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8日讯】 走遍世界，看到中国的富人，中国的穷人。听见中国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如一条丧失国籍的狗，时而哀鸣，时而狂吠，时而夹住尾巴沉思。
我在回忆，并用嘴巴说出。这不容易。因为此刻的思绪如漫天大雪，不知该说什么。
中国是故事大国，因为共产党，中国变成了故事大国，我曾经在中国捡拾了三百多个故事，当局受不了，禁我的书，于是我的书只能在地摊发行，印刷低劣，字迹模糊，甚至夹杂在色情杂志和政治内幕之间——我沦为一个既没有报酬、又要承担风险的文字拾荒者——为养家餬口，我不得不向海外投稿，替流亡刊物写专栏——成为一个挣少量报酬，却要承担更大风险的文字拾荒者。许多写作同行被投进监狱，他们抨击时政，我从不抨击，我主张平心静气地说故事。我和官方作家的区别，是说故事和编故事的区别。
河内还剑湖旁的黯然神伤
我离婚两次，判刑一次，被抓若干次，被搜查若干次，终于如我的朋友刘晓波，茁壮成长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去年夏天，因为即将在德国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面临十年以上监禁的威胁。于是，我在黑社会的帮助下逃离中国。我在越南潜伏了三天，我漫无目的，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间穿行；我坐在河内的还剑湖旁，听忧伤的土着民谣，眼眶竟然湿润；我失魂落魄地返回小旅馆，紧闭门窗，在空调和电扇的夹击下，将自己剥得赤条条。我信手做了些简单记录：
十三号通过银行转帐，付出黑道定金四千块。
二十八号夜里，女友小金已有预感，半夜起床，摸我的手，她的手凉透了，我惊醒了。
二十九号中午，我出发前，问她昨夜为啥心血来潮摸我的手？她说我想安慰你。别害怕别害怕，我在为你念佛呀。也为刚刚去了天国的李林山念佛呀。
共产党不垮台，我就回不去。今生也不知何时能够再见到小金。我们曾同舟共济几年，眼下时过境迁，缘分断了，可其中的沧海桑田，在纸上，在心里，断不了。
流亡之后，我的书在多国出版。我不得不飞去飞来，在若干语言不通的异邦做推广。去年九一一前夕，我从德国去美国，因为检查周密，进海关花了三个多小时。正一筹莫展之际，抬头却突然望见一黑人警官冲我微笑，胸前竖着我的英文新着《上帝是红色的》。我用中文说“上帝原来是黑色的”，他不懂，却牵引着我脱离迷途。
在美国唐人街继续底层采访
当晚我入住纽约市中心时报广场旁边的旅馆，无边无际的楼群，犹如随时向宇宙发射的无边无际的火箭群，而最醒目的广告位，却是“新华通讯社”和“五粮液”；也就是中国外派间谍机构和中国最闻名的白酒。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跑了十几个城市。纽约法拉盛华人区的脏乱差，还有骗子成堆，令我瞠目结舌，以为又回到了祖国境内某一车站或码头。密密匝匝的温州人店铺，往往同时经营手机、裤衩、乳罩、导游手册、三明治以及色情书刊。从深不可测的笑容意会到，他们还同时经营暗娼和黑工。我买了一手机卡，付了三个月费用，打了一个月就欠费，我后悔没有牢记柜台间的交易宗旨：无需身份，无需信用，无需登记，无需多问。真他妈的自由啊。我应该在法拉盛找一黑店住下，继续我在国内的底层采访。
在纽约行色匆匆，而在洛杉矶，一街头牧师带领我暗访黑店，也就是若干家庭旅馆中的一个——这是北京上访村的镜头重播，几平方米的地盘，五张上下床，躺着十个等待政治避难的年轻人，南来北往，南腔北调。由于从前的灰色阅历，我的兴奋劲儿上涌，就没话找话，东拉西扯。原来他们都是山区农民，进城打工数年，省吃俭用积累数万，就追漂洋过海的移民时髦，找一冠面堂皇的旅行社，付出押金，办好旅游手续，就冒冒失失飞来了。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他们一进洛杉矶中国城就四散奔逃，遍街汉语招牌，四季如春，即使露宿街头也没问题啊。旅行社更没问题，一颗人头几万的押金就不用退了。
接下来就是找几块钱一宿的家庭旅馆，找移民律师楼（据说洛杉矶有五百多家），争取政治避难。地下教会、法轮功、一胎化受害者、民运份子，看那种原因通过的可能性大些。如果你在国内还不是基督徒，那就赶快去洛杉矶当地的华人教会吧，彻底忏悔，受洗归主，兄弟姐妹才好帮忙。你在礼拜活动中，说不定还将碰上共产党贪官、不法巨贾的儿孙或二奶，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家早就卷款潜逃，来这儿侍奉高鼻子上帝了。你一乡村大屁孩，在中国永远找不到这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降临
避难理由千篇一律，在国内你不是基督徒？那就是慕道友了，参加家庭团聚时，警察破门而入，他们搜身，他们命令你抱头蹲下，他们侮辱你毒打你，甚至将你带走关押。你走投无路，又不能背叛主，只能含泪告别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故土，远涉重洋追寻真理。移民审查官的耳朵早听出茧疤了，但又无法原地取证，就只能凭感觉判断真伪。有一位二十三岁的姑娘，汉字拼音都不认识，更别提英文字母了，教会姊妹和律师强化训练她个把月，进展甚微。到了见移民官那天，她磕磕巴巴地陈述“亲身经历”，破绽百出。于是移民官毫不客气地打断她，吩咐背诵《主祷文》。这是程式，每个自称的基督徒都必须背诵《主祷文》，然后审查结束——姑娘一瞅移民官脸色，立即知道完蛋了，并立即悲从中来。
她千辛万苦、历经磨难，最终还得被递解出境，灰头土脸回国，被政府扣押，被父老乡亲瞧不起，人财两空——她情不自禁地哭起来，逐渐大放悲声，在嚎啕中还念叨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泣不成声。移民官大惊失色，而旁边的律师更惊叹上帝显灵——《主祷文》是他教的，他压根没看出这个弟子是表演天才——一个杰出的新移民就这样诞生了，她的事迹经过渲染，在源源不断的初来乍到者里流传，给人以蓬勃的生机。于是信主的羔羊成倍增加，在普天同声的《赞美诗》中，亲历过天安门大屠杀的学生领袖、士兵、指挥官、穷人、富人、曾经作恶多端而今回头是岸的人，都热泪盈眶了。忏悔吧，宽恕吧，不要追究任何羔羊的来历，因为耶稣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上十字架，替古往今来者，洗清了古往今来的罪。
可是在铁桶一般的中国，曾经揭露酷刑法轮功学员的基督徒律师高智晟，已经失踪多年。直至不久前人们才知道，他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身心遭受难以想像的摧残；基督徒医生徐永海，因从事家庭教会的非法活动，老屋被强行坼除。他坚持在坼迁废墟上举行上帝敬拜，惊动大批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入狱，他获刑三年；我的狱友，基督徒诗人李必丰，前不久被构陷，以经济诈骗罪，第三次被判刑。而真实的原因，是当局认为他资助我出逃。
中国游客已经攻占了巴黎
李必丰今年四十八岁，三次刑期加起来，长达二十四年。他一再偷越国境，一再被拿获，在奔逃的途中，他写下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篇。我的出逃和他没丝毫关系！我公开声明了多少次，也没有用；我通过柏林文学节，发起全球作家的签名救援，也没有用；我在和艾未未、哈金、赫塔·穆勒、萨尔曼·拉什迪的联合呼吁中，指出“制造敌人是危险的”，更没有用——上帝为什么不救救祂的孩子？难道上帝也惧怕共产党，只在西方显灵？
独裁中国和自由世界就这样密不可分。有一部法国虚构电影叫《解放军占领巴黎》，五星红旗遮天蔽日，曾在中国盗版市场掀起畅销热浪，可如今，旅游团代替解放军占领巴黎，在市中心老佛爷百货公司一带，疯狂购物的祖国同胞如洪水氾滥，你根本用不着讲法语或英语。于是野生导游应运而生，我多年未见的流亡者朋友某某，迫于生计，也干上“野导”，包括把地下工厂制造的假名牌服装批发给游客。有一次，他替北京一检察官代表团做导游，心里忿忿不平，就边开车边指桑骂槐。
不料坐在副驾的胖子笑容可掬地拍拍他的肩：兄弟你是六四跑出来的吧？受苦了受苦了。其实啊，我们知道的贪污腐败比你骂的还凶险十倍！今天不谈这个了，还是带我们去买东西好吗？于是，我朋友就率领九个检察官去专卖店，去事先约定的法籍售货员的柜台，要最贵的名牌化妆品。法国人说不不，我朋友也说不不。于是法国人解释说，这个牌子目前限量生产，非常紧俏，即使预订，至少得两个星期之后才能取货。
检察官们着急了，因为他们只在此逗留三天。我朋友叽叽咕咕一阵法语，看表情比检察官们还急。接下来法国人两手一摊，打了两个电话，吱吱唔唔保证三天内取货。当然价格也随机上涨三倍。其实货就藏在柜台底呢。我朋友叹息说，没想到我当年追求中国民主崛起，最后却落得狠宰中国崛起的贪腐为生。
啊，哈佛那不朽的终极权势
沿地球兜圈儿，在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我呼吸的学术氛围有些变味儿。是的，我走在校园，总有人提醒，某某伟人曾在这儿散步，某某伟人曾在这儿教书或眺望。可等到我这几十年后的小人再度眺望时，耳边却有人提醒，这是中共高官子女的海外招牌摇篮，杀人魔王薄熙来的公子在此就读，还花钱雇了两个美国保镖。中共为哈佛带来了多少经济好处，我无从知晓，可我大约明白，因为教授头衔的终身制，哈佛象征着一种不朽的“终极权势”。
所以哈佛教授傅高义才有恃无恐，出版上千页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公然为杀戮者辩护——是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调动了二十多万野战军，围剿北京城，沿途射杀了近千名要求民主改革的抗议群众。我在新书《子弹鸦片》里记载，邓小平就这样改变中国。
德国人、美国人、法国和英国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你们身边，你们受得了吗？可是中国人忍受下来，忍受了二十馀年，并在经济腾飞的喧嚣中，无可奈何地选择遗忘。
邓小平通过杀戮改变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因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了。我在前辈诗人比尔曼的汉堡家里，看见一张历史图片，莱比锡的街道和广场，滚滚的人流。东德人将老者和孩子留在家里，他们担心当局会模仿中国，选择开枪镇压——但是没有，因为天安门大屠杀太恐怖，东德当权者没胆量重蹈覆辙，被后世唾骂。
接着是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铁血士兵们放下武器，示威民众戏剧化地胜利——正如中国戏剧化地坠入后极权的深渊。
墨西哥竟有七个保镖跟着我
我不合时宜地在哈佛费正清汉学中心朗读了天安门大屠杀之夜完成的《大屠杀》，因为情绪激烈或时过境迁，教授们投票的结果，认为视频不宜放上校园网站。接着，新西兰的文学节受到来自中国使馆的警告，在我登机前夕，取消了我的音乐朗读会。我止步于澳大利亚，刚晒一阵太阳，喝一阵红酒，新华社驻悉尼分社社长竟然率副手找到我，苦口婆心，动员我回归美丽祖国，并且拍胸脯担保没事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我的出逃细节。
再接着是前不久，墨西哥出版我的书，要在瓜达拉哈拉书展上做宣传，中国政府居然致函主办方，说我是在逃罪犯，命令取消有关我的一切活动。这下子将自由过度的墨西哥人激怒了。我飞抵当晚，警察局长和文化部长（太奇异的搭配）来接站，前后都是警车，一路还拉警报——我是作家、政府要员、还是黑道大亨？我们入住希尔顿大酒店，此后，七个持枪保镖相伴始终，包括吃饭、逛街、接受采访、演讲和上厕所。翻译说这比较正常，墨西哥枪支公开买卖，几年间被暗杀的人数超过五万。我说暗杀文人干嘛。翻译说前苏联时期，和你情况相似的“寄生虫”诗人布罗茨基（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接到政府派遣刺客来索命的消息，坐卧不安，就向警局报案。结果政府也给他安排七个保镖，同吃同睡达两年，连泡妞做爱也眼睛不眨地立在旁边。崩溃的布罗茨基就只好跑美国了。
还好我只待八天。滚回德国前夕，我与保镖们在郊外合影，也与三个特种兵合影，我举起两把大号手枪，笑嘻嘻的。照片传回国内，友人们又传上推特。引起纷纷议论——墨西哥真混乱啊，连老廖这种底层狗东西都持枪自卫了！如果在中国，还不被当场击毙？
我站在这儿，掐掐自己的肉，我还嬉皮笑脸地活着，没事儿。
中国不分裂，你永远是一个囚徒
二○一二年十月，创立于一八八六年的渔夫出版了我的《子弹鸦片》，这是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的新书，其中包括一份来之不易的《死亡名单》。这太不合时宜，因为中国已经腾飞，有资格对人类的普世价值高声说不。凭着超级廉价市场和超级购买力，还有超级的投资移民黑钱，面对高居不下的侵犯人权记录，中国可以说不；面对西藏人的连环自焚，中国可以说不；面对监狱黑幕的政治囚徒，中国可以说不；面对上访者、环境污染、有毒食品、法轮功、地下教会、网络实名制，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西方越来越多迎合的声音，认为刽子手真受到了委屈，抓人杀人也许是迫不得已？言论审查制度也如飞机安检一样，迫不得已——更可怕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小说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王力雄早就预言，黄祸将在全球弥漫。良知、道义、怜悯、同情、母爱，这些连某些智力稍微发达的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价值，将被全球化与后极权的合谋所颠覆。如果共产中国迟迟不分裂，如果改变了政治制度而依旧保持大一统，像目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那么十五亿人将永远没有安全感；如果其中一两亿人因为在祖国丧失安全感而不择手段移民，那么西方将无法承担快速增长的低素质人口及人口污染的压力。
当尸骸遍野／你向人世间低头／你从来不是国家的敌人／你只是一个囚徒
网络间流传着幸福大街乐队的《冷兵器》。是的是的，像谭作人、像刘晓波、像李必丰、许万平、高智晟、郭飞熊、刘贤斌、陈卫、陈西，许多许多政治囚徒，只是希望祖国越变越好的温和的人。不像我廖亦武，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对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爱国者绝望。主张分裂的我，是国家的敌人，而他们不是。
我将在这个世界舞台继续晃荡。如一条丧失国籍的狗，时而哀鸣，时而狂吠，时而夹住尾巴沉思。
我的家乡在一杯酒里。如果哪一天我不幸戒酒，我的家乡就在白日梦里。
我的内心永无宁日。谢谢。
（二○一二年最后一天凌晨三点半，柏林）
更新于︰2013-02-06
－－原载开放
我在回忆，并用嘴巴说出。这不容易。因为此刻的思绪如漫天大雪，不知该说什么。
中国是故事大国，因为共产党，中国变成了故事大国，我曾经在中国捡拾了三百多个故事，当局受不了，禁我的书，于是我的书只能在地摊发行，印刷低劣，字迹模糊，甚至夹杂在色情杂志和政治内幕之间——我沦为一个既没有报酬、又要承担风险的文字拾荒者——为养家餬口，我不得不向海外投稿，替流亡刊物写专栏——成为一个挣少量报酬，却要承担更大风险的文字拾荒者。许多写作同行被投进监狱，他们抨击时政，我从不抨击，我主张平心静气地说故事。我和官方作家的区别，是说故事和编故事的区别。
河内还剑湖旁的黯然神伤
我离婚两次，判刑一次，被抓若干次，被搜查若干次，终于如我的朋友刘晓波，茁壮成长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去年夏天，因为即将在德国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面临十年以上监禁的威胁。于是，我在黑社会的帮助下逃离中国。我在越南潜伏了三天，我漫无目的，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间穿行；我坐在河内的还剑湖旁，听忧伤的土着民谣，眼眶竟然湿润；我失魂落魄地返回小旅馆，紧闭门窗，在空调和电扇的夹击下，将自己剥得赤条条。我信手做了些简单记录：
十三号通过银行转帐，付出黑道定金四千块。
二十八号夜里，女友小金已有预感，半夜起床，摸我的手，她的手凉透了，我惊醒了。
二十九号中午，我出发前，问她昨夜为啥心血来潮摸我的手？她说我想安慰你。别害怕别害怕，我在为你念佛呀。也为刚刚去了天国的李林山念佛呀。
共产党不垮台，我就回不去。今生也不知何时能够再见到小金。我们曾同舟共济几年，眼下时过境迁，缘分断了，可其中的沧海桑田，在纸上，在心里，断不了。
流亡之后，我的书在多国出版。我不得不飞去飞来，在若干语言不通的异邦做推广。去年九一一前夕，我从德国去美国，因为检查周密，进海关花了三个多小时。正一筹莫展之际，抬头却突然望见一黑人警官冲我微笑，胸前竖着我的英文新着《上帝是红色的》。我用中文说“上帝原来是黑色的”，他不懂，却牵引着我脱离迷途。
在美国唐人街继续底层采访
当晚我入住纽约市中心时报广场旁边的旅馆，无边无际的楼群，犹如随时向宇宙发射的无边无际的火箭群，而最醒目的广告位，却是“新华通讯社”和“五粮液”；也就是中国外派间谍机构和中国最闻名的白酒。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跑了十几个城市。纽约法拉盛华人区的脏乱差，还有骗子成堆，令我瞠目结舌，以为又回到了祖国境内某一车站或码头。密密匝匝的温州人店铺，往往同时经营手机、裤衩、乳罩、导游手册、三明治以及色情书刊。从深不可测的笑容意会到，他们还同时经营暗娼和黑工。我买了一手机卡，付了三个月费用，打了一个月就欠费，我后悔没有牢记柜台间的交易宗旨：无需身份，无需信用，无需登记，无需多问。真他妈的自由啊。我应该在法拉盛找一黑店住下，继续我在国内的底层采访。
在纽约行色匆匆，而在洛杉矶，一街头牧师带领我暗访黑店，也就是若干家庭旅馆中的一个——这是北京上访村的镜头重播，几平方米的地盘，五张上下床，躺着十个等待政治避难的年轻人，南来北往，南腔北调。由于从前的灰色阅历，我的兴奋劲儿上涌，就没话找话，东拉西扯。原来他们都是山区农民，进城打工数年，省吃俭用积累数万，就追漂洋过海的移民时髦，找一冠面堂皇的旅行社，付出押金，办好旅游手续，就冒冒失失飞来了。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他们一进洛杉矶中国城就四散奔逃，遍街汉语招牌，四季如春，即使露宿街头也没问题啊。旅行社更没问题，一颗人头几万的押金就不用退了。
接下来就是找几块钱一宿的家庭旅馆，找移民律师楼（据说洛杉矶有五百多家），争取政治避难。地下教会、法轮功、一胎化受害者、民运份子，看那种原因通过的可能性大些。如果你在国内还不是基督徒，那就赶快去洛杉矶当地的华人教会吧，彻底忏悔，受洗归主，兄弟姐妹才好帮忙。你在礼拜活动中，说不定还将碰上共产党贪官、不法巨贾的儿孙或二奶，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家早就卷款潜逃，来这儿侍奉高鼻子上帝了。你一乡村大屁孩，在中国永远找不到这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降临
避难理由千篇一律，在国内你不是基督徒？那就是慕道友了，参加家庭团聚时，警察破门而入，他们搜身，他们命令你抱头蹲下，他们侮辱你毒打你，甚至将你带走关押。你走投无路，又不能背叛主，只能含泪告别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故土，远涉重洋追寻真理。移民审查官的耳朵早听出茧疤了，但又无法原地取证，就只能凭感觉判断真伪。有一位二十三岁的姑娘，汉字拼音都不认识，更别提英文字母了，教会姊妹和律师强化训练她个把月，进展甚微。到了见移民官那天，她磕磕巴巴地陈述“亲身经历”，破绽百出。于是移民官毫不客气地打断她，吩咐背诵《主祷文》。这是程式，每个自称的基督徒都必须背诵《主祷文》，然后审查结束——姑娘一瞅移民官脸色，立即知道完蛋了，并立即悲从中来。
她千辛万苦、历经磨难，最终还得被递解出境，灰头土脸回国，被政府扣押，被父老乡亲瞧不起，人财两空——她情不自禁地哭起来，逐渐大放悲声，在嚎啕中还念叨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泣不成声。移民官大惊失色，而旁边的律师更惊叹上帝显灵——《主祷文》是他教的，他压根没看出这个弟子是表演天才——一个杰出的新移民就这样诞生了，她的事迹经过渲染，在源源不断的初来乍到者里流传，给人以蓬勃的生机。于是信主的羔羊成倍增加，在普天同声的《赞美诗》中，亲历过天安门大屠杀的学生领袖、士兵、指挥官、穷人、富人、曾经作恶多端而今回头是岸的人，都热泪盈眶了。忏悔吧，宽恕吧，不要追究任何羔羊的来历，因为耶稣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上十字架，替古往今来者，洗清了古往今来的罪。
可是在铁桶一般的中国，曾经揭露酷刑法轮功学员的基督徒律师高智晟，已经失踪多年。直至不久前人们才知道，他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身心遭受难以想像的摧残；基督徒医生徐永海，因从事家庭教会的非法活动，老屋被强行坼除。他坚持在坼迁废墟上举行上帝敬拜，惊动大批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入狱，他获刑三年；我的狱友，基督徒诗人李必丰，前不久被构陷，以经济诈骗罪，第三次被判刑。而真实的原因，是当局认为他资助我出逃。
中国游客已经攻占了巴黎
李必丰今年四十八岁，三次刑期加起来，长达二十四年。他一再偷越国境，一再被拿获，在奔逃的途中，他写下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诗篇。我的出逃和他没丝毫关系！我公开声明了多少次，也没有用；我通过柏林文学节，发起全球作家的签名救援，也没有用；我在和艾未未、哈金、赫塔·穆勒、萨尔曼·拉什迪的联合呼吁中，指出“制造敌人是危险的”，更没有用——上帝为什么不救救祂的孩子？难道上帝也惧怕共产党，只在西方显灵？
独裁中国和自由世界就这样密不可分。有一部法国虚构电影叫《解放军占领巴黎》，五星红旗遮天蔽日，曾在中国盗版市场掀起畅销热浪，可如今，旅游团代替解放军占领巴黎，在市中心老佛爷百货公司一带，疯狂购物的祖国同胞如洪水氾滥，你根本用不着讲法语或英语。于是野生导游应运而生，我多年未见的流亡者朋友某某，迫于生计，也干上“野导”，包括把地下工厂制造的假名牌服装批发给游客。有一次，他替北京一检察官代表团做导游，心里忿忿不平，就边开车边指桑骂槐。
不料坐在副驾的胖子笑容可掬地拍拍他的肩：兄弟你是六四跑出来的吧？受苦了受苦了。其实啊，我们知道的贪污腐败比你骂的还凶险十倍！今天不谈这个了，还是带我们去买东西好吗？于是，我朋友就率领九个检察官去专卖店，去事先约定的法籍售货员的柜台，要最贵的名牌化妆品。法国人说不不，我朋友也说不不。于是法国人解释说，这个牌子目前限量生产，非常紧俏，即使预订，至少得两个星期之后才能取货。
检察官们着急了，因为他们只在此逗留三天。我朋友叽叽咕咕一阵法语，看表情比检察官们还急。接下来法国人两手一摊，打了两个电话，吱吱唔唔保证三天内取货。当然价格也随机上涨三倍。其实货就藏在柜台底呢。我朋友叹息说，没想到我当年追求中国民主崛起，最后却落得狠宰中国崛起的贪腐为生。
啊，哈佛那不朽的终极权势
沿地球兜圈儿，在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我呼吸的学术氛围有些变味儿。是的，我走在校园，总有人提醒，某某伟人曾在这儿散步，某某伟人曾在这儿教书或眺望。可等到我这几十年后的小人再度眺望时，耳边却有人提醒，这是中共高官子女的海外招牌摇篮，杀人魔王薄熙来的公子在此就读，还花钱雇了两个美国保镖。中共为哈佛带来了多少经济好处，我无从知晓，可我大约明白，因为教授头衔的终身制，哈佛象征着一种不朽的“终极权势”。
所以哈佛教授傅高义才有恃无恐，出版上千页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公然为杀戮者辩护——是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调动了二十多万野战军，围剿北京城，沿途射杀了近千名要求民主改革的抗议群众。我在新书《子弹鸦片》里记载，邓小平就这样改变中国。
德国人、美国人、法国和英国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你们身边，你们受得了吗？可是中国人忍受下来，忍受了二十馀年，并在经济腾飞的喧嚣中，无可奈何地选择遗忘。
邓小平通过杀戮改变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因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了。我在前辈诗人比尔曼的汉堡家里，看见一张历史图片，莱比锡的街道和广场，滚滚的人流。东德人将老者和孩子留在家里，他们担心当局会模仿中国，选择开枪镇压——但是没有，因为天安门大屠杀太恐怖，东德当权者没胆量重蹈覆辙，被后世唾骂。
接着是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铁血士兵们放下武器，示威民众戏剧化地胜利——正如中国戏剧化地坠入后极权的深渊。
墨西哥竟有七个保镖跟着我
我不合时宜地在哈佛费正清汉学中心朗读了天安门大屠杀之夜完成的《大屠杀》，因为情绪激烈或时过境迁，教授们投票的结果，认为视频不宜放上校园网站。接着，新西兰的文学节受到来自中国使馆的警告，在我登机前夕，取消了我的音乐朗读会。我止步于澳大利亚，刚晒一阵太阳，喝一阵红酒，新华社驻悉尼分社社长竟然率副手找到我，苦口婆心，动员我回归美丽祖国，并且拍胸脯担保没事儿。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我的出逃细节。
再接着是前不久，墨西哥出版我的书，要在瓜达拉哈拉书展上做宣传，中国政府居然致函主办方，说我是在逃罪犯，命令取消有关我的一切活动。这下子将自由过度的墨西哥人激怒了。我飞抵当晚，警察局长和文化部长（太奇异的搭配）来接站，前后都是警车，一路还拉警报——我是作家、政府要员、还是黑道大亨？我们入住希尔顿大酒店，此后，七个持枪保镖相伴始终，包括吃饭、逛街、接受采访、演讲和上厕所。翻译说这比较正常，墨西哥枪支公开买卖，几年间被暗杀的人数超过五万。我说暗杀文人干嘛。翻译说前苏联时期，和你情况相似的“寄生虫”诗人布罗茨基（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接到政府派遣刺客来索命的消息，坐卧不安，就向警局报案。结果政府也给他安排七个保镖，同吃同睡达两年，连泡妞做爱也眼睛不眨地立在旁边。崩溃的布罗茨基就只好跑美国了。
还好我只待八天。滚回德国前夕，我与保镖们在郊外合影，也与三个特种兵合影，我举起两把大号手枪，笑嘻嘻的。照片传回国内，友人们又传上推特。引起纷纷议论——墨西哥真混乱啊，连老廖这种底层狗东西都持枪自卫了！如果在中国，还不被当场击毙？
我站在这儿，掐掐自己的肉，我还嬉皮笑脸地活着，没事儿。
中国不分裂，你永远是一个囚徒
二○一二年十月，创立于一八八六年的渔夫出版了我的《子弹鸦片》，这是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的新书，其中包括一份来之不易的《死亡名单》。这太不合时宜，因为中国已经腾飞，有资格对人类的普世价值高声说不。凭着超级廉价市场和超级购买力，还有超级的投资移民黑钱，面对高居不下的侵犯人权记录，中国可以说不；面对西藏人的连环自焚，中国可以说不；面对监狱黑幕的政治囚徒，中国可以说不；面对上访者、环境污染、有毒食品、法轮功、地下教会、网络实名制，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西方越来越多迎合的声音，认为刽子手真受到了委屈，抓人杀人也许是迫不得已？言论审查制度也如飞机安检一样，迫不得已——更可怕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小说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王力雄早就预言，黄祸将在全球弥漫。良知、道义、怜悯、同情、母爱，这些连某些智力稍微发达的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价值，将被全球化与后极权的合谋所颠覆。如果共产中国迟迟不分裂，如果改变了政治制度而依旧保持大一统，像目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那么十五亿人将永远没有安全感；如果其中一两亿人因为在祖国丧失安全感而不择手段移民，那么西方将无法承担快速增长的低素质人口及人口污染的压力。
当尸骸遍野／你向人世间低头／你从来不是国家的敌人／你只是一个囚徒
网络间流传着幸福大街乐队的《冷兵器》。是的是的，像谭作人、像刘晓波、像李必丰、许万平、高智晟、郭飞熊、刘贤斌、陈卫、陈西，许多许多政治囚徒，只是希望祖国越变越好的温和的人。不像我廖亦武，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对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爱国者绝望。主张分裂的我，是国家的敌人，而他们不是。
我将在这个世界舞台继续晃荡。如一条丧失国籍的狗，时而哀鸣，时而狂吠，时而夹住尾巴沉思。
我的家乡在一杯酒里。如果哪一天我不幸戒酒，我的家乡就在白日梦里。
我的内心永无宁日。谢谢。
（二○一二年最后一天凌晨三点半，柏林）
更新于︰201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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