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讯】当一个人连最起码一丝的良知和廉耻都没有的时候，尤其是作家连人性最后一丝的底线都守不住的时候，那他还管得住自己的满嘴胡言以及在乎别人会怎么说他吗？12月9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厅举行的莫言作品朗诵兼讨论会上，主持人问道：“你得了文学奖，同时有很多中国作家在监狱里面，你对这个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莫言是这样回答的：“我得了文学奖我想是因为我的文学品质比较高，所以得了文学奖。有很多的中国作家关在监狱里，这个我没听说过。而且我想每一个人进监狱其中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我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我不能随便地发表言论。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个作家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就知道有一个写了很多诗歌的人曾经也是把他的朋友给暗杀掉了，我也认识一个作家朋友，他偷过好几次钱包。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进了监狱我有什么办法?”
一个获诺奖的作家，其良知丧失、漠视道义和满嘴胡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且昧着良心讨好邪恶权贵、在全世界面前大言不惭的说谎，公然向世界宣称新闻、公民言论自由需要审查制度，而且刻意回避中国文字狱的存在，刻意回避自己同行因言获罪的事实，这是高贵的生命人格和风骨精神上一种最无耻、最卑劣的丑恶行为和无法容忍的，这本身就是在赤祼祼污辱中国人，污辱诺贝尔奖，公然践踏世界人权宣言。莫言睁眼说瞎话，无耻到家，激起公愤，必然遭到海内外良知正义的中国人和世界人士的猛烈抨击，这是无可非议、天经地义的，也是他的咎由自取，他必将臭名昭着。旅居瑞典作家茉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痛批莫言的话。她说：“我本来认为莫言他有两出戏，一个是他有农民的朴实，再一个是他有农民的狡猾。现在看来他还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卑鄙，还有无耻和卑劣。为什么无耻？他说没听说过（中国作家被囚禁），这是装聋作哑，你就曾经说过希望刘晓波早点出狱，那你至少还知道有一个刘晓波吧。除了刘晓波之外，还有那么多人，高智晟、王炳章、师涛、朱虞夫等等，都是长期坐牢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什么作家？”
莫言同时也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作家里也有坏人，被囚禁的原因很复杂，他自己就认识犯下盗窃和杀人罪的作家。对此异议作家茉莉认为莫言说的没错，而他自己恰好就是个最佳的负面例子。她说：“他说不要以为作家都是高尚的，对呀，他自己就是个例子呀！他得了这么大的奖，他污辱了这个奖，他也污辱了作家这个称号，他自己就是卑劣无耻的。”
莫言的这番话自然激起众多的反应。媒体人“不吃米饭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批评说：“记者追问、网上质疑都谈不上‘逼迫’他表态，可能会形成压力，但他有权不回答，可他偏要拙劣地回答……他忽而把新闻检查混同于机场安检，忽而把因言获罪混同于偷鸡摸狗入狱……他一直在辩解，漏洞越来越大。”
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表示：“怯懦无罪，沉默无罪，但是，故意混淆视听到睁眼瞎的地步，则是人性上最大的不诚实。莫言难道连个政治顾问朋友也没有？他完全可以得体回答又不会使他丧失自由，不失去他拥有的任何东西。就是微博上被视为体制内声音、整天被自由派攻击的胡锡进先生也不会这样回答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李宇晖说：“原以为此人只是见识不够，看来搞错了。他竟把因言获罪的人和凶手盗贼类比，还自诩‘文学品质’，太让人呕吐了。”
北京作家崔卫平表示：“作家不一定去抵抗，但不能抵消追求自由的努力；一个人可以沉默，但不能胡搅蛮缠。”网民“朱增光”则说：“在人人自危的国度，你为自己造船没有关系，但你不能污蔑那些牺牲自己来造灯塔的人。”
在网易论坛上，网民“黎明盼天亮”采用了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他说：“在这个制度里，坐牢的作家不一定高尚，但高尚的作家一定被坐牢。”
网民“股长333”在网易论坛上发帖称：“坐牢的不一定高尚，但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奖并坐牢是很高尚的。没坐牢的不一定就不高尚，但莫言在今天的语境下这样说，肯定是不高尚的。”
网民“潘嘉伟PatrickPoon”则讥讽说：“莫言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对，他本人就不是高尚的。”
尽管莫言在回答提问时充分发挥了他善于讲故事的优势，他绞尽脑汁，丑态百出，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他不愿意公开作答的。当被问到一些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时，莫言的选择是拒绝回答。
他说：“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都可以提问题。当然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政治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个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政治需要政治家来研究，我没有深刻地研究，所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我不正确的话就误导了读者，所以我还是不太愿意回答。
莫言的确很狡诈，而且很阴险，说明白了他在胡搅蛮缠，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在一个专制国度里作家与政治是密不可分。没有政治，怎么会产生中宣部？没有政治，怎么会盛产犬儒文妖？没有政治，怎么会发生“南周”事件？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度里，政治，就是独裁的屠刀！政治，就是文奴的生命！中国人最会玩弄政治！现在莫言却无愿提政治，还某场所说与政治无关，甚至还说自己写作的时候不是党员，这样一个文学与体制的双生子，居然满嘴胡言。人们无禁试问，莫言的小说里那些故事情节难道没有与政治一点关系吗？若与政治无关，他怎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若与政治无关，怎么会产生出诺贝尔这样的授奖词：莫言的描写“令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祼地呈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一个网友这样说过：“世界的美丽，人类的幸福，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人类期冀幸福繁衍的理想是否达成，也取决于政治，所以，人们若不关心政治，就等于不关心后代，连动物、植物都不如。对于政治，某些中国人，只是最好的观众。这些中国人还有个很大的怪癖，即：我做不到的，也不让你做到！”
中国的确是一个特色另类的国家，在什么样的制度里生活就会滋长着什么样的奴民和帮闲。所以，中国至今依旧是个独裁专制的国家，依然没有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说政治与人无关，不是奴才，就是脑残。只要有点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没有政治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尊严、思想精神和生命价值的人生，那些变相狡辩无耻宣称自己与政治无关，尤其是生活在当代特色中国的文奴们，其实就是一种患有人格精神的犬儒病，这种自欺欺人、奴颜婢膝、自我标榜和媚骨狡辩狰露出奴才犬儒文妖怪胎的特性本质。
胡平先生在其《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的序言中有一段话：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所说：极权统治者“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抱严肃态度，他就不可能无不同政见。如果你一定要避免不同政见之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压根不要有自己的政见，至少是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莫言获奖有违诺贝尔提倡的人文精神。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见作家茉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专访时表示，莫言的演讲没有发人深省的内容，他的作品中缺乏诺贝尔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没有对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瑞典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对诺贝尔遗嘱的背叛。
一个文人，要想青史留名，除要有超凡的学识外，更需要有服人的德行。元代大文豪赵孟虎（音），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但由于背宋投元，后人多有诟病。近代大文豪郭沫若，既是作家、诗人，又是古文字家、考古学家，头上的光环数不胜数，但他为了个人名利，竟出卖良心道德，甘做暴君的犬奴，让世人不齿。从这个意义上说，廖亦武才算是个大写的人，而莫言充其量只能算作没有骨气的变色龙。
这就是莫言的可悲和可怜之处。成为体制内作家和官员的莫言最让人诟病的有三点：一是某年5月底参加了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并且扬言绝不后悔。莫言为此辩解说《延安讲话》“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退席以抗议异议作家戴晴出席；三是在重庆为唱红打黑献诗。而他在获奖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言“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更让人觉得莫言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脊梁以及其品德人格的确出了问题。因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可以软弱，但不能谄媚。
中国特色制度下的当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这副嘴脸，昧着良心，厚颜无耻，没有人格，所以，甘为犬儒文奴，甘当走狗帮凶。他们为了自身的一官半职和地位功利，为了跻身于权贵集权，媚骨向专制政权摇尾乞怜，甚至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处心积虑，献媚取宠，为极权政治开脱、辩护、洗刷，甚至唱赞美诗。于是，一大批所谓的知识分子便在“和谐盛世”的大舞台上粉墨登场，施展手脚。
对于莫言的评价，我觉得作家刘水概括得很到位，很深刻。笔者摘自部分与大家分亨，他认为：“莫言获奖，事实上演绎为国家象征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对社会大众的启发，将远远超越诺奖和文学本身，权且称为“莫言现象”。作为诺奖带动的世界级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现实中国最终都要重新接受人类良知、普世价值的审视。文学是文化或文明的载体、“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这是常识。将莫言获奖，单纯从诺委会（西方）或中国现实、以文学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颇。对他以文学呈现的国家政治特征，却不能放弃警觉。“莫言现象”作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讨还不充分。
‘文学中国’无法替代‘现实中国’。中国人都明白，1949年后的‘现实中国’远比莫言的‘文学中国’恐怖与苦难。
莫言被西方普遍认可为批判体制的写作者，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并不认可这种判定──中国社会的政治残暴、道德败坏和价值混乱，非文学所能表达。也并非莫言的虚构小说多有份量，而是当局对包括网络异议言论的残酷打压，才让他有机会被诺委会拣选。廖亦武与莫言是同时代作家，1980年代与莫言几乎同时成名，他们的笔端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如果真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廖亦武纪实作品在大陆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莫言虚构小说的读者群体将被严重分化。有意无意淡化莫言的体制和政治身份，其实掩盖的是中国大陆“因言治罪”的残酷现实；许多公众不敢面对事实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许多人看不清这一点。
不能说莫言获奖一事一无是处，此事至少为检验中国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诺奖得主获得如此广泛关注和分歧。专制权力精准到可将文学奖赏瞬间转换为现实政绩，标榜国富民强。不同社会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对莫言获奖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几乎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屁股决定大脑”在这次文学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现，实用主义打通了文学与政治界限。褒扬或贬低莫言的程度，与他们跟体制的距离相关。为了面子和所谓集体尊严，会放弃是非观和价值判断，这其实表明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原始生命观和存在感。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社会，文学与政治分离，作家与社会身份分离，这都是正常的。但在专制中国，现实社会本就是政治的组成部份，如果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就无从准确解读作品及其呈现的社会和个人；如果将作家与其政治身份剥离，将压低作家作为“人类良心”的标准。”
刘水的精辟评论，无疑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深刻认识和理性思考，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特色作家们。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向邪恶权贵奴颜媚骨的不是正真的作家，从索尔仁尼琴高贵的不屈的终身向权贵挑战的头颅上，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正真的永远值得人民敬仰的作家，而一个丧失人格漠视道义的作家只是一条专制的走狗！在一个人类信息文明的今天，是该到了彻底反思自己的时候了，怎样确定自己的身份──做一个高贵尊严的中国人！
一个作家确实应该关心人的命运，现在中国人的命运，就是生活在被殖民的国家，被精神殖民的国家的人的命运。中国人民所有的痛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被西来邪灵占领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中国人最根本的命运是什么，就是反独裁，反专制，反殖民，反迫害，反精神奴役。这就是最应该关心的中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个独裁专制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邪恶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独裁专制把知识份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狗，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郭沫若的优孟人生以今天的莫言都折射出独裁邪恶体制下自甘堕落的知识份子的缩影。
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孔庆东、韩德强等，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犬儒主义的当代中国，成就一群强盗强占了我们的家园，在暴力淫威下文奴们不去关心反抗者的命运，不去关心抗议者的声音；却去关心服从者的命运，却去关心甘心被强奸人的命运。当你们被这群强盗强奸时，你们不去发出反抗的声音，却发出呻吟哀求，进而温柔顺从变相献媚，甚至极力支持，并高调拍手称快，成为强盗的帮腔，让强奸犯误以为你们偶尔还有快感和幸福，于是，强盗流氓给你们地位荣誉，继续强奸，淫荡社会。
犬儒文妖是一种病态，是独裁专制下滋生的一种人格精神分裂症病态的怪胎产物。在中国，患上这种病的人很多很多，无论上层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普通文化中国人，如果这种人不加以批判，其对中国人的危害程度是不可想像的，会使更多的中国人更加奴性和人妖，尤其是对我们中华文化重塑、民主自由和文明转型起着阻碍和抵制的严重后果。
无数血淋淋的惨痛历史告诫我们，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独裁专制，就将会在什么问题上犯错误，甚至丢掉性命，任何人对独裁专制心存幻想或寄予期望，都是为邪灵补充和输注能量，都是对人民的残忍与荼毒，都是在耗费损害自己的生命和未来。
“平庸年代没有公知，只有广场派战士。”我很赞同高晓松这句话，的确如此，那些被海外媒体列为百名“公知人物”，有几个是真正具有天下胸怀、民族大志、民主智慧和人道精神？有几个面对黑恶中国，敢于英勇挑战独裁屠夫以及慷慨奔赴，唤醒民心？高晓松说的没错，公共知识分子，民国时代有，战国时代有，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孔子、孟子。但是，平庸年代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公知，而是公知加战士，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像林昭一样做一个英勇挑战独裁专制的自由战士，面对邪恶，视死如归，敢于担当，勇于挑战，肩负重任，唤醒民心，慷慨奔赴，奋力抗争，引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出来，真正当家做主人！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才能腾飞！
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历史关头，生死抉择！尤其是被历来视为铮铮傲骨的士大夫，更要在我中华危难时刻担当责任──国难当头，岂能旁观；救国救民，义不容辞；肝胆相照，慷慨奔赴。然而，被视为中华脊梁的当代知识精英，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奴颜媚骨，彻底沉沦……痛我中华，悲我神州，这是我中华历史以来最耻辱和堕落的时代，这也体现出一个具有高贵尊严生命的耻辱和悲哀，更体现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不幸和悲哀。
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有一群优秀的国民才能构建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强盛的国家先泱的要件是全民觉醒，万众共识，团结奋进，虽然国家面临黑暗人治，邪恶透顶，作为国民，我们都应尽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因为你是构成的一份子，责无旁贷岂能涉身于外。所以，生命的宽度，蓝色的梦想。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我们对国是提出兴利除弊，我们有义务提出忠谏，我们有责任批评政府不作为，有使命肩负重任，有勇气抗争暴政，我们期望在呐喊和抗争中迫使当局妥协，达成共识，进行变革，令政权转上民主宪政，让民众决定适当人选，我们痛恨这种黑暗制度，更痛恨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知识骨精和政治骨精，但我们希望这“恨”是包含“普世价值”的恨，恨其“践踏人权，蹂躏生命”，这恨的底蕴是以“和平”和“仁爱”为出发点，不到万不得已切勿产生“暴力”念头，历史证明，中国文明转型成功必须以“爱”为基石，必须以“非暴力”为基准，否则必将重演改朝换代的“历史悲剧”。“暴力”救不了中国！民主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目的！
在此，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此为警钟，铭心刻骨。尤其是中国精英，勿当儿戏，若不想善恶同归，玉石同焚，重演悲剧，那么请对人民妥协，把权力归还人民，让中国和平走进民主社会，这样才能和睦相处，和谐共荣，兴盛中国。宽容和妥协，是以爱为前提，一切是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这个文明，爱之深而责之切，责之切而恨之痛。纵观世界，浩瀚历史，泱泱中华，当代中国人这种爱恨交加，纠结悲愤，有几个能解其中苦？爱不是纵容，不是顺从，更不是对恶的沉默，恰恰相反，爱是一种在呐喊和抗争中的良知发现和勇敢表现。是一种历史使命和民族担当的勇气和信心！中国当代独裁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兴风作浪六十馀载，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放弃了文明大爱、民族大志、国家胸怀和人文精神，放弃了自己的人格、风骨、良知和正义，一步一步的退让，一步一步堕落。这就是当代中国全盘沉沦，即将崩溃的真正悲剧。
中国将何处去？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全民觉醒，没有全民共识，没有全民行动，在信息文明的今天，是很难震撼这个邪恶体制！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在于民间草根，主宰中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手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点点滴滴，真真切切，人人努力，慷慨奔赴，亿万连心，凝聚力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人民的力量！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将再次点亮东方！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让生命迸射光芒，一种爱让社会变成美好！
世界最温暖人心的不是炉火，而是爱心。因为爱，我们才对生命的珍惜；因为关切，我们才对人类社会存在的隐患忧心忡忡；因为忧患，我们才对民族和国家担负起历史责任。生命的伟大，就是在于坚持真理，肩负重任，勇敢担当，坚守良知，高扬正义，坚定执着，坚强不屈。
爱在天地间，爱在良知中。良知，也称良心、天良，他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一种神性，或曰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是奠定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块人性基石，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个纽带。没有了良知，人类将会堕落成兽类；没有了良知，社会终将会人人为敌，没有了良知，人类则会走向自灭。一个没有良知的人是可怕的，一个没有良知的民族是邪恶的，一个没有良知的社会更是恐怖的。维护良知就是维护我们的生命，维护良知就是维护我们的未来。
拷问人性良知，我们深省自责。人最不能背叛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的良心。因为人良知的缺失才是人生的另一种最灾难深重的不幸和苦难，而这种不幸和苦难是永无终尽的。在西来邪灵彻底的扭曲了这个社会、扭曲了许多人的灵魂的今天；在有多少权贵精英、贪官刁官、文化名流、学者叫兽、暴富巨商拜倒在这个政治娼妓的石榴裙下的今天；在成千上万的文奴、艺奴、警察、酷吏、科痞、记者、医生等都抛弃了他们的良知，充当了邪恶迫害信仰的犯罪工具的今天；在这个丧失人性伦理和漠视生命价值的今天；在我们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良知是什么的今天，在很多权贵、政客和知识分子出卖自己良心出卖自己灵魂的今天，“良心”变得弥足珍贵了。
人性虽被魔化，人心却在燃烧。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良知，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正义，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生命的气节。人不能失去自己高贵的头，对那些就失去了高贵的头的人，必然被人民看不起，必定被历史唾弃的！
人生最大的一种苦难，就是良知的缺失。没有良知的人肯定是一种人性变异，生命变质，必然走上邪道。所以，人是因为拥有良心才会成为人，否则就不成为人了。古人云：心正行正，心邪行邪。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历史照亮人前行。历史见证了一个中国最为真实、黑暗、邪恶和残酷的社会现状。六十馀载严酷历史证明，中国正在朝最坏的方向堕落，社会、族群的分裂即将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如果你相信这种体制会自我改革，相信权贵集权主动让利百姓，相信这个万毒邪恶良心发现，那么母猪都上树了。丢掉幻想，勿抱希望。若以天下为公、普世众生，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话，那么，请你赶快抛弃邪灵，远离邪恶，毅然、决然做出生死抉择，让灵魂洗礼，给生命一个新的选择！
自由中国梦，民主宪政梦，是我们坚定不移、致死不渝的信念、理想和真理。
爱在呼唤，心在激荡，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梦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人心不会熄灭，梦想在我们心中，中国母亲倾听儿女的梦想，期待儿女敢于做梦。让爱充满光阳，让梦变成现实。来吧！我的中国同胞！一起自由畅想，一起快乐梦想！我的中国心，你的中国梦，所有梦想的中国人，行动是生命梦想的基石！
参考资料：
1、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2、胡平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3、外媒的《2012年中国官员十大雷语颁奖》
4、外媒的《盘点“牛气”县委书记“事迹”》
5、郭泉的《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都死绝了？》
6、孙乃修的《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7、新生的《杨振宁与郭沫若》
8、佟新的《郭沫若的优孟人生》
9、苦胆的《忽闻“这里是中国”》
10、古镜的《良知的最后拷问》
11、文武的《莫言之误》
12、张伦的《可怜的莫言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可怜》
13、外媒的《莫言满嘴“荒唐言”听者谁解其中味？》
14、外媒的《没听过中国作家被关，莫言是真言或胡言？》
15、杨宁的《廖亦武与莫言谁是大写的人历史已给出答案》
16、刘水的《莫言文学与体制的双生子》
17、度北的《日本为什么敢对钓鱼岛“国有化”》
18、度北的《“清明时节”为什么众多中国人缅怀赵紫阳》
2013/01/09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莫言是这样回答的：“我得了文学奖我想是因为我的文学品质比较高，所以得了文学奖。有很多的中国作家关在监狱里，这个我没听说过。而且我想每一个人进监狱其中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我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我不能随便地发表言论。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是个作家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就知道有一个写了很多诗歌的人曾经也是把他的朋友给暗杀掉了，我也认识一个作家朋友，他偷过好几次钱包。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进了监狱我有什么办法?”
一个获诺奖的作家，其良知丧失、漠视道义和满嘴胡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且昧着良心讨好邪恶权贵、在全世界面前大言不惭的说谎，公然向世界宣称新闻、公民言论自由需要审查制度，而且刻意回避中国文字狱的存在，刻意回避自己同行因言获罪的事实，这是高贵的生命人格和风骨精神上一种最无耻、最卑劣的丑恶行为和无法容忍的，这本身就是在赤祼祼污辱中国人，污辱诺贝尔奖，公然践踏世界人权宣言。莫言睁眼说瞎话，无耻到家，激起公愤，必然遭到海内外良知正义的中国人和世界人士的猛烈抨击，这是无可非议、天经地义的，也是他的咎由自取，他必将臭名昭着。旅居瑞典作家茉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痛批莫言的话。她说：“我本来认为莫言他有两出戏，一个是他有农民的朴实，再一个是他有农民的狡猾。现在看来他还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卑鄙，还有无耻和卑劣。为什么无耻？他说没听说过（中国作家被囚禁），这是装聋作哑，你就曾经说过希望刘晓波早点出狱，那你至少还知道有一个刘晓波吧。除了刘晓波之外，还有那么多人，高智晟、王炳章、师涛、朱虞夫等等，都是长期坐牢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什么作家？”
莫言同时也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作家里也有坏人，被囚禁的原因很复杂，他自己就认识犯下盗窃和杀人罪的作家。对此异议作家茉莉认为莫言说的没错，而他自己恰好就是个最佳的负面例子。她说：“他说不要以为作家都是高尚的，对呀，他自己就是个例子呀！他得了这么大的奖，他污辱了这个奖，他也污辱了作家这个称号，他自己就是卑劣无耻的。”
莫言的这番话自然激起众多的反应。媒体人“不吃米饭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批评说：“记者追问、网上质疑都谈不上‘逼迫’他表态，可能会形成压力，但他有权不回答，可他偏要拙劣地回答……他忽而把新闻检查混同于机场安检，忽而把因言获罪混同于偷鸡摸狗入狱……他一直在辩解，漏洞越来越大。”
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表示：“怯懦无罪，沉默无罪，但是，故意混淆视听到睁眼瞎的地步，则是人性上最大的不诚实。莫言难道连个政治顾问朋友也没有？他完全可以得体回答又不会使他丧失自由，不失去他拥有的任何东西。就是微博上被视为体制内声音、整天被自由派攻击的胡锡进先生也不会这样回答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李宇晖说：“原以为此人只是见识不够，看来搞错了。他竟把因言获罪的人和凶手盗贼类比，还自诩‘文学品质’，太让人呕吐了。”
北京作家崔卫平表示：“作家不一定去抵抗，但不能抵消追求自由的努力；一个人可以沉默，但不能胡搅蛮缠。”网民“朱增光”则说：“在人人自危的国度，你为自己造船没有关系，但你不能污蔑那些牺牲自己来造灯塔的人。”
在网易论坛上，网民“黎明盼天亮”采用了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他说：“在这个制度里，坐牢的作家不一定高尚，但高尚的作家一定被坐牢。”
网民“股长333”在网易论坛上发帖称：“坐牢的不一定高尚，但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奖并坐牢是很高尚的。没坐牢的不一定就不高尚，但莫言在今天的语境下这样说，肯定是不高尚的。”
网民“潘嘉伟PatrickPoon”则讥讽说：“莫言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对，他本人就不是高尚的。”
尽管莫言在回答提问时充分发挥了他善于讲故事的优势，他绞尽脑汁，丑态百出，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他不愿意公开作答的。当被问到一些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时，莫言的选择是拒绝回答。
他说：“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都可以提问题。当然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政治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个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政治需要政治家来研究，我没有深刻地研究，所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我不正确的话就误导了读者，所以我还是不太愿意回答。
莫言的确很狡诈，而且很阴险，说明白了他在胡搅蛮缠，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在一个专制国度里作家与政治是密不可分。没有政治，怎么会产生中宣部？没有政治，怎么会盛产犬儒文妖？没有政治，怎么会发生“南周”事件？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度里，政治，就是独裁的屠刀！政治，就是文奴的生命！中国人最会玩弄政治！现在莫言却无愿提政治，还某场所说与政治无关，甚至还说自己写作的时候不是党员，这样一个文学与体制的双生子，居然满嘴胡言。人们无禁试问，莫言的小说里那些故事情节难道没有与政治一点关系吗？若与政治无关，他怎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若与政治无关，怎么会产生出诺贝尔这样的授奖词：莫言的描写“令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祼地呈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一个网友这样说过：“世界的美丽，人类的幸福，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人类期冀幸福繁衍的理想是否达成，也取决于政治，所以，人们若不关心政治，就等于不关心后代，连动物、植物都不如。对于政治，某些中国人，只是最好的观众。这些中国人还有个很大的怪癖，即：我做不到的，也不让你做到！”
中国的确是一个特色另类的国家，在什么样的制度里生活就会滋长着什么样的奴民和帮闲。所以，中国至今依旧是个独裁专制的国家，依然没有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说政治与人无关，不是奴才，就是脑残。只要有点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没有政治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尊严、思想精神和生命价值的人生，那些变相狡辩无耻宣称自己与政治无关，尤其是生活在当代特色中国的文奴们，其实就是一种患有人格精神的犬儒病，这种自欺欺人、奴颜婢膝、自我标榜和媚骨狡辩狰露出奴才犬儒文妖怪胎的特性本质。
胡平先生在其《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的序言中有一段话：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所说：极权统治者“虽然控制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抱严肃态度，他就不可能无不同政见。如果你一定要避免不同政见之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压根不要有自己的政见，至少是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莫言获奖有违诺贝尔提倡的人文精神。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见作家茉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的专访时表示，莫言的演讲没有发人深省的内容，他的作品中缺乏诺贝尔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没有对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瑞典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奖是对诺贝尔遗嘱的背叛。
一个文人，要想青史留名，除要有超凡的学识外，更需要有服人的德行。元代大文豪赵孟虎（音），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但由于背宋投元，后人多有诟病。近代大文豪郭沫若，既是作家、诗人，又是古文字家、考古学家，头上的光环数不胜数，但他为了个人名利，竟出卖良心道德，甘做暴君的犬奴，让世人不齿。从这个意义上说，廖亦武才算是个大写的人，而莫言充其量只能算作没有骨气的变色龙。
这就是莫言的可悲和可怜之处。成为体制内作家和官员的莫言最让人诟病的有三点：一是某年5月底参加了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并且扬言绝不后悔。莫言为此辩解说《延安讲话》“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退席以抗议异议作家戴晴出席；三是在重庆为唱红打黑献诗。而他在获奖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言“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更让人觉得莫言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脊梁以及其品德人格的确出了问题。因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可以软弱，但不能谄媚。
中国特色制度下的当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这副嘴脸，昧着良心，厚颜无耻，没有人格，所以，甘为犬儒文奴，甘当走狗帮凶。他们为了自身的一官半职和地位功利，为了跻身于权贵集权，媚骨向专制政权摇尾乞怜，甚至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处心积虑，献媚取宠，为极权政治开脱、辩护、洗刷，甚至唱赞美诗。于是，一大批所谓的知识分子便在“和谐盛世”的大舞台上粉墨登场，施展手脚。
对于莫言的评价，我觉得作家刘水概括得很到位，很深刻。笔者摘自部分与大家分亨，他认为：“莫言获奖，事实上演绎为国家象征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对社会大众的启发，将远远超越诺奖和文学本身，权且称为“莫言现象”。作为诺奖带动的世界级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现实中国最终都要重新接受人类良知、普世价值的审视。文学是文化或文明的载体、“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这是常识。将莫言获奖，单纯从诺委会（西方）或中国现实、以文学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颇。对他以文学呈现的国家政治特征，却不能放弃警觉。“莫言现象”作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讨还不充分。
‘文学中国’无法替代‘现实中国’。中国人都明白，1949年后的‘现实中国’远比莫言的‘文学中国’恐怖与苦难。
莫言被西方普遍认可为批判体制的写作者，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并不认可这种判定──中国社会的政治残暴、道德败坏和价值混乱，非文学所能表达。也并非莫言的虚构小说多有份量，而是当局对包括网络异议言论的残酷打压，才让他有机会被诺委会拣选。廖亦武与莫言是同时代作家，1980年代与莫言几乎同时成名，他们的笔端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如果真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廖亦武纪实作品在大陆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莫言虚构小说的读者群体将被严重分化。有意无意淡化莫言的体制和政治身份，其实掩盖的是中国大陆“因言治罪”的残酷现实；许多公众不敢面对事实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许多人看不清这一点。
不能说莫言获奖一事一无是处，此事至少为检验中国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诺奖得主获得如此广泛关注和分歧。专制权力精准到可将文学奖赏瞬间转换为现实政绩，标榜国富民强。不同社会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对莫言获奖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几乎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屁股决定大脑”在这次文学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现，实用主义打通了文学与政治界限。褒扬或贬低莫言的程度，与他们跟体制的距离相关。为了面子和所谓集体尊严，会放弃是非观和价值判断，这其实表明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原始生命观和存在感。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社会，文学与政治分离，作家与社会身份分离，这都是正常的。但在专制中国，现实社会本就是政治的组成部份，如果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就无从准确解读作品及其呈现的社会和个人；如果将作家与其政治身份剥离，将压低作家作为“人类良心”的标准。”
刘水的精辟评论，无疑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深刻认识和理性思考，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特色作家们。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向邪恶权贵奴颜媚骨的不是正真的作家，从索尔仁尼琴高贵的不屈的终身向权贵挑战的头颅上，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正真的永远值得人民敬仰的作家，而一个丧失人格漠视道义的作家只是一条专制的走狗！在一个人类信息文明的今天，是该到了彻底反思自己的时候了，怎样确定自己的身份──做一个高贵尊严的中国人！
一个作家确实应该关心人的命运，现在中国人的命运，就是生活在被殖民的国家，被精神殖民的国家的人的命运。中国人民所有的痛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被西来邪灵占领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中国人最根本的命运是什么，就是反独裁，反专制，反殖民，反迫害，反精神奴役。这就是最应该关心的中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个独裁专制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邪恶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独裁专制把知识份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狗，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郭沫若的优孟人生以今天的莫言都折射出独裁邪恶体制下自甘堕落的知识份子的缩影。
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孔庆东、韩德强等，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犬儒主义的当代中国，成就一群强盗强占了我们的家园，在暴力淫威下文奴们不去关心反抗者的命运，不去关心抗议者的声音；却去关心服从者的命运，却去关心甘心被强奸人的命运。当你们被这群强盗强奸时，你们不去发出反抗的声音，却发出呻吟哀求，进而温柔顺从变相献媚，甚至极力支持，并高调拍手称快，成为强盗的帮腔，让强奸犯误以为你们偶尔还有快感和幸福，于是，强盗流氓给你们地位荣誉，继续强奸，淫荡社会。
犬儒文妖是一种病态，是独裁专制下滋生的一种人格精神分裂症病态的怪胎产物。在中国，患上这种病的人很多很多，无论上层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普通文化中国人，如果这种人不加以批判，其对中国人的危害程度是不可想像的，会使更多的中国人更加奴性和人妖，尤其是对我们中华文化重塑、民主自由和文明转型起着阻碍和抵制的严重后果。
无数血淋淋的惨痛历史告诫我们，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独裁专制，就将会在什么问题上犯错误，甚至丢掉性命，任何人对独裁专制心存幻想或寄予期望，都是为邪灵补充和输注能量，都是对人民的残忍与荼毒，都是在耗费损害自己的生命和未来。
“平庸年代没有公知，只有广场派战士。”我很赞同高晓松这句话，的确如此，那些被海外媒体列为百名“公知人物”，有几个是真正具有天下胸怀、民族大志、民主智慧和人道精神？有几个面对黑恶中国，敢于英勇挑战独裁屠夫以及慷慨奔赴，唤醒民心？高晓松说的没错，公共知识分子，民国时代有，战国时代有，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孔子、孟子。但是，平庸年代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公知，而是公知加战士，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像林昭一样做一个英勇挑战独裁专制的自由战士，面对邪恶，视死如归，敢于担当，勇于挑战，肩负重任，唤醒民心，慷慨奔赴，奋力抗争，引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出来，真正当家做主人！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才能腾飞！
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历史关头，生死抉择！尤其是被历来视为铮铮傲骨的士大夫，更要在我中华危难时刻担当责任──国难当头，岂能旁观；救国救民，义不容辞；肝胆相照，慷慨奔赴。然而，被视为中华脊梁的当代知识精英，却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奴颜媚骨，彻底沉沦……痛我中华，悲我神州，这是我中华历史以来最耻辱和堕落的时代，这也体现出一个具有高贵尊严生命的耻辱和悲哀，更体现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不幸和悲哀。
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有一群优秀的国民才能构建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强盛的国家先泱的要件是全民觉醒，万众共识，团结奋进，虽然国家面临黑暗人治，邪恶透顶，作为国民，我们都应尽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因为你是构成的一份子，责无旁贷岂能涉身于外。所以，生命的宽度，蓝色的梦想。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我们对国是提出兴利除弊，我们有义务提出忠谏，我们有责任批评政府不作为，有使命肩负重任，有勇气抗争暴政，我们期望在呐喊和抗争中迫使当局妥协，达成共识，进行变革，令政权转上民主宪政，让民众决定适当人选，我们痛恨这种黑暗制度，更痛恨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知识骨精和政治骨精，但我们希望这“恨”是包含“普世价值”的恨，恨其“践踏人权，蹂躏生命”，这恨的底蕴是以“和平”和“仁爱”为出发点，不到万不得已切勿产生“暴力”念头，历史证明，中国文明转型成功必须以“爱”为基石，必须以“非暴力”为基准，否则必将重演改朝换代的“历史悲剧”。“暴力”救不了中国！民主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目的！
在此，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此为警钟，铭心刻骨。尤其是中国精英，勿当儿戏，若不想善恶同归，玉石同焚，重演悲剧，那么请对人民妥协，把权力归还人民，让中国和平走进民主社会，这样才能和睦相处，和谐共荣，兴盛中国。宽容和妥协，是以爱为前提，一切是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这个文明，爱之深而责之切，责之切而恨之痛。纵观世界，浩瀚历史，泱泱中华，当代中国人这种爱恨交加，纠结悲愤，有几个能解其中苦？爱不是纵容，不是顺从，更不是对恶的沉默，恰恰相反，爱是一种在呐喊和抗争中的良知发现和勇敢表现。是一种历史使命和民族担当的勇气和信心！中国当代独裁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兴风作浪六十馀载，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放弃了文明大爱、民族大志、国家胸怀和人文精神，放弃了自己的人格、风骨、良知和正义，一步一步的退让，一步一步堕落。这就是当代中国全盘沉沦，即将崩溃的真正悲剧。
中国将何处去？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全民觉醒，没有全民共识，没有全民行动，在信息文明的今天，是很难震撼这个邪恶体制！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在于民间草根，主宰中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手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点点滴滴，真真切切，人人努力，慷慨奔赴，亿万连心，凝聚力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人民的力量！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将再次点亮东方！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让生命迸射光芒，一种爱让社会变成美好！
世界最温暖人心的不是炉火，而是爱心。因为爱，我们才对生命的珍惜；因为关切，我们才对人类社会存在的隐患忧心忡忡；因为忧患，我们才对民族和国家担负起历史责任。生命的伟大，就是在于坚持真理，肩负重任，勇敢担当，坚守良知，高扬正义，坚定执着，坚强不屈。
爱在天地间，爱在良知中。良知，也称良心、天良，他是上天赋予人类的一种神性，或曰道德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是奠定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块人性基石，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个纽带。没有了良知，人类将会堕落成兽类；没有了良知，社会终将会人人为敌，没有了良知，人类则会走向自灭。一个没有良知的人是可怕的，一个没有良知的民族是邪恶的，一个没有良知的社会更是恐怖的。维护良知就是维护我们的生命，维护良知就是维护我们的未来。
拷问人性良知，我们深省自责。人最不能背叛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的良心。因为人良知的缺失才是人生的另一种最灾难深重的不幸和苦难，而这种不幸和苦难是永无终尽的。在西来邪灵彻底的扭曲了这个社会、扭曲了许多人的灵魂的今天；在有多少权贵精英、贪官刁官、文化名流、学者叫兽、暴富巨商拜倒在这个政治娼妓的石榴裙下的今天；在成千上万的文奴、艺奴、警察、酷吏、科痞、记者、医生等都抛弃了他们的良知，充当了邪恶迫害信仰的犯罪工具的今天；在这个丧失人性伦理和漠视生命价值的今天；在我们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良知是什么的今天，在很多权贵、政客和知识分子出卖自己良心出卖自己灵魂的今天，“良心”变得弥足珍贵了。
人性虽被魔化，人心却在燃烧。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良知，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正义，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生命的气节。人不能失去自己高贵的头，对那些就失去了高贵的头的人，必然被人民看不起，必定被历史唾弃的！
人生最大的一种苦难，就是良知的缺失。没有良知的人肯定是一种人性变异，生命变质，必然走上邪道。所以，人是因为拥有良心才会成为人，否则就不成为人了。古人云：心正行正，心邪行邪。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历史照亮人前行。历史见证了一个中国最为真实、黑暗、邪恶和残酷的社会现状。六十馀载严酷历史证明，中国正在朝最坏的方向堕落，社会、族群的分裂即将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如果你相信这种体制会自我改革，相信权贵集权主动让利百姓，相信这个万毒邪恶良心发现，那么母猪都上树了。丢掉幻想，勿抱希望。若以天下为公、普世众生，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话，那么，请你赶快抛弃邪灵，远离邪恶，毅然、决然做出生死抉择，让灵魂洗礼，给生命一个新的选择！
自由中国梦，民主宪政梦，是我们坚定不移、致死不渝的信念、理想和真理。
爱在呼唤，心在激荡，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梦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人心不会熄灭，梦想在我们心中，中国母亲倾听儿女的梦想，期待儿女敢于做梦。让爱充满光阳，让梦变成现实。来吧！我的中国同胞！一起自由畅想，一起快乐梦想！我的中国心，你的中国梦，所有梦想的中国人，行动是生命梦想的基石！
参考资料：
1、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2、胡平的《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3、外媒的《2012年中国官员十大雷语颁奖》
4、外媒的《盘点“牛气”县委书记“事迹”》
5、郭泉的《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都死绝了？》
6、孙乃修的《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7、新生的《杨振宁与郭沫若》
8、佟新的《郭沫若的优孟人生》
9、苦胆的《忽闻“这里是中国”》
10、古镜的《良知的最后拷问》
11、文武的《莫言之误》
12、张伦的《可怜的莫言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可怜》
13、外媒的《莫言满嘴“荒唐言”听者谁解其中味？》
14、外媒的《没听过中国作家被关，莫言是真言或胡言？》
15、杨宁的《廖亦武与莫言谁是大写的人历史已给出答案》
16、刘水的《莫言文学与体制的双生子》
17、度北的《日本为什么敢对钓鱼岛“国有化”》
18、度北的《“清明时节”为什么众多中国人缅怀赵紫阳》
201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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