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讯】苏轼曾经在自己的词中间研究过墙内墙外的关系，得出结论说墙内无情，墙外多情，多情的墙外想起无情的墙内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很多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了墙内墙外，墙内种花花不开，墙外闻花香却把花开，历史和现实反覆书写着同一种奇怪的境遇迥异，难免会让人唏嘘感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当时斯大林已死，苏联经历了宫廷政变、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之后，苏共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相对上升。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出尽风头，以显示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按沈志华的说法：当时赫鲁晓夫虽然贵为苏共一把手，毛泽东只是碍于中国的实力，才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相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表面上坚持称要“以苏联为首”，实际上是想垂帘听政。所以毛说：“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然而毛泽东在会上的一番有关核战争的发言，却让自己的妄想化上了休止符。
毛在11月18号的即席演说中，对着所有盟友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毛以为社会主义既有核弹又把人造卫星搞上天就能为所欲为，面对如此一个战争狂人，台下都炸开了锅，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诺沃提尼拿着咖啡直哆嗦，事后他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叫我们怎么个死法?波兰的总书记哥穆尔卡也表示不解。赫鲁晓夫更是大失所望，在其回忆录里，说毛是“厚黑权谋家，就像一个疯子”。关于核战争的这个说法吓倒了一片人。
尽管暴力社会主义革命以死人为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不重视人的生命，但谁也不敢像毛这般丧心病狂，因为大家还有一点基本的理性，人头不是菜苗说割就割、说长就长。正是有了毛的冷酷无情最大化，东欧国家从此以后不愿再跟着中国走，转而认同苏联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实现世界大同的想法只能闷在高墙之内的中国。
关于对待生命的态度，只有在经历过比较之后，你才会有所察觉，原来疯子之间还是有三六九等的。在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政权等抽象概念之间，选择善待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会更加崇高，而中国留给世界最大的印象恰恰就是：为了所谓的空洞概念可以丝毫不顾及生命的价值。
1989年12月，波兰修改宪法，将国名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恢复红底戴王冠的白鹰为国徽。波兰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改变，成为一个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后来这一剧变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除了罗马尼亚是流血革命外，其他国家的变革都是用自由选举和平地实现和平过渡。
事后看来，这些国家都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成功改变了国家政治体制。然而，当我们回顾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都深感庆幸，很多血腥的场面发生与否也许就在一刹那间。比如说柏林墙倒塌的当晚，美国人曾做出了最悲观的预计：东德的年轻人，一旦做出过激反应，试图硬闯边检站，东德的部队可能会开枪。因为逃亡者一旦接近墙的东部一侧探照灯严密控制的地带，边防军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枪，东德的边防军因此曾经枪杀过200多名试图闯关的民众。而当成百上千的东德人在1989年11月9号晚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的时候，尽管东德政府已经写好了“开放边境，允许自由出入”的草案，但是边防军的士兵当时并没有接到任何开放的命令，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在混乱中，东德的士兵自己决定开放边境，就这样柏林墙在和平中倒塌。
1991年苏联的亚纳耶夫等人企图阻挡苏联的民主进程，发动了“8.19”事件。军队开进了莫斯科，随时都可能出现流血事件。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一直忧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当时所有出席国防部部长会议的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军队不再参与这种暴力游戏。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旧体制没有能力去调动整个军队参与其中。
我们不能否认苏东和平转变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一党专权已经走到尽头是众所周知;同时也要肯定到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政治变革思潮对人们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就在苏东变革之前，中国对于世界的冲击，这个世界有一个恐怖的画面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这种震撼效果即使在22年之后的卡扎菲心中仍然足够强烈。每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握有武器的那些人或许都从那些无情中领悟到了什么，良知和人性远比坦克、机枪、屠杀更为可贵、更为强大。就如同1957年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们在面对毛泽东时所感受到彻骨寒意后的反思。正是良知和人性的觉醒，生死关头、历史瞬间，美丽的花儿得以绽放。
中国每次都种下了希望之花，由于没有人性之水的灌溉，始终不曾开花。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本，所有致力自己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人们，都可以在中国这里学习到惨痛教训，只要你避免重复中国的错误，就很有可能摘下那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当时斯大林已死，苏联经历了宫廷政变、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之后，苏共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相对上升。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出尽风头，以显示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按沈志华的说法：当时赫鲁晓夫虽然贵为苏共一把手，毛泽东只是碍于中国的实力，才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相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表面上坚持称要“以苏联为首”，实际上是想垂帘听政。所以毛说：“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然而毛泽东在会上的一番有关核战争的发言，却让自己的妄想化上了休止符。
毛在11月18号的即席演说中，对着所有盟友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毛以为社会主义既有核弹又把人造卫星搞上天就能为所欲为，面对如此一个战争狂人，台下都炸开了锅，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诺沃提尼拿着咖啡直哆嗦，事后他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叫我们怎么个死法?波兰的总书记哥穆尔卡也表示不解。赫鲁晓夫更是大失所望，在其回忆录里，说毛是“厚黑权谋家，就像一个疯子”。关于核战争的这个说法吓倒了一片人。
尽管暴力社会主义革命以死人为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不重视人的生命，但谁也不敢像毛这般丧心病狂，因为大家还有一点基本的理性，人头不是菜苗说割就割、说长就长。正是有了毛的冷酷无情最大化，东欧国家从此以后不愿再跟着中国走，转而认同苏联坚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实现世界大同的想法只能闷在高墙之内的中国。
关于对待生命的态度，只有在经历过比较之后，你才会有所察觉，原来疯子之间还是有三六九等的。在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政权等抽象概念之间，选择善待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会更加崇高，而中国留给世界最大的印象恰恰就是：为了所谓的空洞概念可以丝毫不顾及生命的价值。
1989年12月，波兰修改宪法，将国名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恢复红底戴王冠的白鹰为国徽。波兰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改变，成为一个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后来这一剧变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除了罗马尼亚是流血革命外，其他国家的变革都是用自由选举和平地实现和平过渡。
事后看来，这些国家都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天鹅绒革命的成功，成功改变了国家政治体制。然而，当我们回顾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都深感庆幸，很多血腥的场面发生与否也许就在一刹那间。比如说柏林墙倒塌的当晚，美国人曾做出了最悲观的预计：东德的年轻人，一旦做出过激反应，试图硬闯边检站，东德的部队可能会开枪。因为逃亡者一旦接近墙的东部一侧探照灯严密控制的地带，边防军将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枪，东德的边防军因此曾经枪杀过200多名试图闯关的民众。而当成百上千的东德人在1989年11月9号晚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的时候，尽管东德政府已经写好了“开放边境，允许自由出入”的草案，但是边防军的士兵当时并没有接到任何开放的命令，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在混乱中，东德的士兵自己决定开放边境，就这样柏林墙在和平中倒塌。
1991年苏联的亚纳耶夫等人企图阻挡苏联的民主进程，发动了“8.19”事件。军队开进了莫斯科，随时都可能出现流血事件。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一直忧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当时所有出席国防部部长会议的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军队不再参与这种暴力游戏。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旧体制没有能力去调动整个军队参与其中。
我们不能否认苏东和平转变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一党专权已经走到尽头是众所周知;同时也要肯定到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政治变革思潮对人们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就在苏东变革之前，中国对于世界的冲击，这个世界有一个恐怖的画面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这种震撼效果即使在22年之后的卡扎菲心中仍然足够强烈。每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握有武器的那些人或许都从那些无情中领悟到了什么，良知和人性远比坦克、机枪、屠杀更为可贵、更为强大。就如同1957年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们在面对毛泽东时所感受到彻骨寒意后的反思。正是良知和人性的觉醒，生死关头、历史瞬间，美丽的花儿得以绽放。
中国每次都种下了希望之花，由于没有人性之水的灌溉，始终不曾开花。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本，所有致力自己国家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人们，都可以在中国这里学习到惨痛教训，只要你避免重复中国的错误，就很有可能摘下那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