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8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中共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一路暴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人民似乎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无论收入还是权益，都普遍贫困。这个全球经济“老二”，似乎只表明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远非经济强国。在现行体制不改变下，中共到底能走多远呢？
奥本海默发展中市场基金的经理贾斯汀•莱弗伦兹（Justin Leverenz）于福布斯（Forbes）发表的评论指出，欲分析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政策方针时，必先记住一个原则，经济改革的成果将等同政治和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后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一直拿经济增长当作统治基础，这个事实不会轻易动摇。
莱弗伦兹指出，由于欠缺金融自由化，银行间竞争不足，资本难以流入充满活力的私有企业，土地改革也迫在眉睫，中共很难再维持每年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取而代之的是正常化的5至7%。
13亿人不知自由滋味
中国并不是自由国家，高达13亿人口不知道自由是啥滋味。在线杂志《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编辑扎凯里•凯克（Zachary Keck）引用2012年度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指出，全球约有23.7亿人民居住在不自由国家，占世界人口34%，其中13亿人来自中国。
1到7的分数中（1为最佳，7为最劣），中国的政治权利是7分，公民自由6分。藏人前仆后继的自焚行为可说是最绝望的抗议，清楚显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更尴尬的是，过去被军政府把持，公民人权和自由状况极度不佳的缅甸，民主化以后已超越中国，尽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但缅甸人至少可以骄傲地声称，他们比中国人来得自由，也拥有更多政治参与权。
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提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不太可能推出全新和具有远见的政策来对付沉重的社会问题，认为那些希望进行“有意义政治改革”之人将遭受严重打击。
贫富不均日益恶化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吉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47至0.49间，2000年是0.412，趋势无疑是上升的。一些民间报告甚至提出了0.61的惊人数字。
凯克指出，1980年到1987年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大力倡导让沿海地区的收入比内陆省份快速提升，视其为一种特殊需要，诚如邓小平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但后富者丧失机会、步伐缓慢，先富者利用权势搜刮不义之财，导致中国今日困境。
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指出，观察中国各大都市，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昭然若揭。上海市街头很容易就能看见兰博基尼和保时捷等昂贵名车的身影，而于此同时，马路边的乞丐捧着塑料杯，期待来往路人能施舍一点小爱心。
同一座城市就有如此显着差别，更遑论内陆和沿海地区，半岛电视台提到，湖北省一地的学生必须为自己准备上课桌子，与大都市里每间教室具有空调设备是天壤之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报告，当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比1997年高出26%，比1985年高出68%，情况正一步一步恶化。
新领导班底处理贫富不均时，劳动力萎缩的现实将成为绊脚石。马建堂说，相较于前一年，2012年中国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绝对数减少345万人，他将原因归咎于计划生育，并显得忧心忡忡。
资源被少数人挟持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将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矛头指向恶名昭彰的户籍制度，怀默霆告诉半岛电视台，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类似“种性”的系统，也许是中国贫富差距格外紧张之主因。
不过半岛电视台援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指出，大量研究显示，收入不均不见得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机会不均才是罪魁祸首，若国家不能赋予公民公平的竞争机会，不满将一天比一天上升。
去年12月，彭博社揭露中共八元老的后代通过国有企业积累财富，太子党和领导人家族如何利用绝佳的政治网路攫取钜富早已是公开秘密。中国大部分资源被少数人挟持，机会不均恐比贫富不均更为致命。
中共拿经济增长当作统治基础，然而在一党专政下，中国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其实呢，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按照联合国一天一美元的收入标准，中国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
在中共宣称的经济发展取得空前成就的背后，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政策，是一种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也过度透支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权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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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发展中市场基金的经理贾斯汀•莱弗伦兹（Justin Leverenz）于福布斯（Forbes）发表的评论指出，欲分析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政策方针时，必先记住一个原则，经济改革的成果将等同政治和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后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一直拿经济增长当作统治基础，这个事实不会轻易动摇。
莱弗伦兹指出，由于欠缺金融自由化，银行间竞争不足，资本难以流入充满活力的私有企业，土地改革也迫在眉睫，中共很难再维持每年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取而代之的是正常化的5至7%。
13亿人不知自由滋味
中国并不是自由国家，高达13亿人口不知道自由是啥滋味。在线杂志《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编辑扎凯里•凯克（Zachary Keck）引用2012年度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指出，全球约有23.7亿人民居住在不自由国家，占世界人口34%，其中13亿人来自中国。
1到7的分数中（1为最佳，7为最劣），中国的政治权利是7分，公民自由6分。藏人前仆后继的自焚行为可说是最绝望的抗议，清楚显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更尴尬的是，过去被军政府把持，公民人权和自由状况极度不佳的缅甸，民主化以后已超越中国，尽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但缅甸人至少可以骄傲地声称，他们比中国人来得自由，也拥有更多政治参与权。
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提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不太可能推出全新和具有远见的政策来对付沉重的社会问题，认为那些希望进行“有意义政治改革”之人将遭受严重打击。
贫富不均日益恶化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吉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47至0.49间，2000年是0.412，趋势无疑是上升的。一些民间报告甚至提出了0.61的惊人数字。
凯克指出，1980年到1987年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大力倡导让沿海地区的收入比内陆省份快速提升，视其为一种特殊需要，诚如邓小平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但后富者丧失机会、步伐缓慢，先富者利用权势搜刮不义之财，导致中国今日困境。
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指出，观察中国各大都市，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昭然若揭。上海市街头很容易就能看见兰博基尼和保时捷等昂贵名车的身影，而于此同时，马路边的乞丐捧着塑料杯，期待来往路人能施舍一点小爱心。
同一座城市就有如此显着差别，更遑论内陆和沿海地区，半岛电视台提到，湖北省一地的学生必须为自己准备上课桌子，与大都市里每间教室具有空调设备是天壤之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报告，当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比1997年高出26%，比1985年高出68%，情况正一步一步恶化。
新领导班底处理贫富不均时，劳动力萎缩的现实将成为绊脚石。马建堂说，相较于前一年，2012年中国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绝对数减少345万人，他将原因归咎于计划生育，并显得忧心忡忡。
资源被少数人挟持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将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矛头指向恶名昭彰的户籍制度，怀默霆告诉半岛电视台，别的国家没有这种类似“种性”的系统，也许是中国贫富差距格外紧张之主因。
不过半岛电视台援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指出，大量研究显示，收入不均不见得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机会不均才是罪魁祸首，若国家不能赋予公民公平的竞争机会，不满将一天比一天上升。
去年12月，彭博社揭露中共八元老的后代通过国有企业积累财富，太子党和领导人家族如何利用绝佳的政治网路攫取钜富早已是公开秘密。中国大部分资源被少数人挟持，机会不均恐比贫富不均更为致命。
中共拿经济增长当作统治基础，然而在一党专政下，中国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其实呢，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按照联合国一天一美元的收入标准，中国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
在中共宣称的经济发展取得空前成就的背后，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政策，是一种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也过度透支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权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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