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8日讯】【导读】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
引子
“打鸡血”以及“鸡血疗法”，在20世纪下半叶全国各地风行了几十年。
据亲历者说，“打鸡血针”或称为“鸡血疗法“，最早出现于1959年“大跃进时代”，一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传遍全国。这种所谓“鸡血疗法”是用煮蒸消毒过的针筒，从鸡肶下把鸡血抽出来，每次几十到一百毫升，注射到人体的肌肉里，每周一次。据说，由此“液体蛋白的免疫反应就可以进入人体，对中风、半身不遂、妇科病、不孕症乃至痔疮、牛皮癣、脚气都有疗效。
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显然较具代表性：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脑中风、妇科病、不孕症、脱肛、痔疮、咳嗽等都有治疗和预防作用，但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 —— 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一段疯狂的岁月，为一个疯狂的医生平添了一股“敢想敢干”的勇气；一次“大胆”的试验，在试验对象产生副作用的背景下，还是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大规模人体试验；一种荒唐的所谓“疗法”，宣称将鸡血注入人体能治病，竟在中国盛行了十多年之久；一时间，大城小镇的人们带着大公鸡前往诊所“扎针”，留下的不仅是一地鸡毛鸡粪，还有给未来人深深的思考……
肇始
提到“打鸡血”这场闹剧，首先要出场的便是一位名叫俞昌时的人物。俞昌时曾于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 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所着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妇科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于是，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也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俞昌时开始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痛经）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蔓延
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俞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俞昌时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59年初，俞昌时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俞昌时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着疗效……”
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俞昌时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俞昌时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就其一番大业。
高潮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对“鸡血疗法”进行动物试验；在上报上海市卫生局的报告中，他们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城市的街道卫生院都有为居民提供打鸡血针的服务（网路图片）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馀人进行过治疗（17人主动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病例分析，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研究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注射从原来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禁令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这引起当时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她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上海方面经过四十余天的调查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 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彷彿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小册子中宣扬的 “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
对此，上海市卫生局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的禁令。
1965年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他说：“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俞昌时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宣传“鸡血疗法”的资料。据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鸡血疗法”资料，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神药”。
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讨论后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 上海市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昌时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1965年7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逆袭
对此，曾踌躇满志的俞昌时极为恼怒，10月，俞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会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不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包括医疗卫生系统。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鸡血疗法》小册子普遍翻印，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记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一边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人们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年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在江西插队快两年的他回家探亲。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起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亲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据《档案春秋》报道）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北起漠河、南到西双版纳的街道诊所以及县级乡级医院到处都在打鸡血，高潮的时候还要排队打。一时间竟造成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缺货。在计划经济低工资、高就业的当时，成为极其罕见的现象。
馀音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教训
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藉助于西洋的注射器械，又披上了“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识，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有人回忆：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自家养一只大公鸡，是用来给自己打鸡血的，据说可以健壮身体，可以治病。几乎每天都有不少的年老体弱者，抱着自家的大公鸡，直奔公社的卫生院，让大夫把鸡血抽出来，注射在自己胳膊上。
后来，各地发生了“打鸡血”致死的案例，人们开始感到恐惧，才停止了把鸡血打进身体的做法。
如今，恐怕没有人再轻信这种不科学的“鸡血疗法”了。只留下一句俗语‘像打了鸡血一样’流传了下来，形容一种特别亢奋的反常状态。岂不知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愚昧、迷信、荒诞造成的悲剧，付出了多少生命的惨痛代价啊！
引子
“打鸡血”以及“鸡血疗法”，在20世纪下半叶全国各地风行了几十年。
据亲历者说，“打鸡血针”或称为“鸡血疗法“，最早出现于1959年“大跃进时代”，一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传遍全国。这种所谓“鸡血疗法”是用煮蒸消毒过的针筒，从鸡肶下把鸡血抽出来，每次几十到一百毫升，注射到人体的肌肉里，每周一次。据说，由此“液体蛋白的免疫反应就可以进入人体，对中风、半身不遂、妇科病、不孕症乃至痔疮、牛皮癣、脚气都有疗效。
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显然较具代表性：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脑中风、妇科病、不孕症、脱肛、痔疮、咳嗽等都有治疗和预防作用，但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 —— 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一段疯狂的岁月，为一个疯狂的医生平添了一股“敢想敢干”的勇气；一次“大胆”的试验，在试验对象产生副作用的背景下，还是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大规模人体试验；一种荒唐的所谓“疗法”，宣称将鸡血注入人体能治病，竟在中国盛行了十多年之久；一时间，大城小镇的人们带着大公鸡前往诊所“扎针”，留下的不仅是一地鸡毛鸡粪，还有给未来人深深的思考……
肇始
提到“打鸡血”这场闹剧，首先要出场的便是一位名叫俞昌时的人物。俞昌时曾于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 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所着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妇科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于是，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也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俞昌时开始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痛经）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蔓延
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俞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俞昌时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59年初，俞昌时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俞昌时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着疗效……”
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俞昌时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俞昌时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就其一番大业。
高潮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对“鸡血疗法”进行动物试验；在上报上海市卫生局的报告中，他们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城市的街道卫生院都有为居民提供打鸡血针的服务（网路图片）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馀人进行过治疗（17人主动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病例分析，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研究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注射从原来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禁令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这引起当时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她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上海方面经过四十余天的调查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 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彷彿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小册子中宣扬的 “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
对此，上海市卫生局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的禁令。
1965年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他说：“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俞昌时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宣传“鸡血疗法”的资料。据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鸡血疗法”资料，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神药”。
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讨论后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 上海市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昌时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1965年7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逆袭
对此，曾踌躇满志的俞昌时极为恼怒，10月，俞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会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不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包括医疗卫生系统。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鸡血疗法》小册子普遍翻印，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记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一边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人们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年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在江西插队快两年的他回家探亲。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起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亲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据《档案春秋》报道）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北起漠河、南到西双版纳的街道诊所以及县级乡级医院到处都在打鸡血，高潮的时候还要排队打。一时间竟造成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缺货。在计划经济低工资、高就业的当时，成为极其罕见的现象。
馀音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教训
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藉助于西洋的注射器械，又披上了“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识，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有人回忆：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自家养一只大公鸡，是用来给自己打鸡血的，据说可以健壮身体，可以治病。几乎每天都有不少的年老体弱者，抱着自家的大公鸡，直奔公社的卫生院，让大夫把鸡血抽出来，注射在自己胳膊上。
后来，各地发生了“打鸡血”致死的案例，人们开始感到恐惧，才停止了把鸡血打进身体的做法。
如今，恐怕没有人再轻信这种不科学的“鸡血疗法”了。只留下一句俗语‘像打了鸡血一样’流传了下来，形容一种特别亢奋的反常状态。岂不知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愚昧、迷信、荒诞造成的悲剧，付出了多少生命的惨痛代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