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7日讯】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已近一个半月，王本人既失踪又失声，官方提供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性质严重”和“影响恶劣”等等判词。在王形同人间蒸发的同时和背后，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权利的被藐视，也是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在当代中国的弃如敝屣。现在王立军的这个被“黑掉”的命运看来又由他昔日的老板薄熙来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像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像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像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像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