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3日讯】 毛邓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台湾《美丽岛》这本党外的政论刊物生存时间不长，却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一九七九年八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广。
《美丽岛》杂志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这个杂志庞大的社务委员、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编辑名单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其服务处遍及岛内各地，蔚成规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发表了许多像尤清的《论抵抗权》、吕秀莲的《谈法统》、姚嘉文的《“叛国”论——国不可叛，民不可辱》、《爱国论——有生民之国，自有爱国之民》这样的文章，也发表费希平、黄信介、康宁祥就政治问题向行政院长提出的质询，其中第三项质询是“如何建设民主体制”——
三十年间，台湾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所得不断增加，教育日趋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平，启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感。在农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依赖传统的权威意识维系；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必须依赖理性的民主意识维系。毋庸讳言，由于政府当局未能满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积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纳入理性化的民主体系，应为今日急待解决的课题。疏导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须顺其流向引导，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绪的氾滥，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美丽岛》第二期）
第三期发表费希平的《限制组党是否违宪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不满行政院长就党禁问题作出的答覆，提出七点质疑要求院长翔实答覆：
根据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国家应有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才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个政党无法涵盖全国人民的愿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在往日历史中，只有德国的国社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才不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我们自称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这民主法治国家的行政院长，居然宣布禁止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这与独裁政权又有甚么区别呢？
为理想社会需要有人高调的争取
与此同时，一九七九年的大陆也有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而遭到被捕，民主墙当时虽然没有被封杀，但民刊、大字报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墙运动即将告终。表面上看，两岸民间争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岛上有地方选举，且部分党外人士通过选举已经成为民意代表，有机会直接问政，像费希平他们那样，即使最敏感的党禁问题，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并要求行政院长做出答覆，这是两岸的差距。
即使“美丽岛案”，导致大批党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没有逆转这一进程。台湾之所以完成和平转型，固然取决于雷震、殷海光到《美丽岛》群体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三四十年间，几代人付出的代价，包括流血、坐牢、失业等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一个保障每个人享受正常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低调理想社会，需要无数人高调的理想和牺牲去争取。但是，仅有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足以造成这样巨大的转型，毫无疑问，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不可忽略，正如储安平早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
当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拥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他锒铛入狱的命运即已注定。其实，他对邓还是缺乏足够的了解，邓不是“蜕化”，也不是“骗取人民的信任后”如何，邓从来就没想过要搞民主，也从来没想过甚么“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党主，只有党的利益，他的命运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这个他所栖身的党绑在一块的，他是钢铁公司也好、绵里藏针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党，他的身家性命、权力地位也都只有在这个党机器里才能实现。
邓小平心中从来只有党没有民主
一九七九年他果断地抓魏京生，刻画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之交他果断地拿下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他又果断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论、果断地下令戒严、动用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不是他“蜕化”了，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是一贯的，一九五七年他就是反右运动的一线总指挥，他之深受毛的欣赏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劲，他超强的执行力，最关键的就是他眼中只有这个党——一个完全党化的邓。
因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毛、邓等在泱泱大陆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所以任何有可能触及党利益，触及他们权力神经的举动都是绝不允许的，要说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解构，那也是“六四”以后才慢慢真正开始的。
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二○一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八十后”和“九十后”青年对政府不满较多，近七成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不少网友看到这一消息后表示，岂止八○后、九○后，六○后、七○后也是如此。但是在铜墙铁壁般的维稳体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也很难有公开的表达，这种日复一日的长期压抑最终会造成甚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无人知道。新生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往哪里去？求生存，求温饱，还能求发展吗？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杂志呼唤的合理社会，没过多少年就在海峡彼岸开始出现，而且一天天朝着更合理的方向演进，那时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观海峡此岸，魏京生们仍流亡海外，归国无期，而新生代面对的只有无所不在的压制、压抑、压榨和压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刚”这些新词、新短语的背后，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社会，飘荡在古老中国上空的仍是世袭制的幽灵、血统论的阴魂，任何合理的种子在这里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没有可以生长的缝隙，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我想把这个问号写在古老的天空上。
文章来源：《开放》
一九七九年八月，台湾《美丽岛》杂志问世时，提出了“培养新生代的生机、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口号，以发行人黄信介名义发表的发刊词《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说：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动荡的世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在逼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广。
《美丽岛》杂志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仅仅出了四期，《美丽岛》就随着高雄事件的发生而夭折了，这本民间的政论刊物，在短短几个月中曾激动过美丽岛上许多读者的心，也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前的《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台湾政论》一脉相承，却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政治力量借助一个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结，这个杂志庞大的社务委员、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编辑名单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其服务处遍及岛内各地，蔚成规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发表了许多像尤清的《论抵抗权》、吕秀莲的《谈法统》、姚嘉文的《“叛国”论——国不可叛，民不可辱》、《爱国论——有生民之国，自有爱国之民》这样的文章，也发表费希平、黄信介、康宁祥就政治问题向行政院长提出的质询，其中第三项质询是“如何建设民主体制”——
三十年间，台湾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所得不断增加，教育日趋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平，启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感。在农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依赖传统的权威意识维系；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安定必须依赖理性的民主意识维系。毋庸讳言，由于政府当局未能满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积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纳入理性化的民主体系，应为今日急待解决的课题。疏导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须顺其流向引导，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绪的氾滥，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美丽岛》第二期）
第三期发表费希平的《限制组党是否违宪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不满行政院长就党禁问题作出的答覆，提出七点质疑要求院长翔实答覆：
根据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国家应有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才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个政党无法涵盖全国人民的愿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在往日历史中，只有德国的国社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才不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我们自称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这民主法治国家的行政院长，居然宣布禁止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存在，这与独裁政权又有甚么区别呢？
为理想社会需要有人高调的争取
与此同时，一九七九年的大陆也有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而遭到被捕，民主墙当时虽然没有被封杀，但民刊、大字报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墙运动即将告终。表面上看，两岸民间争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岛上有地方选举，且部分党外人士通过选举已经成为民意代表，有机会直接问政，像费希平他们那样，即使最敏感的党禁问题，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并要求行政院长做出答覆，这是两岸的差距。
即使“美丽岛案”，导致大批党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没有逆转这一进程。台湾之所以完成和平转型，固然取决于雷震、殷海光到《美丽岛》群体前赴后继的持续努力，三四十年间，几代人付出的代价，包括流血、坐牢、失业等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一个保障每个人享受正常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低调理想社会，需要无数人高调的理想和牺牲去争取。但是，仅有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足以造成这样巨大的转型，毫无疑问，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不可忽略，正如储安平早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与无”的问题。
当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拥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他锒铛入狱的命运即已注定。其实，他对邓还是缺乏足够的了解，邓不是“蜕化”，也不是“骗取人民的信任后”如何，邓从来就没想过要搞民主，也从来没想过甚么“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党主，只有党的利益，他的命运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这个他所栖身的党绑在一块的，他是钢铁公司也好、绵里藏针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党，他的身家性命、权力地位也都只有在这个党机器里才能实现。
邓小平心中从来只有党没有民主
一九七九年他果断地抓魏京生，刻画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之交他果断地拿下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他又果断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论、果断地下令戒严、动用野战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不是他“蜕化”了，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他是一贯的，一九五七年他就是反右运动的一线总指挥，他之深受毛的欣赏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劲，他超强的执行力，最关键的就是他眼中只有这个党——一个完全党化的邓。
因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毛、邓等在泱泱大陆建立起来的这个清一色党化社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没有党外，甚至没有民间，所以任何有可能触及党利益，触及他们权力神经的举动都是绝不允许的，要说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解构，那也是“六四”以后才慢慢真正开始的。
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二○一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八十后”和“九十后”青年对政府不满较多，近七成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下层”或“中下层”。不少网友看到这一消息后表示，岂止八○后、九○后，六○后、七○后也是如此。但是在铜墙铁壁般的维稳体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也很难有公开的表达，这种日复一日的长期压抑最终会造成甚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无人知道。新生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往哪里去？求生存，求温饱，还能求发展吗？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杂志呼唤的合理社会，没过多少年就在海峡彼岸开始出现，而且一天天朝着更合理的方向演进，那时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观海峡此岸，魏京生们仍流亡海外，归国无期，而新生代面对的只有无所不在的压制、压抑、压榨和压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刚”这些新词、新短语的背后，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社会，飘荡在古老中国上空的仍是世袭制的幽灵、血统论的阴魂，任何合理的种子在这里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没有可以生长的缝隙，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我想把这个问号写在古老的天空上。
文章来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