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6日讯】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07年的8.8%高点收窄至2011年的2.6%。由于中国贸易顺差从2003年到2007年的飙升，以及因此造成大量资本流入美国，而美国却用以融通财政赤字与不必要的住房建设，是造成上一波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国际间对于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降低趋势，当然表示乐见。
不过，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与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却先后有专家撰文警告，中国经济的国际收支再平衡其实是以国内经济的失衡加剧为代价，而“国富民穷”与严重的所得不均正是问题的根源。
简单地说，巨额贸易顺差是出口远大于进口所造成，中国要降低贸易顺差，明显需要增加进口，而这或者是增加消费上的进口，或者是增加投资上的进口。由于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例一直被公认为过低，而建立在最终产品消费需求疲弱上的过度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较好的剧本，显然是看到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能够上升。这对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准当然也是好事，否则经济成长的果实会变成只是“看得到，吃不到”。
但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调整情形却背道而驰，反而是投资占GDP比重越来越高。从2007年到2010年，这个比重从41.7%大幅升至48.6%，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占GDP比重通常稳定在22-24%左右。因为投资最终还是必须由消费来加以消化，几乎占了GDP快一半的投资，显然是违约危机四伏的。
为何会消费不振却投资飙高？在一方面，“国富民穷”与所得不均恶化的结果，使得一般老百姓的消费水准提升不易，而且还要承受被投资拉动的高物价上涨压力。在另一方面，垄断金融行业与主要产业的政府却可以控制利率、浮滥批准基础设施项目、抑制原材料与能源价格来向投资热潮火上加油，也难怪投资率成了脱缰野马。
要解决中国消费与投资比重之间的严峻失衡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官富民穷”的情形，将更多的财富从政府与国有企业向家户消费者转移。金融体系也需要改革，既要能控制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的浮滥投资，同时又能让真正有需要的民间企业家能从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而无须先努力储蓄才能投资。但是这些在收入分配、公司治理、金融体系上所需的改革，却会迎面挑战中共的专制权力与垄断利益，这也是要调整中国经济失衡最困难的地方。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不过，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与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却先后有专家撰文警告，中国经济的国际收支再平衡其实是以国内经济的失衡加剧为代价，而“国富民穷”与严重的所得不均正是问题的根源。
简单地说，巨额贸易顺差是出口远大于进口所造成，中国要降低贸易顺差，明显需要增加进口，而这或者是增加消费上的进口，或者是增加投资上的进口。由于中国私人消费占GDP比例一直被公认为过低，而建立在最终产品消费需求疲弱上的过度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较好的剧本，显然是看到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能够上升。这对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准当然也是好事，否则经济成长的果实会变成只是“看得到，吃不到”。
但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调整情形却背道而驰，反而是投资占GDP比重越来越高。从2007年到2010年，这个比重从41.7%大幅升至48.6%，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占GDP比重通常稳定在22-24%左右。因为投资最终还是必须由消费来加以消化，几乎占了GDP快一半的投资，显然是违约危机四伏的。
为何会消费不振却投资飙高？在一方面，“国富民穷”与所得不均恶化的结果，使得一般老百姓的消费水准提升不易，而且还要承受被投资拉动的高物价上涨压力。在另一方面，垄断金融行业与主要产业的政府却可以控制利率、浮滥批准基础设施项目、抑制原材料与能源价格来向投资热潮火上加油，也难怪投资率成了脱缰野马。
要解决中国消费与投资比重之间的严峻失衡问题，首先必须改变“官富民穷”的情形，将更多的财富从政府与国有企业向家户消费者转移。金融体系也需要改革，既要能控制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的浮滥投资，同时又能让真正有需要的民间企业家能从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而无须先努力储蓄才能投资。但是这些在收入分配、公司治理、金融体系上所需的改革，却会迎面挑战中共的专制权力与垄断利益，这也是要调整中国经济失衡最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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