。实际上，她能说出“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就已足够了。因此，在盛行对毛崇拜并全民被洗脑的年代里，有些人听了这样的话会愤怒不止。郭着当中有多处描述，本文无须赘述。
“文革”爆发之前，早于军管会判决所指王佩英“反革命”行为起点的“一九六四年”，王佩英出于对“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祸因素考虑即人道主义反思，开始了反毛之路。比如，在私下交流及单位会议上对毛提出强烈批判，也正是对毛在人祸上的责任指认，她才高调赞扬刘少奇。按郭着（第四十六页）考证，王佩英反毛应始于一九六二年。
如此举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她被单位宣布“疯了”，于一九六三年三月被送往精神病院。按郭着（第五十三页）的说法是：单位领导夹在了毛刘矛盾之间且刘败局未定，而处罚王佩英是个不好的选择，送她去精神病院则是“最安全的办法”。这是个太过善良的历史逻辑猜想！其一，王佩英所在单位作为铁道部许多分支机构之一，凭其领导的阶位不可能获知毛刘矛盾内幕；其二，送精神病院即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被神经”绝对是一种处罚，它是中共从苏共那里学来的政治镇压手段。
有病或无病由政治形势左右
正是由于政治上处罚的需要，精神病院对王佩英的所谓病情作出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鉴定：前一个是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见郭着第六十页），称王“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后一个是六八年六月六日的（见郭着第六十五页），称王“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然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两相比较，正是缺德盘踞在暴虐之上的经典，有病与无病全由政治形势的松紧左右。这种缺德的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王佩英被害后的十年，以至于今年六月份北京高院“（二○一一年）高刑提字第三○四号”终审判决的作出，一如七○年军管会判决的委婉一样，该终审判决并未指出王佩英“被神经”是盘踞于暴虐之上的缺德所致，尽管该判决撤销了北京中院“（八○）刑监字第二九五号”刑事判决书。
那么，为什么这份在张大中反覆上访压力下做出的判决仍要回归六三年“疯了”的定性呢？尤其是在王佩英平反乃必然之势下，还要再次表现出缺德可以并且真实地盘踞于暴虐之上呢？原因无他，在司执法领域捍卫中共党的利益远在职业道德之上。这种源于前苏联的政治传统至今可见，如党庆九十周年，法院的政治宣传口号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见图B）。
反映“微观大历史”的案例
王佩英“被神经”之历史事件是个难得的反映“微观大历史”的案例，尽管作为后来人我们并不一定集中研究“被神经”的政治伦理。另一位同样是因反毛而被处决的“女叛逆”陆兰秀（于七○年七月四日在苏州执行，比王佩英晚约半年），其相关史料却极为稀少，尽管王佩英案例的资料也不算多。从这点上讲，王佩英儿女的努力在能够推进政治伦理反思的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非体制内微观大历史的研究。
现在，郭着对王佩英案例资料的系统化，对以上两种设想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通过一些知情人的谈话，我们知道了王佩英基本政治观点之外的社会环境、命运因素。遗憾的是，郭着中并没有引述军管会死刑判决书所指的“反动诗词”。经过我与张可心女士的电话交谈，得知涉及王佩英案的原始资料到目前尚处于官方封存状态. 在这个巨大的缺憾之外，仍有令人惊喜的收获，那就是知情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描述，其中令人特别关注的是暴天成先生对河南大饥荒时代家庭成份“偏高”妇女遭遇的口述。比如后者被强奸后，施暴者竟然不受法律追究。
村中革命权势人物对“高成份”妇女奸污，也是我作为“文革”时代少年所闻之事。彼时约为七二年，但强奸者（复员军人、民兵连长）被逮捕并判刑。尽管我所闻案例有相关的法律干预，但“你成份高就该被强奸”以及忍受其他不公正待遇，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观念。此也为“缺德盘踞于暴虐之上”的证明之一。
“苏联再批判”刻不容缓
对王佩英施以“被神经”的政治迫害手段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暴虐问题，这种恶劣的政治治术来自苏共。对于苏共此种丑恶行为的揭露已见于各种公开出版的着作，如美国专家梁赞诺夫斯基之《俄罗斯史》（○七年汉译本，第五百三十六页）写道：“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时被抓进监狱，有时被关进恐怖的精神病院。”
其他如上世纪末出版的《克格勃全史》记述，苏联的心理诊所完全放弃职业道德而听命于当局，以至于“被认为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药物”（九八年编着本，第五百二十页）。即便是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经过克格勃专门挑选的专家组成的所谓专家委员会，把异见人士的行为定为反共综合症，而后投进精神病院（九八年汉译本，第二十三页）。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了苏联体制，尚没有基本判断指标，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而现实中的复制与扩张却是令人忧心如焚的。比如说，大量的类似于湖北徐武的“被神经”案例，说明政治迫害的范围正从当年王佩英那样的精英人物往极普通的民众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讲， “苏联再批判”确实刻不容缓！
文章来源：《争鸣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在接到张女士的资料之前，我看过茅于轼老师追悼王佩英的文章；更早些时候，也从介绍商业精英张大中（王佩英六个儿子之一）转型的新闻资料里，得知大中电器销售公司起家的“血汗资本”来自于其母平反后的那点抚恤金。作为当局和民众认为有“特殊经历”即因政治罪名坐过监狱的人，我自然会对王佩英的人格产生发自内心的敬佩。因此，读到郭宇宽先生写的评传时，我愤怒了：暴虐有时可以原谅，但盘踞于暴虐之上的缺德却是十恶不赦！
反毛先驱的沉重灾难
王佩英是“文革”之前就敢反毛的思想勇士，正如剥夺她生命的“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刑字第十九号判决书”所指：“王佩英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判决书虽然指出事实，表述却大为委婉，并未指明王佩英反毛的行为。实际上，她能说出“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就已足够了。因此，在盛行对毛崇拜并全民被洗脑的年代里，有些人听了这样的话会愤怒不止。郭着当中有多处描述，本文无须赘述。
“文革”爆发之前，早于军管会判决所指王佩英“反革命”行为起点的“一九六四年”，王佩英出于对“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祸因素考虑即人道主义反思，开始了反毛之路。比如，在私下交流及单位会议上对毛提出强烈批判，也正是对毛在人祸上的责任指认，她才高调赞扬刘少奇。按郭着（第四十六页）考证，王佩英反毛应始于一九六二年。
如此举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她被单位宣布“疯了”，于一九六三年三月被送往精神病院。按郭着（第五十三页）的说法是：单位领导夹在了毛刘矛盾之间且刘败局未定，而处罚王佩英是个不好的选择，送她去精神病院则是“最安全的办法”。这是个太过善良的历史逻辑猜想！其一，王佩英所在单位作为铁道部许多分支机构之一，凭其领导的阶位不可能获知毛刘矛盾内幕；其二，送精神病院即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被神经”绝对是一种处罚，它是中共从苏共那里学来的政治镇压手段。
有病或无病由政治形势左右
正是由于政治上处罚的需要，精神病院对王佩英的所谓病情作出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鉴定：前一个是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见郭着第六十页），称王“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后一个是六八年六月六日的（见郭着第六十五页），称王“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然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两相比较，正是缺德盘踞在暴虐之上的经典，有病与无病全由政治形势的松紧左右。这种缺德的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王佩英被害后的十年，以至于今年六月份北京高院“（二○一一年）高刑提字第三○四号”终审判决的作出，一如七○年军管会判决的委婉一样，该终审判决并未指出王佩英“被神经”是盘踞于暴虐之上的缺德所致，尽管该判决撤销了北京中院“（八○）刑监字第二九五号”刑事判决书。
那么，为什么这份在张大中反覆上访压力下做出的判决仍要回归六三年“疯了”的定性呢？尤其是在王佩英平反乃必然之势下，还要再次表现出缺德可以并且真实地盘踞于暴虐之上呢？原因无他，在司执法领域捍卫中共党的利益远在职业道德之上。这种源于前苏联的政治传统至今可见，如党庆九十周年，法院的政治宣传口号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见图B）。
反映“微观大历史”的案例
王佩英“被神经”之历史事件是个难得的反映“微观大历史”的案例，尽管作为后来人我们并不一定集中研究“被神经”的政治伦理。另一位同样是因反毛而被处决的“女叛逆”陆兰秀（于七○年七月四日在苏州执行，比王佩英晚约半年），其相关史料却极为稀少，尽管王佩英案例的资料也不算多。从这点上讲，王佩英儿女的努力在能够推进政治伦理反思的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非体制内微观大历史的研究。
现在，郭着对王佩英案例资料的系统化，对以上两种设想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通过一些知情人的谈话，我们知道了王佩英基本政治观点之外的社会环境、命运因素。遗憾的是，郭着中并没有引述军管会死刑判决书所指的“反动诗词”。经过我与张可心女士的电话交谈，得知涉及王佩英案的原始资料到目前尚处于官方封存状态. 在这个巨大的缺憾之外，仍有令人惊喜的收获，那就是知情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描述，其中令人特别关注的是暴天成先生对河南大饥荒时代家庭成份“偏高”妇女遭遇的口述。比如后者被强奸后，施暴者竟然不受法律追究。
村中革命权势人物对“高成份”妇女奸污，也是我作为“文革”时代少年所闻之事。彼时约为七二年，但强奸者（复员军人、民兵连长）被逮捕并判刑。尽管我所闻案例有相关的法律干预，但“你成份高就该被强奸”以及忍受其他不公正待遇，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观念。此也为“缺德盘踞于暴虐之上”的证明之一。
“苏联再批判”刻不容缓
对王佩英施以“被神经”的政治迫害手段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暴虐问题，这种恶劣的政治治术来自苏共。对于苏共此种丑恶行为的揭露已见于各种公开出版的着作，如美国专家梁赞诺夫斯基之《俄罗斯史》（○七年汉译本，第五百三十六页）写道：“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时被抓进监狱，有时被关进恐怖的精神病院。”
其他如上世纪末出版的《克格勃全史》记述，苏联的心理诊所完全放弃职业道德而听命于当局，以至于“被认为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药物”（九八年编着本，第五百二十页）。即便是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经过克格勃专门挑选的专家组成的所谓专家委员会，把异见人士的行为定为反共综合症，而后投进精神病院（九八年汉译本，第二十三页）。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了苏联体制，尚没有基本判断指标，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而现实中的复制与扩张却是令人忧心如焚的。比如说，大量的类似于湖北徐武的“被神经”案例，说明政治迫害的范围正从当年王佩英那样的精英人物往极普通的民众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讲， “苏联再批判”确实刻不容缓！
文章来源：《争鸣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