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6日讯】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要想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其表面，比如容貌、言语，这些都是会骗人的，而人也经常被这些所骗。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做事的方法，事后的成效，这样一来就能全面的了解他了。普通人的内外表里即便有所差异也不会太大，很容易就会被人识破。政府官员则不然，其内外表里差异极大，极其容易迷惑大众。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资讯，而对外开放的资讯都经过审定的，如此则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资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是天壤之别。尤其在专制国家，政府全面掌控出版、媒体、教育、学术，利用这些强大的宣传工具很容易就能让民众上当受骗，达到其宣传目的。识人最难的就是识政府，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政府的宣传，尤其是专制政府。要透过自己的慧眼观察政所的所作所为，办事手段，事后效果，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自由、民主、法制的时代，出版、媒体、教育、学术都可以相对的独立于政府，民众的言论自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政府受到法律和监督的限制，民众的知情权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网路时代，资讯的传布可以打破固有的时空限制，很多资讯都可以最快的速度传布到最大的范围，政府所能把持的资讯越来越少了，很多政府不愿公开的密档也无可奈何的被人公开了。但是在专制国家，网路遭到封锁，信息的畅通性大打折扣，无奈何民众只能增加自己的智慧，观察政府切实的所作所为。
在专制国家，政府的实际作为和宣传必然是截然相反的，在一般时期宣传虽说依然充斥着大量虚假资讯，但还会比较平和，特殊时期就离谱太远了。各种奇特的言论都会出现，疯话鬼话不绝于耳，恢诡谲怪变化万千。这时候的宣传主要任务是掩盖不可挽救之事实和造神，使人心狂乱失去理性，以崇拜偶像为第一目的，其他完全可以不管不顾，多么令人胆寒！所以说，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真实状况自己必须保佑独立思考的精髓和不被动摇的理性，这样才能清楚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此还要真诚地劝谏那些想要以纸包火的诸君，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君子不器。”
这里的“不”是“丕”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这句话的意思应该解释为君子要有大用处，这体现了孔子的积极入市的思想。那如何才能成为大用处呢？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有用那不叫大用，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有用才能称为大用。只服务于个人或者团体未免范围太狭小，这么狭小的范围只能是私用而不能成为公用，为私谋利很容易偏离公平、正义，君子是不能如此的。大用还体现在超越时间，眼光不能只盯住现前，还要考虑到将来。君子所做之事时间拉的越长越有用，影响越深远越有用。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国际视野，有全人类的胸怀。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国家的思想，尤其是传统国家思想。政府的产生是为了保卫某一地区的人权，如果政府不能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任务那我们只能请它下台反省。可是现如今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总觉得人要去无条件地保卫政府，这是非常颠倒的。个人的情怀只放到政府身上这绝对是小用，根本称不上君子大器。我们一定要把情怀寄托在民众身上，不光是本地区、本民族，还要扩大到全人类，实现全世界的公平、正义，这才叫做君子大器！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要实现君子大器还要从自己所处的小范围内做起，不能只会喊口号而没有切实的行动。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真心诚意地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维护此时此地的公平、正义，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此才能实现君子的大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结党营私叫做比，团结一致叫做周。臭味相投者往往容易聚集到一处，想法设法打击其他，而不与大众合流。这些人之所以不愿意与大众就是怕自己的私利得不到保障，这样实际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故意跟人唱反调，不依公平、正义的标准，为了反对而反对，颠倒是非黑白公然与真理相违背。几个狐朋狗友彼此支援，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拒绝普世价值，唯恐天下不乱。为了取得更多人的支持，肆意谄媚讨好，如此下流无耻给人舐痔人家还不一定领情，反而背地里还会骂这人是傻帽。君子则不然，以包容的心态实现普世价值，不必去逢迎大众而大众自会欣然与之为友。是比还是周，就看是否融入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道义、就是公理，拒绝普世价值就是拒绝道义、公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所谓的异端无非是异于六艺的学说，学习这些是大有害处的。可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是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是。六艺可能部份符合真理，但是绝对不可能代表真理，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思想是很不妥当的。人的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一个人甚至一派人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理，所以必须包容不同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尤其是在我们当今多元的时代，更不能以某一种思想理论为标准，污蔑其他思想为异端邪说，这是有悖现代文明的。在学术讨论上有时候感情难免强烈，这也并无大碍，就怕政府把某种理论定位国家思想，在政府的威权下其他不同思想实在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在民主制度的地区部太容易出现，但是在专制国家无一列外会确定某一理论为国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是执政者所信奉的或者不信奉只是以此招摇撞骗。
孔子虽然喊出不可学习异端邪说，但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再加上没有哪个诸侯国就真的采用了孔子的思想，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是形成了。我们搁置孔子所制定的标准不谈，单就这句话来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现代当然不可能以孔子的标准来判别异端正统，那应该以什么标准呢？毫无疑问，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标准，凡是不符合以上六项标准的思想可以判定其为异端邪说。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保障人权的积极思想，具有真善美的特性，违背这六项原则就是践踏人权，就是假恶丑。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思想，没有地域、种族、信仰、文化等等的限制。
现如今还有很多地区没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这实在令人万分悲痛，这些地区是跟现代文明脱钩的。我们考察没有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地区无不充斥着巨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环境污染、道德败坏、社会动荡，野蛮和罪恶时时刻刻处处在在都会爆发，这简直是人类的耻辱。这样地区的民众是愚昧不堪的，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并且进入了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民众越愚昧无知政府越腐败无能，政府越腐败无能民众越愚昧无知。民众绝望透顶，而政府则以小商小贩的心理统治民众，能捞一把是一把。政府之所以拒绝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普世价值是因为官员要压榨民众谋取私利，他们自己不是都把家人安排到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国家了吗？指望着政府改革根本就是幻想，只有民众思想得到启蒙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期盼着政府赐给民众幸福简直就是奴隶式的痴人说梦。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颛孙师，子张是他的字，陈国人，小孔子四十八岁。干禄就是挣得俸禄，代指做官。孔子教导子张多听闻自己不懂的，说话要小心，这样就不会有太多过错。多学习自己不在行的，行事要小心，这样就就不会有太多的悔恨。孔子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子张呢？这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的行为标准，当然在专制时代这样做会保住官位获得俸禄，但是不会造福于民。孔子的做事风格是有温和的一面，但是在行政方面孔子往往表现出宏大的气魄，不知道这句话还有没有上下文。
官员小心谨慎是没有错，但是绝不能无所作为。在专制制度下极其容易产生这样昏庸无能的官员，因为官员的升迁要看上级领导或者君主的脸色，一旦触犯上级或君主则官位不可保。民主制度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昏庸无能的官员上台，因为官员的升迁不是由上级决定而是由选民决定，即使那些任命产生的官员也非要符合民意不可，领导任命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轻者失掉下一任选举，重者则会当任遭到弹劾。当然，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昏庸无能的官员上台，但是民主制度有非常良好的自我纠错机制，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自我修复。
民主制度下，官员和议员必须竭尽全力创造政绩，稍有懈怠就会减少选票，哪还容得你只想混点儿俸禄了事？官员和议员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国计民生，发展经济增加民众收入，调整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完善法制实现公平正义，振兴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建立外交保障自由流动。我们考察历史，凡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以上内容发展地都非常良好；我们比对现代，凡是仍然保有专制制度的国家以上内容都很糟糕。官员的素质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专制体制下即便有能力也不得施展，只能压抑在层层官僚管制之下，在民主体制下即便没有能力也要披挂上阵，民众逼迫你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建立业绩。
在专制制度下，官员必然会走向贪污腐败，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扭转这个大方向。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个别道德极其高尚的官员，他们自律非常严苛，但这只是小插曲，改变不了主旋律，而且这种小插曲往往被主旋律压抑地毫无生存馀地。权力毫无限制，官员腐败了又能怎样？官员倒台只能是因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权力斗争无论谁输谁赢遭殃的只能的普通民众，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专制制度就是践踏人权的工具，你要求它当菩萨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官员不搞贪污腐败岂不是浪费了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啦，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民主制度下也有贪污腐败的官员，但是其数量绝对没有办法跟专制体制下数量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民主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力的分散和制约，整个行政机构的权力被大规模地分散到了民间，而行政机构之间的牵制也是权力受到分散。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握绝对的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一旦官员贪污腐败，各方力量都会集合制裁之，根本没有逃脱法网的可能。尤其是在自寻发达的今天，官员几乎成了水晶人，其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所知，哪里还有腐败的空当？想要逃脱法网就更不可能了，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你，你能想出什么方法逃脱？民主是廉洁的根本保障，在民主之外谈廉洁根本就是妖言惑众。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名将，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在位27年，根据谥法恭仁短折叫做哀。当时民众肯定不服从哀公，所以哀公才有此一问。专制统治者总是希望民众能够老老实实不犯上作乱，永葆自己的统治地位。孔子跟哀公说，举贤任能则民众服从你，亲近小人则民众不服从你。孔子是想要哀公为民众谋福祉，顺应民意。可是哀公能听从孔子这一套吗？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统治地位朝不保夕，如果不能富国强兵随时都会被人消灭，所以统治者急需迅速增强军力的方法。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这样的人能让诸侯在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吗？在杀人如麻的社会谁还会吃仁义道德这一套？此时的诸侯最需要的是军事强人，否则难以自保。
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众的力量日益强大，政府不能做到“举直错诸枉”就会迅速倒台，这就是选票的威力。夏商周三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统治几百年，秦朝以后最差也能统治近百年，这在现代民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专制体制下做到“举直错诸枉”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举枉错诸直”民众也不能把统治者怎样。民主制度本身就有一套非常好的人才晋升体系，各种人才都能有其用武之地，能真正实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民众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几乎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专制社会则不然，资源大量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集团之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减少，就像一个抽水泵从下往上抽取资源。越是下层民众越是受到榨取，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人才的选拔只能看上层脸色，而上层本身就拥有很复杂的关系网络，哪还轮得到圈外人士。实现“举直错诸枉”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制度，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英明的“君主”身上，也不用被所谓的伯乐发现。千里马被系缚在马厩当中当然需要伯乐来发现它肯定它，但是如果千里马能够自由驰骋还需要伯乐吗？想跑多远跑多远，想去哪里去哪里。怀才不遇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专制社会，在民主社会怀才根本就不必要知遇，即便服务于公司或者政府也谈不上谁对谁有知遇之恩。个人和团体之间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为团体创造价值团体为个人支付薪资，平等交换互不亏欠。双方和则两聚不和则散，没有任何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孔子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国家的强盛根本靠人才，善待人才令其有用武之地才是根本的国策。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缺乏良好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只能使历史不断轮回往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季孙肥，鲁国大夫，根据谥法安乐抚民叫做康。孔子一项主张想要民众怎样，统治者自己就得先做出表率。在这里告诉季康子，面对民众庄严则民众敬爱你，自己孝顺慈爱则民众忠诚，选拔贤能教导稍差的人则民众劝勉。
我们现代民主时期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更加有力、有效果，在孔子那个年代他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不了，在以后的几千年也同样无法实现，原因很简短，独裁专制体制在作怪。民主制度下的执政者不符合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会失去选票，执政者因此不敢胡作非为。但是我们现代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跟古代会有所不同，比如孔子认为执政者面对民众时要庄严，但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庄严只不过是执政者的个人风格，跟他的执政能力没有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现代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古代的专制独裁者希望民众敬爱自己呢？家天下的社会统治者把民众看做自己的儿女，自己就是大家长，是民众的主宰，再加上儒家提倡孝道，统治者当然希望子女敬爱自己了。我们纵观历史，没有哪个皇帝道德上是合格的，但是他们还要民众敬爱自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造神，皇帝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全知全能的人，宣称自己是老天的儿子，是龙种，让民众崇拜不已。
孝慈本来是私人感情，但是孔子把它看做让百姓忠诚的方法。这也反映了家天下的社会公私不分，天下的公就是统治者的私，统治者的私不是天下的公，反正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属于统治者。在我们现代不是说执政者不要孝慈了，而是说我们公民不能用这种私人的感情去要求执政者。在古代如此要求统治者可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能够做到的，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不必要求执政者可是执政者也都能做到。在现代，执政者的私人生活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的，因为这涉及到公权力，政府官员很有可能以权谋私，我们要求政府官员要公私分明。
政府选用贤能自然是好事，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好事也会变坏事，凡是政府标榜什么大家就趋之若鹜地追赶什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虚伪狡诈。在多元化的现代政府根本不需要标榜什么东西，而且也标榜不起来了。思想大一统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普遍真理的，评判人物的标准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人的思想行为是多元的。政府再去标榜一个什么东西岂不是螳臂当车？着实令人可笑。政府标榜一个东西无非是想让民众归顺自己，但是民主化的今天则刚好相反，政府应该归顺民众。也就是说不是让民众“忠以劝”，而是让政府“忠以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孝悌本应该是个人感情，但是儒家把它跟政治融合到了一起。这也反映出孝悌在当时并不流行，像孔子这样的学者希望通过政治来推行之。另外孝悌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文化，孔子致力于文化道德的建设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以道德文化来影响政治。
道德文化是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而且也可以限制政府权力，但这病并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关键是道德文化要能够自由开展，其发展方向应该由学术来掌握。学术文化是知识份子影响政府限制权力的唯一工具，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当时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恐怕也是很无奈的，因为当时的知识份子出路基本只有一条，那就是做官，但是又没有哪个诸侯国肯重用孔子，好在孔子还能够兴办私学藉以为生。我们现代的知识份子完全可以没有孔子的那份无奈，多元的社会完全可以不去做官，自己专心搞学术恐怕要比做官还好一些呢。
学术文化能够大发展进而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权力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言论自由。人的嘴天生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喝，一个是言论。吃喝维持人的生理，言论维持人的精神，而人又是生理和精神的和合体，缺一则不能存活。由此可知扼杀人的言论跟杀害人的身体是同样有罪的，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是对人权公然地践踏。把知识份子赖以为生的言论扼杀掉还谈什么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政治权力，品德高洁者只好孤守终生，卑鄙下流者就去充当政治走狗，这两者都有其无奈之处，但是也都有其错误之处。没有言论自由就要去争取之，绝对不能姑息养奸更不能助纣为虐。知识份子要以宽广的慈悲和巨大的勇气来惩恶扬善，这是本分工作，不做就是失职。在专制时代，孔子都能够跟诸侯分庭抗礼，在民主时代，知识份子难道还要畏缩不前甚至点头哈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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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其表面，比如容貌、言语，这些都是会骗人的，而人也经常被这些所骗。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做事的方法，事后的成效，这样一来就能全面的了解他了。普通人的内外表里即便有所差异也不会太大，很容易就会被人识破。政府官员则不然，其内外表里差异极大，极其容易迷惑大众。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资讯，而对外开放的资讯都经过审定的，如此则造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资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是天壤之别。尤其在专制国家，政府全面掌控出版、媒体、教育、学术，利用这些强大的宣传工具很容易就能让民众上当受骗，达到其宣传目的。识人最难的就是识政府，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政府的宣传，尤其是专制政府。要透过自己的慧眼观察政所的所作所为，办事手段，事后效果，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自由、民主、法制的时代，出版、媒体、教育、学术都可以相对的独立于政府，民众的言论自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政府受到法律和监督的限制，民众的知情权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网路时代，资讯的传布可以打破固有的时空限制，很多资讯都可以最快的速度传布到最大的范围，政府所能把持的资讯越来越少了，很多政府不愿公开的密档也无可奈何的被人公开了。但是在专制国家，网路遭到封锁，信息的畅通性大打折扣，无奈何民众只能增加自己的智慧，观察政府切实的所作所为。
在专制国家，政府的实际作为和宣传必然是截然相反的，在一般时期宣传虽说依然充斥着大量虚假资讯，但还会比较平和，特殊时期就离谱太远了。各种奇特的言论都会出现，疯话鬼话不绝于耳，恢诡谲怪变化万千。这时候的宣传主要任务是掩盖不可挽救之事实和造神，使人心狂乱失去理性，以崇拜偶像为第一目的，其他完全可以不管不顾，多么令人胆寒！所以说，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真实状况自己必须保佑独立思考的精髓和不被动摇的理性，这样才能清楚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在此还要真诚地劝谏那些想要以纸包火的诸君，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君子不器。”
这里的“不”是“丕”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这句话的意思应该解释为君子要有大用处，这体现了孔子的积极入市的思想。那如何才能成为大用处呢？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有用那不叫大用，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有用才能称为大用。只服务于个人或者团体未免范围太狭小，这么狭小的范围只能是私用而不能成为公用，为私谋利很容易偏离公平、正义，君子是不能如此的。大用还体现在超越时间，眼光不能只盯住现前，还要考虑到将来。君子所做之事时间拉的越长越有用，影响越深远越有用。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国际视野，有全人类的胸怀。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国家的思想，尤其是传统国家思想。政府的产生是为了保卫某一地区的人权，如果政府不能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任务那我们只能请它下台反省。可是现如今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总觉得人要去无条件地保卫政府，这是非常颠倒的。个人的情怀只放到政府身上这绝对是小用，根本称不上君子大器。我们一定要把情怀寄托在民众身上，不光是本地区、本民族，还要扩大到全人类，实现全世界的公平、正义，这才叫做君子大器！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要实现君子大器还要从自己所处的小范围内做起，不能只会喊口号而没有切实的行动。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真心诚意地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维护此时此地的公平、正义，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此才能实现君子的大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结党营私叫做比，团结一致叫做周。臭味相投者往往容易聚集到一处，想法设法打击其他，而不与大众合流。这些人之所以不愿意与大众就是怕自己的私利得不到保障，这样实际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故意跟人唱反调，不依公平、正义的标准，为了反对而反对，颠倒是非黑白公然与真理相违背。几个狐朋狗友彼此支援，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拒绝普世价值，唯恐天下不乱。为了取得更多人的支持，肆意谄媚讨好，如此下流无耻给人舐痔人家还不一定领情，反而背地里还会骂这人是傻帽。君子则不然，以包容的心态实现普世价值，不必去逢迎大众而大众自会欣然与之为友。是比还是周，就看是否融入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道义、就是公理，拒绝普世价值就是拒绝道义、公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所谓的异端无非是异于六艺的学说，学习这些是大有害处的。可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是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是。六艺可能部份符合真理，但是绝对不可能代表真理，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思想是很不妥当的。人的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一个人甚至一派人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理，所以必须包容不同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尤其是在我们当今多元的时代，更不能以某一种思想理论为标准，污蔑其他思想为异端邪说，这是有悖现代文明的。在学术讨论上有时候感情难免强烈，这也并无大碍，就怕政府把某种理论定位国家思想，在政府的威权下其他不同思想实在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在民主制度的地区部太容易出现，但是在专制国家无一列外会确定某一理论为国家正统思想，这种思想是执政者所信奉的或者不信奉只是以此招摇撞骗。
孔子虽然喊出不可学习异端邪说，但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再加上没有哪个诸侯国就真的采用了孔子的思想，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是形成了。我们搁置孔子所制定的标准不谈，单就这句话来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现代当然不可能以孔子的标准来判别异端正统，那应该以什么标准呢？毫无疑问，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标准，凡是不符合以上六项标准的思想可以判定其为异端邪说。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保障人权的积极思想，具有真善美的特性，违背这六项原则就是践踏人权，就是假恶丑。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思想，没有地域、种族、信仰、文化等等的限制。
现如今还有很多地区没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这实在令人万分悲痛，这些地区是跟现代文明脱钩的。我们考察没有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地区无不充斥着巨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环境污染、道德败坏、社会动荡，野蛮和罪恶时时刻刻处处在在都会爆发，这简直是人类的耻辱。这样地区的民众是愚昧不堪的，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并且进入了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民众越愚昧无知政府越腐败无能，政府越腐败无能民众越愚昧无知。民众绝望透顶，而政府则以小商小贩的心理统治民众，能捞一把是一把。政府之所以拒绝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普世价值是因为官员要压榨民众谋取私利，他们自己不是都把家人安排到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国家了吗？指望着政府改革根本就是幻想，只有民众思想得到启蒙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期盼着政府赐给民众幸福简直就是奴隶式的痴人说梦。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颛孙师，子张是他的字，陈国人，小孔子四十八岁。干禄就是挣得俸禄，代指做官。孔子教导子张多听闻自己不懂的，说话要小心，这样就不会有太多过错。多学习自己不在行的，行事要小心，这样就就不会有太多的悔恨。孔子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子张呢？这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的行为标准，当然在专制时代这样做会保住官位获得俸禄，但是不会造福于民。孔子的做事风格是有温和的一面，但是在行政方面孔子往往表现出宏大的气魄，不知道这句话还有没有上下文。
官员小心谨慎是没有错，但是绝不能无所作为。在专制制度下极其容易产生这样昏庸无能的官员，因为官员的升迁要看上级领导或者君主的脸色，一旦触犯上级或君主则官位不可保。民主制度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昏庸无能的官员上台，因为官员的升迁不是由上级决定而是由选民决定，即使那些任命产生的官员也非要符合民意不可，领导任命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轻者失掉下一任选举，重者则会当任遭到弹劾。当然，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昏庸无能的官员上台，但是民主制度有非常良好的自我纠错机制，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自我修复。
民主制度下，官员和议员必须竭尽全力创造政绩，稍有懈怠就会减少选票，哪还容得你只想混点儿俸禄了事？官员和议员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国计民生，发展经济增加民众收入，调整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完善法制实现公平正义，振兴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建立外交保障自由流动。我们考察历史，凡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以上内容发展地都非常良好；我们比对现代，凡是仍然保有专制制度的国家以上内容都很糟糕。官员的素质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专制体制下即便有能力也不得施展，只能压抑在层层官僚管制之下，在民主体制下即便没有能力也要披挂上阵，民众逼迫你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建立业绩。
在专制制度下，官员必然会走向贪污腐败，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扭转这个大方向。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有个别道德极其高尚的官员，他们自律非常严苛，但这只是小插曲，改变不了主旋律，而且这种小插曲往往被主旋律压抑地毫无生存馀地。权力毫无限制，官员腐败了又能怎样？官员倒台只能是因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权力斗争无论谁输谁赢遭殃的只能的普通民众，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专制制度就是践踏人权的工具，你要求它当菩萨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官员不搞贪污腐败岂不是浪费了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啦，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民主制度下也有贪污腐败的官员，但是其数量绝对没有办法跟专制体制下数量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民主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力的分散和制约，整个行政机构的权力被大规模地分散到了民间，而行政机构之间的牵制也是权力受到分散。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握绝对的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一旦官员贪污腐败，各方力量都会集合制裁之，根本没有逃脱法网的可能。尤其是在自寻发达的今天，官员几乎成了水晶人，其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所知，哪里还有腐败的空当？想要逃脱法网就更不可能了，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你，你能想出什么方法逃脱？民主是廉洁的根本保障，在民主之外谈廉洁根本就是妖言惑众。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名将，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在位27年，根据谥法恭仁短折叫做哀。当时民众肯定不服从哀公，所以哀公才有此一问。专制统治者总是希望民众能够老老实实不犯上作乱，永葆自己的统治地位。孔子跟哀公说，举贤任能则民众服从你，亲近小人则民众不服从你。孔子是想要哀公为民众谋福祉，顺应民意。可是哀公能听从孔子这一套吗？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统治地位朝不保夕，如果不能富国强兵随时都会被人消灭，所以统治者急需迅速增强军力的方法。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这样的人能让诸侯在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吗？在杀人如麻的社会谁还会吃仁义道德这一套？此时的诸侯最需要的是军事强人，否则难以自保。
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众的力量日益强大，政府不能做到“举直错诸枉”就会迅速倒台，这就是选票的威力。夏商周三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统治几百年，秦朝以后最差也能统治近百年，这在现代民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专制体制下做到“举直错诸枉”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举枉错诸直”民众也不能把统治者怎样。民主制度本身就有一套非常好的人才晋升体系，各种人才都能有其用武之地，能真正实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民众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几乎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专制社会则不然，资源大量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集团之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减少，就像一个抽水泵从下往上抽取资源。越是下层民众越是受到榨取，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人才的选拔只能看上层脸色，而上层本身就拥有很复杂的关系网络，哪还轮得到圈外人士。实现“举直错诸枉”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制度，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英明的“君主”身上，也不用被所谓的伯乐发现。千里马被系缚在马厩当中当然需要伯乐来发现它肯定它，但是如果千里马能够自由驰骋还需要伯乐吗？想跑多远跑多远，想去哪里去哪里。怀才不遇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专制社会，在民主社会怀才根本就不必要知遇，即便服务于公司或者政府也谈不上谁对谁有知遇之恩。个人和团体之间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为团体创造价值团体为个人支付薪资，平等交换互不亏欠。双方和则两聚不和则散，没有任何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
孔子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国家的强盛根本靠人才，善待人才令其有用武之地才是根本的国策。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缺乏良好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只能使历史不断轮回往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季孙肥，鲁国大夫，根据谥法安乐抚民叫做康。孔子一项主张想要民众怎样，统治者自己就得先做出表率。在这里告诉季康子，面对民众庄严则民众敬爱你，自己孝顺慈爱则民众忠诚，选拔贤能教导稍差的人则民众劝勉。
我们现代民主时期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更加有力、有效果，在孔子那个年代他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不了，在以后的几千年也同样无法实现，原因很简短，独裁专制体制在作怪。民主制度下的执政者不符合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会失去选票，执政者因此不敢胡作非为。但是我们现代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跟古代会有所不同，比如孔子认为执政者面对民众时要庄严，但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庄严只不过是执政者的个人风格，跟他的执政能力没有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现代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古代的专制独裁者希望民众敬爱自己呢？家天下的社会统治者把民众看做自己的儿女，自己就是大家长，是民众的主宰，再加上儒家提倡孝道，统治者当然希望子女敬爱自己了。我们纵观历史，没有哪个皇帝道德上是合格的，但是他们还要民众敬爱自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造神，皇帝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全知全能的人，宣称自己是老天的儿子，是龙种，让民众崇拜不已。
孝慈本来是私人感情，但是孔子把它看做让百姓忠诚的方法。这也反映了家天下的社会公私不分，天下的公就是统治者的私，统治者的私不是天下的公，反正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属于统治者。在我们现代不是说执政者不要孝慈了，而是说我们公民不能用这种私人的感情去要求执政者。在古代如此要求统治者可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能够做到的，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不必要求执政者可是执政者也都能做到。在现代，执政者的私人生活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的，因为这涉及到公权力，政府官员很有可能以权谋私，我们要求政府官员要公私分明。
政府选用贤能自然是好事，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好事也会变坏事，凡是政府标榜什么大家就趋之若鹜地追赶什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虚伪狡诈。在多元化的现代政府根本不需要标榜什么东西，而且也标榜不起来了。思想大一统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普遍真理的，评判人物的标准是多元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人的思想行为是多元的。政府再去标榜一个什么东西岂不是螳臂当车？着实令人可笑。政府标榜一个东西无非是想让民众归顺自己，但是民主化的今天则刚好相反，政府应该归顺民众。也就是说不是让民众“忠以劝”，而是让政府“忠以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孝悌本应该是个人感情，但是儒家把它跟政治融合到了一起。这也反映出孝悌在当时并不流行，像孔子这样的学者希望通过政治来推行之。另外孝悌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文化，孔子致力于文化道德的建设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以道德文化来影响政治。
道德文化是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而且也可以限制政府权力，但这病并不是绝对的，其中的关键是道德文化要能够自由开展，其发展方向应该由学术来掌握。学术文化是知识份子影响政府限制权力的唯一工具，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当时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恐怕也是很无奈的，因为当时的知识份子出路基本只有一条，那就是做官，但是又没有哪个诸侯国肯重用孔子，好在孔子还能够兴办私学藉以为生。我们现代的知识份子完全可以没有孔子的那份无奈，多元的社会完全可以不去做官，自己专心搞学术恐怕要比做官还好一些呢。
学术文化能够大发展进而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权力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言论自由。人的嘴天生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喝，一个是言论。吃喝维持人的生理，言论维持人的精神，而人又是生理和精神的和合体，缺一则不能存活。由此可知扼杀人的言论跟杀害人的身体是同样有罪的，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是对人权公然地践踏。把知识份子赖以为生的言论扼杀掉还谈什么影响政府决策限制政治权力，品德高洁者只好孤守终生，卑鄙下流者就去充当政治走狗，这两者都有其无奈之处，但是也都有其错误之处。没有言论自由就要去争取之，绝对不能姑息养奸更不能助纣为虐。知识份子要以宽广的慈悲和巨大的勇气来惩恶扬善，这是本分工作，不做就是失职。在专制时代，孔子都能够跟诸侯分庭抗礼，在民主时代，知识份子难道还要畏缩不前甚至点头哈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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