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0日讯】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铁窗下认识一个人，可称是“钉子户之祖”。1975年1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关押在河南省长葛县看守所，后又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释放、平反。
关进许昌县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个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风”（在看守所里，所谓“放风”，是每天两次准许各监号的犯人依次上厕所）时，从隔壁的监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看得出已经很久没见过阳光了。他佝偻着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同号的犯人告诉我，这是看守所里“资格”最老的未决犯，从1966年就关进来，到我进来时已关了九年，但一直没有判决。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
“罪名是什么？”我问道。
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这个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对他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从曾经与他共同关过一个监号的老犯人那里，我陆续得知了他的大概情况（很奇怪，在隔离、管束那样严格的监号里，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样灵通，一些老犯人对每个犯人——包括新进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学书，是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寇学书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
“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紧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所欢呼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这“历史潮流”？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巨大的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像，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么？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976年夏天，我终于有段时间和这位老农民住在一个监号里了。本来，看守所里似乎有条规矩（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的）：政治犯只能单独关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在一起，两个政治犯是不能关在同一个号里的，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联。但是，到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么运动了，进来的人突然增加，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一次在“查号”之后进行了“调号”（这是犯人都熟悉的专用名词，“查号”大约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机枪和刺刀下，被赶到院里蹲下，让看守进到监号中彻底搜查，气氛十分恐怖。而“调号”则是重新宣布进住各监号犯人的名单）。我和寇学书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问他，胳膊是怎么残废的，他低头不语。
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两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一个当时已经关了七年、名叫韩栓紧的老“投机倒把犯”告诉我，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他说，那时寇学书很不老实，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他还颇为内行地说，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他还告诉我，寇学书比他大8岁，进来的时候大约是62岁，现在住了10年，应该是72岁了。他还说，这些年来，没见有人来给寇学书送过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学书同住一号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来月。
这年夏天的气候似乎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昏昏沉沉中，我突然发现躺在身边的寇学书有点异样，脸色铁青，毫无生气。伸手一摸，已经没有呼吸，浑身冰凉。我连忙爬起来，向外面执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学书死了！”哨兵叫来看守，看守隔着小窗看了看，说：“喊什么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里吧。看守所有规定，夜里不准开监号门。等天亮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身边挨着一具死尸，这一夜是怎么熬到天明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寇学书那瘦骨嶙峋的躯体越来越僵硬，刻满皱纹的面孔似乎越来越狰狞，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在学校里成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尽管曾参加过“四清”，还到河南农村接受过几年“再教育”，但是，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铁窗下，在寇学书的尸体旁的这个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看守来打开牢门，让我和几个犯人把寇学书的尸体抬到院里。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寇学书被扔在车上，由一个农村模样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门了。我突发奇想：这架子车是不是寇学书拉大粪的那辆？来人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拉大粪的同伙？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真让我羡慕。而我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呢？将来我将如何走出这个大门呢？或许也要像寇学书一样……
两年多以后，我竟然活着走出了这个铁门紧锁的大院，并且意外地获得了“平反”。不过，我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为瘐毙在这里的寇学书“平反”。
文章来源：《金融家》
关进许昌县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个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风”（在看守所里，所谓“放风”，是每天两次准许各监号的犯人依次上厕所）时，从隔壁的监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看得出已经很久没见过阳光了。他佝偻着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同号的犯人告诉我，这是看守所里“资格”最老的未决犯，从1966年就关进来，到我进来时已关了九年，但一直没有判决。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
“罪名是什么？”我问道。
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这个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对他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从曾经与他共同关过一个监号的老犯人那里，我陆续得知了他的大概情况（很奇怪，在隔离、管束那样严格的监号里，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样灵通，一些老犯人对每个犯人——包括新进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学书，是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寇学书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
“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紧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所欢呼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这“历史潮流”？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巨大的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像，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么？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976年夏天，我终于有段时间和这位老农民住在一个监号里了。本来，看守所里似乎有条规矩（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的）：政治犯只能单独关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在一起，两个政治犯是不能关在同一个号里的，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联。但是，到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么运动了，进来的人突然增加，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一次在“查号”之后进行了“调号”（这是犯人都熟悉的专用名词，“查号”大约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机枪和刺刀下，被赶到院里蹲下，让看守进到监号中彻底搜查，气氛十分恐怖。而“调号”则是重新宣布进住各监号犯人的名单）。我和寇学书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问他，胳膊是怎么残废的，他低头不语。
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两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一个当时已经关了七年、名叫韩栓紧的老“投机倒把犯”告诉我，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他说，那时寇学书很不老实，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他还颇为内行地说，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他还告诉我，寇学书比他大8岁，进来的时候大约是62岁，现在住了10年，应该是72岁了。他还说，这些年来，没见有人来给寇学书送过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学书同住一号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来月。
这年夏天的气候似乎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昏昏沉沉中，我突然发现躺在身边的寇学书有点异样，脸色铁青，毫无生气。伸手一摸，已经没有呼吸，浑身冰凉。我连忙爬起来，向外面执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学书死了！”哨兵叫来看守，看守隔着小窗看了看，说：“喊什么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里吧。看守所有规定，夜里不准开监号门。等天亮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身边挨着一具死尸，这一夜是怎么熬到天明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寇学书那瘦骨嶙峋的躯体越来越僵硬，刻满皱纹的面孔似乎越来越狰狞，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在学校里成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尽管曾参加过“四清”，还到河南农村接受过几年“再教育”，但是，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铁窗下，在寇学书的尸体旁的这个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看守来打开牢门，让我和几个犯人把寇学书的尸体抬到院里。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寇学书被扔在车上，由一个农村模样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门了。我突发奇想：这架子车是不是寇学书拉大粪的那辆？来人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拉大粪的同伙？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真让我羡慕。而我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呢？将来我将如何走出这个大门呢？或许也要像寇学书一样……
两年多以后，我竟然活着走出了这个铁门紧锁的大院，并且意外地获得了“平反”。不过，我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为瘐毙在这里的寇学书“平反”。
文章来源：《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