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5日讯】 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议运动。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不仅得到了在京数百万人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然而，在那一年的6月4号，中共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民众，致使中国发生了当代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如今23年了，回首当年这场运动产生的背景与起因，不仅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承“六、四”精神遗产，寻求破解“六、四”死结的方案。
朝野互动寻找共识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曾一度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然而，曾激起舆论热情的“胡温新政”，近两年明显左转，至今拒绝重评“六四”，异见人士被逮捕、关押的悲剧年年发生，其“改革”的信誉已荡然无存，“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眼下，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权势集团之间，发生了日趋严重的立场对抗。当今中国，从“王立军事件”到“陈光诚事件”，从党官到平民，谁的人权受到威胁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弃共投美，令这个“三个代表”的当权者在国际社会丢尽脸面。“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导致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与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
一再倡导普世价值与政治改革的国家总理温家宝，不甘被“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绑架，不断发出中南海里的另一种声音。去年9月14日，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上，温家宝直言不讳地回应民间诉求，表示要与人民“互动”，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五条具体、可操作目标，将近年来的“政改”呐喊推向最高峰。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
今天，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薄熙来倒台后，左派势力遭到重大挫折，民主改革呼声进一步高涨，如果温家宝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诚意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就应当立即着手“良性互动”，寻求朝野共识，兑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从展开与民间对话，破解“六四”死结，并释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权利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开始。
争取对话的“三分”、“三先”技巧
从民间的民主派立场出发，要想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切实推动官方转变“六四”镇压立场，首先应放弃预设对话框架，从先呼应对话良好气氛开始。
成功开启破解“六四”死结对话的大门，不仅需要双方实力对比，更需要智慧、方法与艺术。因此，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应以“求小同、容大异”的思路，借助哪怕仅仅是“小同”的共识杠杆，来撬开立场“大异”的政治谈判大门。在此，本文提出“三分”、“三先”的开启对话大门方法。
一、“三分”对话方法
1、共识与分歧分开——把对话的出发点从对抗性立场转移到建设性的立场上来。能够构成对话议题的必定是有分歧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各方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分歧。例如，在尊重人权问题上，民间民主派可与党内改革派首先取得共识。成功的对话应当首先从思想上把共识与分歧分开，善于寻找共同点，共同探索解决分歧的途径。这样双方本来对立的局面就会随之缓解，双方间的距离也将越小。而把共识与分歧搅到一起，只能使彼此的距离越拉越大，对话难以进行。
2、人与问题分开——对话的焦点是问题不是人。对话应从击败对手转移到击溃问题上来，将人与分歧的事由分开。构成对话的难题一旦破解，则双方都可受益。
3、利益与立场分开——立场一时不能调和时，可先从解决具体利益开始。对话中应将彼此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则束之高阁，而致力于在对话中赢得实际利益。例如，海外流亡人士可先争取回国，六四死难者家属可先争取得到赔偿等实质利益。
二、“三先”对话方法
1、“先对话缓追责”——能够开启“六四”对话的大门，就已经为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提供了途径，意味着向成功迈出了步伐。对话应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在当今中的政治生态下，如果民间民主派先把追究历史罪责，惩罚元凶作为对话的开局，阻力就会加大，对话就会卡壳。
2、“先肯定再否定”——对话的连接点在于首先寻求双方容易接受的肯定，而暂避双方僵持的否定。例如，肯定胡耀帮容易取得体制内外共识，并借助这个共识，达到间接肯定赵紫阳拒绝镇压的效果。而如果对话的开始就要否定邓小平，即使党内改革派也很难接招。
3、“先证明后反驳”——要使对话获得成功，不要首先反驳对方立场的错谬，而应首先证明己方的正当性。例如民间民主派只要借助对话还原了当年学生反腐败、要民主请愿的爱国正义事实，就已经推翻了邓李炮制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反革命动乱”的定性，进而也就否定了“六四”镇压的合法性。
争取力量对比关系更有利于民主派
社会在走向“共同妥协”的民主过程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一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做出让步的。眼下民主对话力量还很幼嫩，还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的不断状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今天，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的政治走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主派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竞争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对比力量相对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用对话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形成集合意志。而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悬殊时，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的。因此，目前加强民主派内部的团结，善于保护、发展、壮大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削弱、分化保守势力，就一定会为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创造好力量平衡的现实条件。
最终走向全国政治对话的圆桌会议
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权利的总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如何管理国家自由发表政治见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客体、共同责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他人所享有的参政、议政的各项政治权利。“一党天下”控制的中国，已经太封闭、太僵化、太死气沉沉了，也使这个民族落后的太久远、太久远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只允许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政治主张和这样的政治行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有那样的政治主张和那样的政治行为的霸道现实。因此，一个民主新纪元的中国，需要从借助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开局，进而，释放一切因政治见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而被关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湾等各方代表，形成社会各党、各派、利益团体、地区代表相互妥协，平等协商的圆桌会议，通过平等的政治对话与谈判，集合起全民的变革意识，以共同承担推动中华民主现代化进程和维护社会稳定与法制秩序的政治责任，来达到开启宪政变革大门的目的。
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合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国社会何时能够跨向民主化新纪元，取决于中国社会何时能结束“一党天下”的封闭状态，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政治局面。
现实的中国需要一种包容差异、生气勃勃的变革性稳定，而不是一元强制、僵化死沉的停滞性稳定。
“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都一样的沉重，一样的悲伤，令人不禁想起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事件。在台湾，马英九背起了执政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台湾作家龙应台对此评论到“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该文在结尾时写到：“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必须延续下去，以推动建立朝野对话机制不容置疑的理由吗？
记得天安门母亲网站曾与2008年5月28号上午8点正式开通。该网站呼吁就天安门事件说出真相，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并坚持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新开设的网站在首页以醒目的标题特别注明，向六四死难者致哀。这便是一次让“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的尝试，可圈可点。
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今年5月8日，《新京报》的一篇报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导称，在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将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他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成立“民间六四对话团”的政策条件正在形成，对此“天安门母亲”类的民间社团将大有作为。
从民间寻求政治变革的民主力量阵营而言，分流亡国外与留在国内的两条战线。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自身应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疏理纷争，放弃私怨，以完成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战略转移。眼下，最重要使命就是团结一致，首先争取回国，才能争取为“六四”维权，参与对话的可能性。政府阻隔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不仅违反世界上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也是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告：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多年来，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们，不断尝试回国的各种途径，但却并未形成有足够冲击力的集合效应。
当今时代的中国海内外民主变革力量，应外争正当性回国，内争维权性对话。运用各种媒体与公关通道，隔空喊话，潜水交流，进行体制内外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广泛沟通，寻求共识，积极合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海外民主力量，有条件、也有义务专门建立起一个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网站，提供体制内外沟通凝聚的平台，以积蓄精神资源，集合变革力量。
最后，“六四”死结能否破解，取决于中国民主变革力量推动政治对话进程的质量、速度与技巧。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扬起为“六四”维权而对话的征帆，等待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朝野互动寻找共识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曾一度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然而，曾激起舆论热情的“胡温新政”，近两年明显左转，至今拒绝重评“六四”，异见人士被逮捕、关押的悲剧年年发生，其“改革”的信誉已荡然无存，“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眼下，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权势集团之间，发生了日趋严重的立场对抗。当今中国，从“王立军事件”到“陈光诚事件”，从党官到平民，谁的人权受到威胁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弃共投美，令这个“三个代表”的当权者在国际社会丢尽脸面。“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导致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与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
一再倡导普世价值与政治改革的国家总理温家宝，不甘被“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绑架，不断发出中南海里的另一种声音。去年9月14日，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上，温家宝直言不讳地回应民间诉求，表示要与人民“互动”，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五条具体、可操作目标，将近年来的“政改”呐喊推向最高峰。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
今天，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薄熙来倒台后，左派势力遭到重大挫折，民主改革呼声进一步高涨，如果温家宝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诚意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就应当立即着手“良性互动”，寻求朝野共识，兑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从展开与民间对话，破解“六四”死结，并释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权利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开始。
争取对话的“三分”、“三先”技巧
从民间的民主派立场出发，要想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切实推动官方转变“六四”镇压立场，首先应放弃预设对话框架，从先呼应对话良好气氛开始。
成功开启破解“六四”死结对话的大门，不仅需要双方实力对比，更需要智慧、方法与艺术。因此，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应以“求小同、容大异”的思路，借助哪怕仅仅是“小同”的共识杠杆，来撬开立场“大异”的政治谈判大门。在此，本文提出“三分”、“三先”的开启对话大门方法。
一、“三分”对话方法
1、共识与分歧分开——把对话的出发点从对抗性立场转移到建设性的立场上来。能够构成对话议题的必定是有分歧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各方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分歧。例如，在尊重人权问题上，民间民主派可与党内改革派首先取得共识。成功的对话应当首先从思想上把共识与分歧分开，善于寻找共同点，共同探索解决分歧的途径。这样双方本来对立的局面就会随之缓解，双方间的距离也将越小。而把共识与分歧搅到一起，只能使彼此的距离越拉越大，对话难以进行。
2、人与问题分开——对话的焦点是问题不是人。对话应从击败对手转移到击溃问题上来，将人与分歧的事由分开。构成对话的难题一旦破解，则双方都可受益。
3、利益与立场分开——立场一时不能调和时，可先从解决具体利益开始。对话中应将彼此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则束之高阁，而致力于在对话中赢得实际利益。例如，海外流亡人士可先争取回国，六四死难者家属可先争取得到赔偿等实质利益。
二、“三先”对话方法
1、“先对话缓追责”——能够开启“六四”对话的大门，就已经为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提供了途径，意味着向成功迈出了步伐。对话应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在当今中的政治生态下，如果民间民主派先把追究历史罪责，惩罚元凶作为对话的开局，阻力就会加大，对话就会卡壳。
2、“先肯定再否定”——对话的连接点在于首先寻求双方容易接受的肯定，而暂避双方僵持的否定。例如，肯定胡耀帮容易取得体制内外共识，并借助这个共识，达到间接肯定赵紫阳拒绝镇压的效果。而如果对话的开始就要否定邓小平，即使党内改革派也很难接招。
3、“先证明后反驳”——要使对话获得成功，不要首先反驳对方立场的错谬，而应首先证明己方的正当性。例如民间民主派只要借助对话还原了当年学生反腐败、要民主请愿的爱国正义事实，就已经推翻了邓李炮制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反革命动乱”的定性，进而也就否定了“六四”镇压的合法性。
争取力量对比关系更有利于民主派
社会在走向“共同妥协”的民主过程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一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做出让步的。眼下民主对话力量还很幼嫩，还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的不断状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今天，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的政治走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主派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竞争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对比力量相对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用对话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形成集合意志。而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悬殊时，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的。因此，目前加强民主派内部的团结，善于保护、发展、壮大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削弱、分化保守势力，就一定会为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创造好力量平衡的现实条件。
最终走向全国政治对话的圆桌会议
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权利的总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如何管理国家自由发表政治见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客体、共同责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他人所享有的参政、议政的各项政治权利。“一党天下”控制的中国，已经太封闭、太僵化、太死气沉沉了，也使这个民族落后的太久远、太久远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只允许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政治主张和这样的政治行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有那样的政治主张和那样的政治行为的霸道现实。因此，一个民主新纪元的中国，需要从借助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开局，进而，释放一切因政治见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而被关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湾等各方代表，形成社会各党、各派、利益团体、地区代表相互妥协，平等协商的圆桌会议，通过平等的政治对话与谈判，集合起全民的变革意识，以共同承担推动中华民主现代化进程和维护社会稳定与法制秩序的政治责任，来达到开启宪政变革大门的目的。
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合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国社会何时能够跨向民主化新纪元，取决于中国社会何时能结束“一党天下”的封闭状态，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政治局面。
现实的中国需要一种包容差异、生气勃勃的变革性稳定，而不是一元强制、僵化死沉的停滞性稳定。
“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都一样的沉重，一样的悲伤，令人不禁想起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事件。在台湾，马英九背起了执政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台湾作家龙应台对此评论到“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该文在结尾时写到：“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必须延续下去，以推动建立朝野对话机制不容置疑的理由吗？
记得天安门母亲网站曾与2008年5月28号上午8点正式开通。该网站呼吁就天安门事件说出真相，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并坚持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新开设的网站在首页以醒目的标题特别注明，向六四死难者致哀。这便是一次让“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的尝试，可圈可点。
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今年5月8日，《新京报》的一篇报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导称，在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将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他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成立“民间六四对话团”的政策条件正在形成，对此“天安门母亲”类的民间社团将大有作为。
从民间寻求政治变革的民主力量阵营而言，分流亡国外与留在国内的两条战线。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自身应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疏理纷争，放弃私怨，以完成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战略转移。眼下，最重要使命就是团结一致，首先争取回国，才能争取为“六四”维权，参与对话的可能性。政府阻隔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不仅违反世界上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也是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告：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多年来，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们，不断尝试回国的各种途径，但却并未形成有足够冲击力的集合效应。
当今时代的中国海内外民主变革力量，应外争正当性回国，内争维权性对话。运用各种媒体与公关通道，隔空喊话，潜水交流，进行体制内外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广泛沟通，寻求共识，积极合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海外民主力量，有条件、也有义务专门建立起一个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网站，提供体制内外沟通凝聚的平台，以积蓄精神资源，集合变革力量。
最后，“六四”死结能否破解，取决于中国民主变革力量推动政治对话进程的质量、速度与技巧。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扬起为“六四”维权而对话的征帆，等待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