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0日讯】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出版后，十分畅销，影响广泛，曾被当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拿来与现实中真人“对号”。2011年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搞“千年古镇”旅游开发，甚至为《红岩》中的虚构人物华子良修建了“华子良事迹陈列室”。这说明许多人确实把这部小说当成真实的历史纪实在看待。笔者对照敌特供词档案及文史资料，重新拜读了《红岩》，发现这部“党史小说”从史实的角度看，有不少史实讹误，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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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做《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却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死于文革（网路图片）
“磁器口大血案”与“中美合作所”
1949年12月6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派一科科长刘祥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等在渝机构。缉凶和弄清包括较场口血案、磁器口大屠杀等事件真相，是重庆公安机关镇反肃特斗争的一项内容。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饭店（“丙种会报”看守所）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这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39年秋，从小龙坎枣子堡军统临时看守所迁入。1943年春，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原看守所迁渣滓洞。1946年七八月间，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陆续撤销，息烽的72名政治犯和望龙门关押的嫌疑犯移禁渣滓洞。1947年4月，看守所迁回白公馆。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其中属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务违纪人员27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27人。“11·27”杀害28人（白公馆20人，二处寄押8人，其中一人中3枪未死），放7人，脱险19人（系二处寄押，内有小孩2人）。
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10月，国民政府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名国防部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4月改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接手关押“丙种会报”在“六一”大逮捕时逮捕的40多人，徐远举签请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批准，将重庆行营新闻处所属青训大队改为重庆行营军法处第二看守所，实际上归徐远举管辖，二处派二课上尉参谋李磊任所长，警卫组中尉组员徐贵林任管理组长，另外派了事务长和一批看守兵。12月，渣滓洞看守所恢复，先后关押政治犯300多人，包括重庆、成都、内江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共产党员约50人；计划组织“小民革”地下武装8人；重庆行营军事机关送押的新四军被俘官兵7人；因《挺进报》事件在重庆、万县、广安地区被捕的110多人；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被捕的80馀人；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被捕的10人；1949年1月，川西地下党被破坏后被捕的约30人；因组织“民革”地下武装被捕的11人；1949年9月18日，从望龙门移禁来的杨虎城将军随从2人。
这些关押人员，在北平国共和谈前后和以后释放了39人，病死5人，有人名但情况不明23人；“7·21”、“10·28”在大坪屠杀12人，“11·14”在芭蕉沟南垭屠杀30人，“11·24”杀杨虎城随从2人，“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将钟家山、梅园、白公馆、松林坡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入，军统特务亦须持通行证始准进入（这时白公馆已不作关押人犯的看守所而改为美方人员招待所）。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中美合作所所属各训练班除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尚未结业交军统接办外，其馀各班结束。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党史小说要不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正如写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小说，就不能把颐和园写成位于天安门旁边，也不允许把八达岭长城写在景山公园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
小说《红岩》49页写到：“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成岗）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众所周知：当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黄家垭口；而飞来寺是中山二路附近原苏联驻华大使馆（现第三人民医院内）。
《红岩》95页描写特务机关：“这里，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两个篆字---‘慈居’……”这也错了。老街34号“慈居”是一座砖木结构二楼一底的建筑，老式木门，山墙上横署两个隶书“慈居”。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这也错了。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朔江而上，解放前，称嘉陵江为小河，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363页中说：“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馆）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史实是：杨虎城一家4口于1947年4月30日由贵州息烽玄天洞移禁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四一图书馆”后面一平房内单独关押。1949年2月1日杨虎城一家3口，和关押在白公馆的宋绮云一家3口及阎继明、张醒民被专机移囚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一家从未被关押在白公馆顶楼上。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治犯）
《红岩》577页说国民党逃跑前对重庆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个目标……”史实是：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临时指挥部，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委派了指挥官，确定爆炸目标18处：电力厂2个，兵工厂10个、仓库3所，桥梁2座和国际广播电台。“一百多个目标”太夸张了。
在小说481页的注释①中，对重庆“九二”火灾作了这样的说明：“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在市区纵火。朝天门一带市区尽成焦土，数万人无家可归，死亡达万馀人。”这一注释也是错的。早在1959年，重庆公安机关就已查明“九二”火灾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火头是陕西街赣江街17号油腊铺三楼佃户陈树章家的两个女儿“玩家家”引起，因这一带都是穿斗木结构房和棚户，烈日、旋风，加上无水，朝天门顿成火海，大火延续10多小时，受灾9601户，灾民4。1万馀人，有户口可查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馀人。这是早已澄清的史实，小说再版时却没有更正过来。
此外，小说中这类史、地细节上的错误还有：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错写成了“中美号”。“在重庆、江津之间的江口夜渡长江”占领江津机场。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间，江津无机场。小说434页写到“司徒雷登还呆坐在南京，尽管共军开进了大使馆，他还赖在那里……”这个“共军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完全违背史实，违背解放军入城时的“约法八章”，是根本没有的事。小说中还有从蒋介石元旦文告到重庆解放，国共双方许多事件时序的错位，这里不作赘述。
原标题：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论误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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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做《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却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死于文革（网路图片）
“磁器口大血案”与“中美合作所”
1949年12月6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派一科科长刘祥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等在渝机构。缉凶和弄清包括较场口血案、磁器口大屠杀等事件真相，是重庆公安机关镇反肃特斗争的一项内容。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饭店（“丙种会报”看守所）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这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39年秋，从小龙坎枣子堡军统临时看守所迁入。1943年春，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原看守所迁渣滓洞。1946年七八月间，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陆续撤销，息烽的72名政治犯和望龙门关押的嫌疑犯移禁渣滓洞。1947年4月，看守所迁回白公馆。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其中属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务违纪人员27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27人。“11·27”杀害28人（白公馆20人，二处寄押8人，其中一人中3枪未死），放7人，脱险19人（系二处寄押，内有小孩2人）。
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10月，国民政府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名国防部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4月改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接手关押“丙种会报”在“六一”大逮捕时逮捕的40多人，徐远举签请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批准，将重庆行营新闻处所属青训大队改为重庆行营军法处第二看守所，实际上归徐远举管辖，二处派二课上尉参谋李磊任所长，警卫组中尉组员徐贵林任管理组长，另外派了事务长和一批看守兵。12月，渣滓洞看守所恢复，先后关押政治犯300多人，包括重庆、成都、内江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共产党员约50人；计划组织“小民革”地下武装8人；重庆行营军事机关送押的新四军被俘官兵7人；因《挺进报》事件在重庆、万县、广安地区被捕的110多人；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被捕的80馀人；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被捕的10人；1949年1月，川西地下党被破坏后被捕的约30人；因组织“民革”地下武装被捕的11人；1949年9月18日，从望龙门移禁来的杨虎城将军随从2人。
这些关押人员，在北平国共和谈前后和以后释放了39人，病死5人，有人名但情况不明23人；“7·21”、“10·28”在大坪屠杀12人，“11·14”在芭蕉沟南垭屠杀30人，“11·24”杀杨虎城随从2人，“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将钟家山、梅园、白公馆、松林坡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入，军统特务亦须持通行证始准进入（这时白公馆已不作关押人犯的看守所而改为美方人员招待所）。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中美合作所所属各训练班除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尚未结业交军统接办外，其馀各班结束。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党史小说要不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正如写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小说，就不能把颐和园写成位于天安门旁边，也不允许把八达岭长城写在景山公园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
小说《红岩》49页写到：“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成岗）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众所周知：当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黄家垭口；而飞来寺是中山二路附近原苏联驻华大使馆（现第三人民医院内）。
《红岩》95页描写特务机关：“这里，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两个篆字---‘慈居’……”这也错了。老街34号“慈居”是一座砖木结构二楼一底的建筑，老式木门，山墙上横署两个隶书“慈居”。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这也错了。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朔江而上，解放前，称嘉陵江为小河，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363页中说：“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馆）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史实是：杨虎城一家4口于1947年4月30日由贵州息烽玄天洞移禁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四一图书馆”后面一平房内单独关押。1949年2月1日杨虎城一家3口，和关押在白公馆的宋绮云一家3口及阎继明、张醒民被专机移囚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一家从未被关押在白公馆顶楼上。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治犯）
《红岩》577页说国民党逃跑前对重庆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个目标……”史实是：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临时指挥部，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委派了指挥官，确定爆炸目标18处：电力厂2个，兵工厂10个、仓库3所，桥梁2座和国际广播电台。“一百多个目标”太夸张了。
在小说481页的注释①中，对重庆“九二”火灾作了这样的说明：“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在市区纵火。朝天门一带市区尽成焦土，数万人无家可归，死亡达万馀人。”这一注释也是错的。早在1959年，重庆公安机关就已查明“九二”火灾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火头是陕西街赣江街17号油腊铺三楼佃户陈树章家的两个女儿“玩家家”引起，因这一带都是穿斗木结构房和棚户，烈日、旋风，加上无水，朝天门顿成火海，大火延续10多小时，受灾9601户，灾民4。1万馀人，有户口可查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馀人。这是早已澄清的史实，小说再版时却没有更正过来。
此外，小说中这类史、地细节上的错误还有：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错写成了“中美号”。“在重庆、江津之间的江口夜渡长江”占领江津机场。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间，江津无机场。小说434页写到“司徒雷登还呆坐在南京，尽管共军开进了大使馆，他还赖在那里……”这个“共军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完全违背史实，违背解放军入城时的“约法八章”，是根本没有的事。小说中还有从蒋介石元旦文告到重庆解放，国共双方许多事件时序的错位，这里不作赘述。
原标题：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论误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