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7日讯】司马光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为人忠孝节义、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实践儒家思想的典范。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笃诚好学。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十五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
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为官后常上疏陈述治国的建议，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坚持原则，维护纲常，敢于荐贤斥佞，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司马光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份，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用了十九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
“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特意详述，以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这些见解，皆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风”等多方面内容都包含于其中。
一、用人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内容大有深意。从“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晋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天子仅有的一点“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于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表达了对“天子自坏”礼的谴责。接下来就是“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在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过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算作人才？
司马光对智伯败亡的总结，侧重在才德方面，这也是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阐述了人品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品评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尤其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阐述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身修德，二是以宽仁和善为原则，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风。《资治通鉴外纪》中《五帝德》篇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尧、舜、禹的成功，“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阐述圣王明君“崇德而广业”、“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识。他多次着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对这部书作总体评价时，借孔子和荀子对圣王品德“吾无间焉”（《论语·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赞叹，以为书中记载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当此誉。
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仁爱与正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伦理范畴。“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资治通鉴》中记述道：“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怀民以仁”，“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记述的孟子弘扬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司马光评述道：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马光强调的又一作为为君之道的道德准则，说：“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如魏文侯一次与群臣正开怀畅饮，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与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停止了酒宴，亲自起身前往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故事说明魏文侯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后来四方贤士多归之。也告诉人们：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讲诚信。
善于纳谏也是司马光强调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征以忠耿直谏着称，唐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先后上谏二百馀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魏征认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和“泉源”。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爱人”。司马光论述的为臣之道特别勘定仁爱，强调官德和无私无我的品格，如“辅佐君王，大济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风范。例如他采用的苏武杖节牧羊、祖逖渡江击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这些反映官员自觉重视自我道德约束的历史故事，被看作一种个人修养的典范。以下举几个例子。
汉朝张安世任尚书令时，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职了。
汉宣帝立皇太子，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哥哥的儿子疏受为太子少傅，二人讲究仪礼，谦恭谨慎，深为汉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随同进见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二人一同担任太子的师傅，满朝廷把这看作是荣耀的事。他们在这样的职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岁，就通晓《论语》、《孝经》等。疏广对疏受说：“我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现已长成，我们不如离职，告老还乡不好吗？”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书请求辞官回乡，皇上再三挽留不住，于是准许，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乡人都来给他们饯行，人们都说：“贤哉二大夫！”疏广回到家乡以后，把皇上的赠金与乡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问他不打算给孩子们留遗产吗？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但是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赢馀，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因此我很乐意跟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些恩赐啊！”
唐朝翰林学士李绛在朝廷勇于犯颜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惜身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子。”唐宪宗听到此话后感动地说：“李绛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他出任户部侍郎时，唐宪宗问：“依照惯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说：“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唐宪宗为此嘉许李绛的耿直。
四、教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赞颂舜“圣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称赞东汉光武帝能够“敦尚经书”、“修明礼乐”，汉明帝、汉章帝亦能重视讲经论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资治通鉴》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司马光认为，礼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
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安民、养民 、爱民、教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
《资治通鉴》的史论（即“臣光曰”），据统计有二百一十八则，是儒家文化仁政礼治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标示“进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书中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爱戴。他晚年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文章来源：《明慧网》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笃诚好学。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十五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
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天下为己任，为官后常上疏陈述治国的建议，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坚持原则，维护纲常，敢于荐贤斥佞，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司马光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份，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用了十九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
“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在丰富、纷繁的历史内容中，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而特意详述，以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说：“天者，万物之父也”、“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这些见解，皆反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风”等多方面内容都包含于其中。
一、用人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开篇内容大有深意。从“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晋而“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天子仅有的一点“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于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表达了对“天子自坏”礼的谴责。接下来就是“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在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过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算作人才？
司马光对智伯败亡的总结，侧重在才德方面，这也是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阐述了人品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品评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尤其重视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的评判。阐述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重视自身修德，二是以宽仁和善为原则，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风。《资治通鉴外纪》中《五帝德》篇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尧、舜、禹的成功，“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阐述圣王明君“崇德而广业”、“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识。他多次着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对这部书作总体评价时，借孔子和荀子对圣王品德“吾无间焉”（《论语·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赞叹，以为书中记载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当此誉。
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仁爱与正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伦理范畴。“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资治通鉴》中记述道：“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怀民以仁”，“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记述的孟子弘扬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司马光评述道：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马光强调的又一作为为君之道的道德准则，说：“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如魏文侯一次与群臣正开怀畅饮，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马上备车前往近郊。左右侍从劝说：“饮酒正在兴头，天又下雨，国君要到哪里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与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约好打猎，饮酒虽乐，但怎能失约呢？”于是停止了酒宴，亲自起身前往告诉对方，因下雨，取消打猎的事。故事说明魏文侯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后来四方贤士多归之。也告诉人们：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讲诚信。
善于纳谏也是司马光强调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征以忠耿直谏着称，唐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先后上谏二百馀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魏征认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和“泉源”。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爱人”。司马光论述的为臣之道特别勘定仁爱，强调官德和无私无我的品格，如“辅佐君王，大济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风范。例如他采用的苏武杖节牧羊、祖逖渡江击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这些反映官员自觉重视自我道德约束的历史故事，被看作一种个人修养的典范。以下举几个例子。
汉朝张安世任尚书令时，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职了。
汉宣帝立皇太子，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哥哥的儿子疏受为太子少傅，二人讲究仪礼，谦恭谨慎，深为汉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随同进见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叔侄二人一同担任太子的师傅，满朝廷把这看作是荣耀的事。他们在这样的职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岁，就通晓《论语》、《孝经》等。疏广对疏受说：“我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现已长成，我们不如离职，告老还乡不好吗？”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书请求辞官回乡，皇上再三挽留不住，于是准许，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乡人都来给他们饯行，人们都说：“贤哉二大夫！”疏广回到家乡以后，把皇上的赠金与乡里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问他不打算给孩子们留遗产吗？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顾念子孙吗？但是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赢馀，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因此我很乐意跟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些恩赐啊！”
唐朝翰林学士李绛在朝廷勇于犯颜直谏，他曾说：“身居国家重要职位，只图惜身不敢直谏，是臣辜负于君王。若臣子为国为民不看圣上脸色说话，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子。”唐宪宗听到此话后感动地说：“李绛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他出任户部侍郎时，唐宪宗问：“依照惯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说：“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唐宪宗为此嘉许李绛的耿直。
四、教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他赞颂舜“圣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称赞东汉光武帝能够“敦尚经书”、“修明礼乐”，汉明帝、汉章帝亦能重视讲经论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礼乐教化的道德标准，成为司马光评价人物、分析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资治通鉴》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司马光认为，礼是维系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书中论朝代之兴盛，归因于礼乐教化的兴隆，如关于汉、唐两代治世的论述；论朝代之衰亡，归因于名分纲常的沦丧，如关于战国、五代两个乱世的论述。
强调安民、养民。司马光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礼治世，君王素质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谗谄以败之，神怒于上，民怒于下，一旦涣然而去之，则虽有仁智恭俭之君，焦心劳力，犹不能救陵夷之运，遂至于颠沛而不振”。《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大量民怨亡国、民喜朝兴的史事。强调治世要安民、养民 、爱民、教民，不可劳民，使民生怨。
《资治通鉴》的史论（即“臣光曰”），据统计有二百一十八则，是儒家文化仁政礼治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标示“进德修业”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范，也详尽记录种种因“失德”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书中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司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爱戴。他晚年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文章来源：《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