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6日讯】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引起舆论喧哗后，我一直在关注着一个结果，等待验证自己的判断力。这个结果来的不算太迟：“14日下午，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并希望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9月15日京华时报）
归纳之下，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这不但被笔者预先言中，更可能是李双江之子早就知道的，否则，他哪来的这股“勇气”。对此，在相关评论中，网友们再次愤然。但这又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结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苛求李双江？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李双江是担当不起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受伤夫妇的软弱，他们在事发时的不依不饶，可能只是气头上的狠话，更何况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行凶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双江之子。很多时候，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利益得失的使然，而在不同的价值观支配下，趋利避害大致可以作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其实，人们对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处理结果的期盼是茫然的。因为，人们希望严惩行凶者，不光是对受害人的声援，实质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憎恶。但是，如果李双江之子确实不满16周岁，他就无法成为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的严惩“标本”，即使法律想做一个以儆效尤的姿态，李双江之子也不符合“标的”。李双江之子“一个人在拘留所度过”中秋节，已经算是“法硬上大夫”了。客观的说，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的善后，如果没有其他违法证据，在法律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深究的馀地了。
然而，对一起打人事件，涉事双方都“和解”了，为何公众还“意犹未尽”？实乃打人事件所触痛的，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公众的感情。因此，“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只是个人恩怨层面上的，公众对这种社会恶习的愤愤不平，是不会随之轻易和解的。但就法律而言，也是无可奈何的。
正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所以把一些在道德范畴内就格格不入的问题，最终放到底线上来处理，本身就是社会的不幸。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成为一个阶层并逐渐固化的时候，不同阶层间的地位悬殊必然引起相互歧视和对立。而这种歧视和对立，来自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来自公众对权力寻租下权钱交易的憎恶，这就难以形成和谐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就像一股暗流，一旦有了宣泄口，其势是汹涌的。而当权势二代反覆用他们的骄狂触及这一社会痛楚时，人们的反应是激烈的。李双江之子打人后叫嚣“谁敢打110”，就把一起打人事件上升为权势阶层的仗势欺人，被深深刺痛的就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本来就对特权阶层深恶痛绝的民众。人们联想起一系列权势二代有恃无恐的行径，被激怒的情绪就超出了事件的本身。这种社会后果，事件的当事人是负担不起的，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也是就事论事的，即使李双江因此身败名裂，能对这个贫富二级分化，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的社会有什么救赎作用么？
因此，类似事件引出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惊醒的。如果社会形成一个任意欺压弱势群体的阶层，如果权势成为欺压普通百姓的资本，那么，就有违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了。因此，满足于“事件和解”和“不再追责”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何尝不能认为，这样的“和解”是又一次体现了权势的无所不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是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归纳之下，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这不但被笔者预先言中，更可能是李双江之子早就知道的，否则，他哪来的这股“勇气”。对此，在相关评论中，网友们再次愤然。但这又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结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苛求李双江？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李双江是担当不起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受伤夫妇的软弱，他们在事发时的不依不饶，可能只是气头上的狠话，更何况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行凶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双江之子。很多时候，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利益得失的使然，而在不同的价值观支配下，趋利避害大致可以作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其实，人们对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处理结果的期盼是茫然的。因为，人们希望严惩行凶者，不光是对受害人的声援，实质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憎恶。但是，如果李双江之子确实不满16周岁，他就无法成为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的严惩“标本”，即使法律想做一个以儆效尤的姿态，李双江之子也不符合“标的”。李双江之子“一个人在拘留所度过”中秋节，已经算是“法硬上大夫”了。客观的说，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的善后，如果没有其他违法证据，在法律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深究的馀地了。
然而，对一起打人事件，涉事双方都“和解”了，为何公众还“意犹未尽”？实乃打人事件所触痛的，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公众的感情。因此，“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只是个人恩怨层面上的，公众对这种社会恶习的愤愤不平，是不会随之轻易和解的。但就法律而言，也是无可奈何的。
正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所以把一些在道德范畴内就格格不入的问题，最终放到底线上来处理，本身就是社会的不幸。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成为一个阶层并逐渐固化的时候，不同阶层间的地位悬殊必然引起相互歧视和对立。而这种歧视和对立，来自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来自公众对权力寻租下权钱交易的憎恶，这就难以形成和谐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就像一股暗流，一旦有了宣泄口，其势是汹涌的。而当权势二代反覆用他们的骄狂触及这一社会痛楚时，人们的反应是激烈的。李双江之子打人后叫嚣“谁敢打110”，就把一起打人事件上升为权势阶层的仗势欺人，被深深刺痛的就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本来就对特权阶层深恶痛绝的民众。人们联想起一系列权势二代有恃无恐的行径，被激怒的情绪就超出了事件的本身。这种社会后果，事件的当事人是负担不起的，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也是就事论事的，即使李双江因此身败名裂，能对这个贫富二级分化，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的社会有什么救赎作用么？
因此，类似事件引出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惊醒的。如果社会形成一个任意欺压弱势群体的阶层，如果权势成为欺压普通百姓的资本，那么，就有违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了。因此，满足于“事件和解”和“不再追责”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何尝不能认为，这样的“和解”是又一次体现了权势的无所不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是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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